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人!》

第16节

作者:戴厚英

      赵振环:为了找回我自己,我接受你们的审判。

没有想到一下子会遇到这么多老同学,我一时愣住了。我常常思念你们啊!每当想到孙悦,我就会联想到你们。特别是你,何荆夫!一九六二年,我代表自己和孙悦给你写了一封信:“我们结婚了,生活得十分幸福。我们希望你早日完成改造任务。也祝愿你幸福。”是这样写的。这些日子我想过多少遍了。这是冷酷的。傲慢的、可恶的信啊!那时候,你既是我的“情敌”,又是我的“阶级敌人”。然而我更看重前者。我对自己的胜利总是既高兴又担心的。因为我内心懂得,你比我有力。孙悦当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姑娘,她只会受你的吸引,而不能与你匹配。可是再发展下去,我就毫无自信了。因此,我努力用感情牵引孙悦,扯断你与孙悦的联系。你想不到吧,后来我又自己扯断了自己牵系的红线,陷进了深深的污泥里……而现在,你和孙悦结合了吗?

我一个一个地打量他们,他们也打量我。我多么想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你们每一个人,可是你们的眼睛阻止了我。是我的突然到来使你们惊奇,是我的满头白发使你们感到陌生,还是你们鄙薄我的为人?为什么你们的眼神充满冷淡、疑虑、敌意,唯独没有热情?

何荆夫没有让我进屋,难道他还不是这里的主人?谁也不让我进屋,却拥着我离开屋子更远。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嘴里嗫嚅地说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来看看孙悦和孩子……”谁也不理我。

他们终于站定了。这儿看不见孙悦的住处了。何荆夫首先向我伸出了手:“还认识我吧?”我迟疑地把他的手握了握说:“不知道你已经回到学校。你……”我还想问他成家了没有,但不敢说出口,我怕听到任何回答。许恒忠也对我伸过手,他比以前更瘦弱,但仍然是风流小生的派头。其他同学也把手伸给了我。可是吴春,却始终抱着膀子充满敌意地看着我。

我把手伸给他,叫声:“吴春!”他仍旧抱着膀子不动,冷冷地说:“我不与你握手。我正有话要对你说。我劝你不要打扰孙悦了,你把她害得还不够吗?老何,我去和孙悦打个招呼,就说我们先走了。你把这小子带到你那里。”

何荆夫不住在这里,他另外成家了?

吴春去了,何荆夫拉起我的手臂,温和地说:“走吧,我们不会吃掉你!”

我随着他们一起走。心里翻腾着各种滋味。我们曾经无数次手挽手走在校园里,想不到若干年以后会有这样的会见。自从离开孙悦,我就想象着老同学见面会怎么对待我。我害怕这一天,又企望着这一天。我千方百计地打听着他们的消息,小心翼翼地回避与他们见面。今天碰上了,是我自己送上门来的。我感到苦:景物依旧,人事全非了。我也感到甜:我从他们的责备中看到,横在我和朋友们之间的壁垒开始塌陷……

“刚到吗?”一见面,许恒忠就好心地问了我一句。

我点点头。刚下火车我就到这里来了。我估计孙悦不会搬家,果然还住在这里。这间温馨的小屋,原是我的家,住着我们一家三口人。

“是出差来的,还是特地来的?”何荆夫问我,盯住我看。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什么也不能回答。一下子说不清楚啊!我是出差来的。又是特地来的。也可以说是偷着来的。

一个多月前,我和兰香分居了。我首先破坏了我们的约法三章,实在是忍耐不下去了。

事情还是与王胖子有关联。总编辑叫我写一篇文章,批评一个戏。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戏,不肯写。总编辑生气了。他对我说:“好吧,我找别人去写。不过老赵,我觉得你应该加强组织观念。你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就不能叫你做点事情吗?”这是什么话?凡是分内应做的事情,我什么没有做呢?难道在他领导的报社里工作一定要像当年的奴隶一样把全部自由都交给他吗?可是他却把自己驾驭别人的慾望叫做“组织观念”!我顶了他:“这不是我的分内事。我是记者。”他冷笑着说:“你倒很认真地划分内分外了。前几年你不是很随和吗?”想往政治上扣了!我才不在乎。我说:“在魔鬼当权的世界里,我不能要求做人的条件。在人的世界上,我当然要做一个人。”我给他留了一点面子,没有说:前几年你不是也很“随和”吗?你给江青写了几封检讨信,不过江青没有理睬你罢了!灵魂本来是准备出卖的,但是没有卖掉。既然如此,应该清洗一下落在灵魂上的灰尘才是,为什么反而夸耀起来了?

总编辑没有强迫我,但给我扣了一顶时兴的帽子:“民主个人主义者”。我查查它的出处,实在想不出我为什么应该戴上这顶帽子。随便说我什么主义吧,反正我不再写违心的文章了。我够了。

多少次了?我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今天写文章批判昨天的文章,而明天又来批判今天。认识我的人都问我:“你有几副嗓子?调门变得这么快!”我嘴里打着哈哈说:“嗓子只有一副,可是音域宽广,而且学会了多种发声方法,所以任何调门也拗折不了我的嗓子。”可是心里是什么滋味哟!每当这时我就想起电影《家》里高老太爷命令他的不肖儿子自打耳光的场面来:“打!自己打!”观众笑了,这个丑角!我也在扮演丑角。还有算帐的日子呢!交代主观动机,检查客观效果,挖掘思想根源,制定改正措施……每一次运动中都是这一套。每一次我都知道改不了的,永远改不了。果然检查的墨迹未干,我又“重犯”了。就这样,我慢慢地丧失了一个人民记者的责任感和光荣感,丧失了一个人的自尊和自信,我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工具,完全失去了我自己。

这教训还不够吗?违心的文章,我决不再写,就是不写。帽子总不比良心重吧?

三天后,报上登出了一篇文章,是批评那个戏的。署名晓旺,是王胖子。两天前他还对我说,这种差事摊到他头上,他也要拒绝!这个无耻的王胖子!我真不愿意对他正眼看一看!

好戏连台。王胖子文章见报后第三天,总编辑宣布:“王xx的表现很好,以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根据党的一贯政策,让他回采访部工作,并恢复原来的职务——采访部主任。”王胖子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了。这倒也没啥,我虽然姓赵,却也不以“赵老太爷”自居,以为自己头上照着什么官星。孙悦的爷爷曾说我是“文曲星”,看来应验了。不是文人吗?而且笔也曲来路也曲。这位老爷子!他与我的父亲是我们镇子上两个有名的老古董。文坛与官场,同样不太平。我是离开这两个东西越远越好的。可是冯兰香——我只能这么叫她!她一天到晚向我嘀咕个没完:“到手的好差事叫人家拿去了。你就不能学学人家王胖子?”“主任这头衔我倒不爱,可是以后讲按劳付酬,主任硬是比一般记者拿的钱多。我不嫌钱烫手!”嘀咕你就嘀咕去,我丢给你两个耳朵,一个管进,一个管出。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你又是打酒,又是买菜,把王胖子请到家里,请求他向总编辑推荐我当采访部的副主任!

就是那一天,我当着王胖子的面和冯兰香公开闹了一场,对王胖子也很不客气地说了一通。我搬到报社住了。

报社立即出现了关于我的各种舆论:翘尾巴。个人主义。嫉妒王胖子。要甩掉工人老婆。我不管这些,只顾埋头干活,空下来,搞点学术研究,也许,我终究要离开报社,到大学教书去。我可以教新闻学。

王胖子真是脸皮厚。他俨然一副领导的架子,一见面就拍我的肩膀:“老赵啊,群众的议论不要听!群众嘛!我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我喜欢你这种倔脾气。知识分子嘛,是该有点个性。像我这样大小当个干部就不那么自由了!”我想啐他一脸!可是报社里竖着这样的牌子:“请勿随地吐痰”。

昨天,王胖子在报社宿舍里找到我,笑嘻嘻地说:“给你一件美差,到d地去采访一次。山明水秀的地方啊,可以散散心。而且d地离c城很近,高兴的话,你可以去c城看看自己的母校。路费,我给你报销!”

美差?我心里清楚,总编辑给我送鞋子了。质地很高,尺寸略小。这种领导,我太清楚了。多少是个业务上的内行,所以对于“才”倒是格外看重的。一方面,以千里马自居,另一方面,又以伯乐自居。可是不用多久,你就会发现:在“人才”听从他的调遣的时候,他是“爱才”的。因为这些“人才”可以作为他的资本,抬高他的身价。可是如果“人才”不那么驯服呢?他可就“忌才”了。因为,这时候,这些“人才”会遮掩了他的光毫。然而,可以顺便到c城去,这是真的,这叫我动心。我对王胖子说:“可以考虑。”

“考虑什么哇!老赵呀老赵,你是我们报社里一匹千里马呀!这趟差非你去不可哟!”

什么差事?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采访。我是老记者了,这还不懂?我摆开王胖子正要拍到我肩膀上的手,对他说:“千里马,万里马,总归是马。马是给人骑的。”

“哈哈哈!精辟!独到!可以说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的新释。伯乐识马、养马、爱马,归根到底是为了驭马。不让人驾驭的马,日行万里也没人爱呀!多好的一篇杂文题材!你写,我给你送给总编辑!”他的唾沫星子飞迸。

我又想“随地吐痰”了,但还是忍耐住了。我冷冷地对他说:“王主任,你完全听错了我的意思。我宁可作一个跛足而有心的人,不愿作一匹只知奔跑而无头脑的千里马。”

他愣了愣,又哈哈大笑地对我拍打起来:“好,好!有个性!我喜欢有个性的人。去不去呢,到d地?”

“去!”我答应了,当天夜里就动身。我没有直接去d地,而是先在c城下车了。这么做,我谁也不告诉。也不会找王胖子去报销车费的。

何荆夫见我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也不再问我什么了。

我们来到教工宿舍。何荆夫还是单身汉,不要问,一看房间的样子就知道了。我的心骤然紧张起来,说不清是怕还是愧。

“坐!”何荆夫客气地给我搬了一张凳子。我刚刚坐下,吴春回来了。他一回来,房间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因为他瞪着大眼看我的样子有点吓人。他的这双眼睛常常是同学们取笑的对象,太像女性了。水灵,温柔,又带点迷惘。可是现在,这双眼睛却如此锋利又如此粗野。我的心缩成一小团。他要于什么呢?何荆夫拉了他一把:“大姑娘,有话坐下谈,这样凶神恶煞干什么?”我听见“大姑娘”几个字,紧张的情绪立刻松弛了下来,微微笑了笑。我记起了以前的吴春,我们是同桌,是朋友,常常在一起谈心的。

“你还有脸笑吗?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你当初的山盟海誓算放屁吗?当着这些老同学的面,你就说说吧!”

我给吴春的吼声吓了一大跳。张大嘴巴望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我没有想到,他一上来就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许恒忠搬了一把椅子送到吴春跟前,硬把他接着坐下,劝他说:“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提它干什么?先谈点别的吧!”其他同学也有表示赞成的。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是的,很久了。“还提它干什么?”不,我正是要“提它”。我就是为了“提它”而来的。“别的”我也想不到,谈不出。我对吴春说:

“吴春,你骂吧!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正是因为好多年听不到这样的痛骂,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自己。为了找回自己,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你们的审判。骂吧,吴春!你就是打我,我也不会还手的。”

吴春把手在膝盖上一拍,重重地吐了一口气,不说话了。

可是我想说话,我有满肚子的话。我把凳子拉过来凑近吴春,对他说:

“记得吧,吴春!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拉着你,你扯着我的耳朵说:要是将来忘记把喜糖寄给我,我才要好好捶你!”

吴春“哼”了一声,我又说:

“你不止一次地说,你羡慕我,有这么美满的爱情。你说,‘爱情之星什么时候能照耀到我的头上?也许,我将在喜马拉雅山下找到我的爱情?’爱情,这不是我们常常谈起的话题吗?你谈你的向往,我谈我的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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