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人!》

第23节

作者:戴厚英

    孙悦:谁能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

想不到第一次到他的住处去找他,就和他谈这样的事!

“荆夫,你的那本《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书不能出啦,这是党委的决定……”他会怎么想、怎么说呢?他受得了这样的精神打击吗?要知道,他不是为了名成利就才写书的。他写的是他二十年来在人生道路上的体会,他为的是他所追求的目标。

由于自尊心的缘故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可是我了解一切。我有两个“义务情报员”:一个是许恒忠,他常常建议我劝劝何荆夫,不要做这类冒险的事。“这些年的斗争情况老何已经隔膜了,他在凭着一股热情瞎闯呢!我看透了,既有变过来的时候,也就有变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小说家了。这人平时并不活跃,但却是我们同学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对文艺、出版界的情况特别熟悉。他常常把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反映告诉我。书稿发排的时候,他兴奋地跑到我这里说:“孙悦,今天请我吃杯黄酒,有喜事!”好像他自己的书就要出来了一样。他感慨地说:“我缺乏老何那样的勇气,这一辈子只能这样庸庸碌碌了。我快成了中国的奥勃洛莫夫了。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失去安宁的眠床的缘故吧?文穷而后工,古今皆然。我还是穷一点好。可是我又怕穷的滋味。”我给他喝了酒,但着实笑了他一通。我在高兴的时候喜欢和人家开玩笑,有时还会促狭。

可是谁能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的书,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可以卡住不让出。还讲不讲法律,讲不讲原则了呢?

“这一关我们不能不把!而且,我们这样做也是对何荆夫的爱护。他不应该忘乎所以,以为现在什么修正主义的货色都可以拿出来了。”

奚流在党委会上是这样说的。事情的始末我不大清楚,但我可以肯定,他是始作俑者。然而,在会上提出问题的却是游若水。在党委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叫奚流:“奚流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提请党委研究。系总支书记们不一定都参加了。中文系的孙悦同志可以一道参加研究。”奚流立即点头答应,连问都不问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必要在党委会上研究?这还不是事先商量好的!

我当然留下参加这个我事先毫无准备的问题讨论会。讨论一开始,游若水就拿出一份复写的材料,一、二、三、四、五地汇报他所发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

“最大的、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观点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不是矛盾的,而是相通的。这就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说。但是,他不愿意详细地说一说,作者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作者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内容。而我是知道的。荆夫讲的人道主义是要彻底地解放全人类。不但把人从阶级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从形形色色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从盲从中解放出来,并且越来越多地摆脱动物性。他反对把阶级斗争当作目的,反对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导致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和分裂。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有更广泛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他要求不但从物质上而且从精神上把每一个公民当作人,尊重他们的权利和个性。这难道不对吗?可是游若水认为,这些统统是修正主义观点:“问题是十分清楚的!所有这些观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都一再批判过。而且不是文革中批判的,是十七年批判的,也就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进行的批判。”

我不知道逻辑还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为它是这么简单:十七年——文革——现在;肯定——否定——肯定。三段论。黑格尔活着,会招收多少中国的弟子啊!

游若水发言的时候,白净的面皮涨得通红,光秃的头顶闪闪发亮。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奚流,奚流却不看他。奚流轮流地审视着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最后把视线落在我身上,停留了很久。

游若水讲完,把材料叠好装进衣袋。奚流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转向大家,平稳地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出这本书。要不是游若水同志从有关方面听到消息,并主动讨了一份校样来看的话,这本书就出笼了。”是游若水干的吗?我怀疑。这个人居然会发起一件事?

“孙悦同志!中文系总支是不是知道这本书呢?”

听到奚流在问,我立即回答:“我是知道的。”

“为什么不过问?”奚流问。

“这是出版社的事,我们无权过问。何荆夫同志也有他的出版自由。”我回答。

奚流的颧骨向上耸了一下,他问党委委员们:“是这样吗?那末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是要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党还要不要领导?”

校河的水今天多么情啊!水至清则无鱼。这河里是无鱼的。鱼需要浑水,这是肯定的。人呢?也需要浑水吗?明明是一池清水,非要投进石子、烂泥、杂草把它搅浑不可吗?

党委会里资格最老的委员首先发言了。他的头发白如麻丝。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眼睛是那么真诚坦率。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我“保”过他,也曾经像女儿那样在他面前倾诉过委屈。他总是安慰我:“你还年轻,经历经历有好处。”我多么尊敬他!

“按照以前的惯例,出版社出书之前应该与作者的单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大家都不至于被动。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尽可能妥善地解决吧!作者还是个年轻人,说服教育为主吧,劝他把稿子撤回来,改好再出书。我看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多少次了。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时候……”

我知道,他又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地谈起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来龙去脉了。文革中每次批判斗争他的会上,他都讲四二年延安整风,与王实味等人的斗争。他总是用他那慈祥而坦率的眼睛望着“红卫兵”们:“我没有搞过修正主义。我接受了党的长期教育。自从延安整风……”“红卫兵”说他是“臭表功”,骂他,侮辱他,嘲笑他。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修正主义。我因此对他益加敬重。可是这两年,我觉得跟他有了距离。生活在前进,他却和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一个样,就像这会议室里的一个雕像,永远放在那个地方,又永远是那个姿势。你可以欣赏他,但不能和它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小孙啊,千万要把稳舵。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会太长。我们党肯定要管的。四二年在延安……”我一听到他对我说这些,心就往下沉。我多想用力推他一下啊!可是我人小力薄。

“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出版社对作者一般是不应审查的。不过,对何荆夫这样具体的人,写这样一本具体的书,是应该慎重的。”

发言的是一位兼哲学系总支书记的党委委员。与我一样是“科班出身”。据我了解,他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今天是被这“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吓住了吗?

“何荆夫在系里表现怎么样?听说有些反映。”一位女委员接着上面的发言提出问题。我简单地回答:“很好。”脑子里在想:“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应该怎么理解呢?“具体”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就有权干涉了呢?没有出版法。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一下“具体”,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应该受到干涉的理由。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具体!具体!具体……多么难掌握呀!

也许,我应该在会上把荆夫“具体”一下?可是,我害怕在这样的场合谈到他,甚至不能冷静地想到他。

自从赵振环来后,他没有找过我。见了面除了点头打个招呼,再也不说第二句话了。这使我感到难过。我觉得我与他的距离越拉越远了。我越来越多地在朋友面前谈到他,特别是在李宜宁面前。“我不希望你再受挫折,何荆夫不会给你带来平静。你们不应结合。”她总是这样劝我。

确实,何荆夫不会给我带来平静。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在吸引着我。我已经让他一个人在风雨里搏斗过了。如果再有什么风雨落到他身上,难道还让他一个人去搏斗?那样我的心又怎么能平静呢?

“我听到一些关于何荆夫的反映。可以发言吗?”正在作记录的陈玉立问。奚流点点头,她就发言了:

“何荆夫自从甄别平反以来,尾巴越翘越高。他常常在学生中宣扬自己的经历,把自己打扮成传奇式的英雄,吸引了一批幼稚的青年在他周围,他常常说:‘我们的党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意思是说,他是一贯正确的,我们的党犯了错误。他比党高明,党却亏待了他。这本书中所宣扬的什么尊重个人、尊重个性等个人主义观点,他都在学生中散布过了。中文系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他有很大关系。前不久,奚流同志批评学生在黑板报上登爱情诗,一部分学生瞎起哄,也与何荆夫有关。现在居然有学生讽刺奚流同志,说要请他当和尚协会顾问……”

谁“噗嗤”笑了?是那位年老的女委员和她旁边的那位教授同志,他也是党委常委,历史学教授。是党委中唯一的教授,所以大家就叫他“教授”。他正噙着烟斗,对那位女同志风趣地讲着什么,两人一起笑了。奚流的脸红了。他用铅笔敲敲桌子,命令陈玉立:“谈重要问题!”

陈玉立自知失言,脸也微微红了一下。她定定神,提高了调门:“总而言之,何荆夫辜负了党对他的爱护和关心,继续在五七年的道路上滑行,越滑越远。如果不及时给以帮助,他不知道要滑到什么地方去呢?至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我这里就不讲了。”

陈玉立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我身上一热,脸也红了。人们常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完全不是这样。心里没有鬼,脸也会红,心也会跳。有时在公共汽车上,有人丢了钱包,要停车搜查,我就十分紧张,害怕钱包会突然在我身上搜出来。是“阶级斗争”中无中生有的作法所产生的心理病态吗?在感情问题上,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了。一提起何荆夫的生活作风问题,我就好像感受到有人把一盆污水泼到我和他的身上,忍不住感情冲动。

陈玉立的口才真好!她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何荆夫。要是我不在中文系,不了解何荆夫,我也会对他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现在我已经懂得了,许多人排斥异己,靠的就是这种办法:在大家不了解某人的情况下说某人的坏话,造谣中伤,信口雌黄,反正某人没有机会辩白。但是,我了解何荆夫,而且爱他。所以,随着陈玉立的小巧的嘴chún上下翻动,我的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何荆夫,可敬、可亲又可爱的流浪汉,我的最亲密又最疏远的朋友。

荆夫,我不能听着别人这样污蔑你而无动于衷。我不能让这些不了解你的同志在心里留下一个被歪曲了的形象。我不能再害怕暴露自己的感情,不怕了!我好像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机会,能够公开地表示对你的爱情。我该发言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可是还没等我开口,就有一位党委委员抢先发言了:“真是这样的话,不能让他出书2”又一位委员更为激烈地接着说:“要是我有权,我就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对这样大规模的平反一直是持保留态度的!”

我又坐了下来。我记起了,我是在参加党委会。我的身份是中文系总支书记。我们讨论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一个人写的一本书的问题,而不是我和何荆夫的关系。

“还是应该以教育为主吧!我们党对犯错误同志的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四二年延安整风……”

我感激地看着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委员。感激他心地善良。然而,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

我看着“教授”。这是一个耿直而风趣的老人。他的相貌极为普通,然而他的风趣却使他成为一个具有魅力的人。他在党委会上是不大发言的,大概是觉得自己是党委中唯一的教授,应当谦虚才对吧!今天我希望他发言。他总是悠闲地叼着烟斗。他家里存放了许许多多烟斗。“文革”中,他的烟斗统统被没收了,他就想办法用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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