《流泪的淮河》

第三章

作者:戴厚英

十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张庄生产队一直是安稳的。大家都感谢我们的张队长。要不是他在大跃进的年月里斗着胆子抗上藏粮,我们还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所以,不论外面的人怎么斗争自己的干部,我们还是把这位队长当作“青天”敬着、爱着。也依旧像从前一样忍受着他的粗话和吵骂。邻村的小郝庄生产队就和我们不一样了,他们的郝队长在那几年作恶太多,冤魂债主一起找他算帐了。他以前对社员们做过什么,如今社员们都如数奉还。打、骂、饿,这是最常见、最轻微的惩罚了,跪在石子上,大冷天剥光了上衣站在寒风里,滋味就不大好受。虽说社员与他都是同族的叔伯兄弟,但是打起骂起他来却既不心疼也不手软。他的屁股给打烂了,西装裤不能穿,只好穿老式的大裆裤,走路时还要捂着屁股。

小郝庄的社员们来找过我们的队长,要我们生产队与小郝庄生产队的贫下中农联合起来,把大队和公社的那些欺压过百姓的干部都给揭下来。我们的队长不同意。张队长说,鸭子吃稻,一还一报,报应来报应去还是老百姓吃亏。算了,你们心里有气,对老郝要打就打几下,要骂就骂几句,叫他知道厉害,下次不敢再干就行了。千万别朝要紧的地方打哟,出了人命是要吃官司的。咱要揍死人家一个都跑不了。当家作主!哼!你们要是记住了我说的这个理儿,就不会吃大亏。不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

小郝庄的人听了我们队长的话,所以郝队长还活着,烂了的屁股也结了疤。

可是想不到如今周纯一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生产队,是非又颠了个个儿,郝队长又神气起来了。屁股虽然烂了,头脑还好好的,所以周围发生的什么事他都知道。他知道周纯一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全省都有一股邪气,要反对三面红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为彭德怀翻案。他甚至于说得清《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彭德怀的关系:彭德怀根枯叶烂心不死,所以叫一个姓吴的写了这出戏,为自己叫屈。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好惹的,毛主席定下的案子谁也翻不了。他当然还知道周纯一和我的关系,他说他看见过周纯一几次到我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张队长还和他一起吃过一顿饭呢。周纯一被捉住的消息一传到我们那里,他就到了书元家,问我和高凡的下落。书元告诉他我们到高凡老家去了,他不信,说八成和周纯—一起被抓了。书元嫂子是小郝庄人,“大跃进”时曾经为了吃饭做过郝队长的相好,自从嫁给书元哥就再也没有瓜葛了。可是现在他却当着书元的面,叫书元嫂子为他点烟,书元嫂子划着一根火柴,他给吹灭,又划着一根又被他吹灭。书元嫂子气得又哭又骂,书元哥更抓住郝队长的衣领把他推出门去,对他说:你再不滚远点,我用拔猪毛的镊子拔掉你的眉毛。这话正好被刚进门来的张队长听到了,他笑着说,他那眉毛不能拔,那是贵人眉,将来还要升大官呢!郝队长果然得意地持了捋他那长达一寸、乱如荒山野草、浓若乌鸦翅膀的眉毛,说:你老弟说对了!可是他冷不防被张队长按住了头,说:我就拔一根,让我沾沾你的贵人气!张队长果然把左眼上最长的一根眉毛拔了下来,用嘴一吹,说滚吧!要不我把全村人叫来,说你调戏良家妇女,看不把你揍扁了!他灰溜溜地跑了,临走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后会有期!

从那以后,郝队长没有再上我们队里来,但是常常骑着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外跑,到公社,上县城,找造反队和军管会揭发张队长的罪状,还搬来一些不了解情况的红卫兵到我们村里来吵吵闹闹,七哄八闹的,我们的队长真的给哄倒了,成了“反对三面红旗的急先锋、反革命复辟的黑干将”了,高凡也在村里呆不下去,便天天到学校里上班,说是接受审查了。幸好他的学校乱糟糟的没有头绪,所以还没有受什么大委屈。

我们村的人还是不肯去斗自己的队长,他们一再向外来人诉说张队长的种种好处,哪知越说越糟,不但张队长所有的好处都成了罪证,连我们生产队也陷进了重围,我们成了全县闻名的文化大革命的“死角”。“贫下中农没有发动起来”啦,“阶级斗争的盖子被一小撮坏人捂住了”诸如此类的帽子一顶一顶往我们生产队头上戴。公社的造反指挥部要给我们送“东风”,郝队长便又拖着结满了伤疤的屁股来了,来帮助我们“发动群众”。

我们队的群众太难发动了,郝队长说破了嘴皮也没人听,大家心里透亮,你是个什么东西!他说我们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我们也不理他。但是对外面的压力也不能不考虑,所以书元他们出来组织造反队,对张队长明批暗保。当公社、大队或县里有人来批斗我们的队长时,书元和几个精壮的小伙子就以本村造反派的身份保护在队长的左右。要是有人要把我们队长拉到外面去斗,书元他们就跟着,疯大爷也跟着,好报个信什么的。不过,就这也够烦的,常常耽误了地里的活。好在张队长生性豁达,每一次捱完了批斗,仍旧有说有笑,有叫有骂。仍旧是张队长指挥着全队的耕种和收获,书元只是挂名元帅,专给外面人做样子的,这情景很像抗日战争中应付日本鬼子的“白皮红心”政权。

没想到疯大爷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问题。

疯大爷的事也与我和高凡有关系。我们收集小报和传单的习惯影响了他,我们不在家时,他便替我们收集起来。没事的时候,他便翻看那些小报,向村里人传达一些消息。他是前清时代的读书人,要不是家境贫穷,他说不定能考取秀才。如今,他是我们村“文化人”之一,大家都叫他“张庄报社”。

一天,疯大爷在省里一个大学的造反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叫《捻军的首领张乐行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文章说,解放以来,史学界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历史上叛徒也当作英雄加以吹捧,张乐行就是一个例证。张乐行何许人也?原来是一个欺压乡里、贩卖私盐的豪绅,后来窃据了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把农民起义领上了失败的道路。最后他自己受了招安,和刘少奇一样成为可耻的叛徒。现在,大叛徒刘少奇已经被我们当作垃圾从现实中清除了出去,那么,我们还不该把张乐行这样的叛徒,这样的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当作垃圾从历史中清除出去吗?是时候了!

张庄的人都知道,疯大爷那里,什么东西都可以由人拿去,只有一样东西是一丝一毫也动不得的,那就是张乐行在他心中的神圣地位。村上的人没有几个读过历史的,但是对张乐行这个历史人物却非常熟悉,都是疯大爷说的。疯大爷把自己所知道的张乐行的故事都讲了,只是闭口不提他和张乐行起义的关系。我因为是学历史的,所以多次缠着疯大爷给我讲一讲他的经历,他也摇头,说到我死的时候才告诉你。我只能从他一次偶然的酒后失言中知道,他可能参与了捻军的后期活动。作为一个读书人,这种行为在当时已经大逆不道了,所以疯大爷是清朝时候的“造反派”。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许多年,清朝倒了之后又换了几个朝代,疯大爷为什么对张乐行还怀着那样的感情呢?实在叫人不能理解。而且,既然如此热爱张乐行,又一直拖着一根小辫子不肯剪,更使人感到乖张古怪。我和高凡私下议论,这老人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叫他一生都不能释然的“情结”。

疯大爷不能容忍那一张小报,他用一支红笔,在那张小报上写下了许多“胡说!”,然后逢人便说这张小报如何造谣,张乐行如何好。他不但在私下里说,还要赶到各种各样人多的场合去说,甚至赶到公社的、大队的会场上去说。只要听说哪里要开会,他就赶去了,带上那张小报。人家那边散会,他这边就指手划脚地说开了。他说:

大家看到这篇文章了吧?一派胡言啊!这个写文章的人懂个屁!要知道乐老头是什么人,只有找我!我知道他,因为我跟他造过反,是他手下的造反派!我那时年纪小,没赶上看见他,可是我爷爷、爹爹见过他!张乐行,乐老头,是一条硬汉子啊!他老人家虽然家境富足,却能够杀富济贫,对抗官府,现在到哪里找这样的好汉去?说乐老头受了招安?嚼蛆!满嘴嚼蛆!我知道,我啥都知道。那是咸丰四年的事儿,满清朝廷和宿州知府郭士亨见打不过张乐行,就来了个劝降的诡计。郭士亨先派人去劝乐老头,乐老头不理,他就亲自出马了。郭士亨对乐老头说,只要你肯投降,朝廷保证高官任你做,骏马任你骑,还给你的军队发饷。你们猜乐老头说啥?嘿嘿!乐老头说,行啊!我提出三条,你们若依了,我就降,不依,咱们就打下去!你们猜乐老头提出了三条什么!嘿!嘿!不要急听我说。第一条,开仓放粮,救济百姓;第二条,我的队伍只听点不听调;第三条,我的人马不梳辫子。大家看,这是投降的条件吗?郭士亨都不敢答应啊!从此就再也不提招安的事了。乐老头最后被清兵活捉,他老人家死得好惨,是一块一块地剐死的,可是他没有说一句孬话!乐老头是叛徒?写这篇文章的小子是什么东西?给乐老头倒尿壶都嫌他騒!

这样长篇大论地说完还不过瘾,疯大爷又像以前一样打起了呱哒板,又是扭又是唱的了:

咸丰年,大歉年,

涡河两岸草吃完,

地丁钱粮逼着要,

等死不如去造反。

人们听得津津有味,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张乐行,所以有人问疯大爷:你唱的张乐行就是周纯一吧?疯大爷便用唱来回答:

你说像谁就像谁,

为民请命不是罪。

不是罪,你乱批,

九九归一你倒霉。

大家都认为,这一次疯大爷真的疯了。疯子应该有胡言乱语的权利,所以听他这样说唱,也都一笑了事,既不相信也不追究。可是几天前,他在公社说唱的时候,碰上一个路线斗争觉悟很高的中学教师,从他的说唱中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为周纯一鸣冤叫屈,为“青天书记”和彭德怀翻案。这位教师写了一篇稿子,把自己的发现在省里的大报上披露了。这位教师呼吁大家注意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说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限制,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时也相应地采取了通俗的、能为农民所接受的形式,比如唱莲花落,装疯卖傻。

这一下疯大爷可出名了。那年头,大家都有一种爱好,看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不一定都是幸灾乐祸,主要的是好奇。一般人很难想象,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怎么敢和党中央、毛主席对抗,这种人不是天生有反骨,就是有三头六臂,有非凡的力量。所以,每当他们发现那些形形色色的斗争对象不过是和自己一样的男女时,总多少有点失望。疯大爷的事迹更能刺激人们的好奇心了,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竟有这么大的胆量,这么猖狂的劲头!莫不是真有魔法和功夫?有人甚至认为是哪一路的神仙下凡,故意考验凡人的。所以,来张庄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一来,就将疯大爷团团围住,要他说,要他唱,说了唱了,就叫他回答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接着就是哄笑,批判,间或还有推操和殴打。

村里人都想保护疯大爷,不断地对人们说他是真疯了,几十年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这样的解释哪里能抵挡住那些如痴如狂的“革命小将”?他们把疯大爷当猴子一样的耍弄。

每天晚上,书元两口子都要为疯大爷清洗被人泼脏了的衣服,梳理被人扯乱了的头发,劝他把那脑袋后巴上的细细的小辫子剪掉,他都不理不睬,只用疯疯癫癫的说唱回答,说什么“我装疯,我卖魔,装疯卖魔无奈何”,“我吃苦,我受罪,罪有应得不怨谁”,“不低头,不装孬,死到临头伸直腰”……

眼看着疯大爷越来越疯,村里人一筹莫展。这几天他索性脸也不洗,头也不梳,没日没夜地扭唱起来了。后脑勺上的小辫子被“小将”们揪来扯去,只剩几根毛了,老鼠尾巴似的在脑后巴拖着。

管不了他,也只好由他去了。大家觉得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别人也许不会对他下毒手,就让他疯到底,疯到死吧!

可是疯大爷却突然失踪了。已经是两天一夜不归村,是自己跑出去的,还是被人家抓去了,谁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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