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人!》

第26节

作者:戴厚英

    小说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复杂化?人的因素第一。

无论怎么忙,我都要去看老何和孙悦了。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的出版问题在出版社成了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我的头脑本来简单。一部著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者是一个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这不就成了?可是偏偏不成。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大学党委书记不同意出这一本书,印刷机还真的停了下来。天天批评无政府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政策不顶用,法律不顶用,横肚里伸出一只手来却能顶用!

我对出版社的总编者张原来是寄有希望的。出版社的同志对我说,他很欣赏老何的那本书,对奚流的干涉也不满。他一定要奚流他们写出书面材料,就是要和奚流斗一斗“法”。谁知,傅部长给奚流撑腰,把游若水的材料批到他那里:“请出版社查一查作者和作品的情况。这类问题应慎重。”他就下令停了印刷机。他在私下里对朋友发牢騒说:“游若水的材料算什么?断章取义,有意歪曲,甚至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可是傅部长的话,我还敢不听吗?他正愁抓不住我的辫子呢!万一何荆夫真的有什么小辫子抓在奚流手里,小鞋马上就会送过来,而且是水晶玻璃的!”

老张当然不是傻瓜,他愿意自己承担责任吗?不,皮球可以往上踢。他给省委宣传部写了一份请示报告,请宣传部以部的名义而不是以傅部长的名义下达指令。球场裁判作出手势:暂停。问题仍然悬着。

我可真长了见识。若是有人问我:“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复杂化呢?”我就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人的因素第一。怀着各种各样目的兴风作浪的人,加上由于各种各样原因胆小怕事的人,再加上硬头倔脑的人。再简单的事情也会复杂化的。

上帝造人也真是颇具匠心。造了个何荆夫,就一定要造出一个奚流,与他相生相克;还得有个游若水和奚流相辅相成,这两个人真是一对,连名字都有内在联系。这还不够,又碰上老张和傅部长这一对冤家上下级夹在当中。还有一个孙悦,给整个事情涂上一层鲜艳的色彩,更吸引观众了。这些人缺一个,事情都会简单得多。然而缺谁好呢?谁也不能缺。

尤其不能缺孙悦。我听说,孙悦和何荆夫通过这次事件,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这对老何确实是大喜事。真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了。一个人遇到这样的景况,应该说是正常的。我为老何感到欣慰。我祝愿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孙悦家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人:许恒忠、何荆夫、李宜宁。憾憾也在家。我与他们打招呼说:“今天碰得巧啊,一见就是几个!”孙悦笑笑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是老许谢媒的日子。这不,‘媒人’李宜宁在此。我们也跟着在老许家里吃了一顿饭。饭后就一起到这里来了。”

这又是一件新闻。前不久,听说李宜宁给许恒忠介绍了个对象,很有钱。想不到这么快就要结婚了。我把双拳一抱,对许恒忠拱了拱说:“恭喜,恭喜!准备办酒席吗?我来帮忙。”许恒忠也滞洒地还我一个拱手礼,回答我说:“看样子免不了。我是穷光蛋,也不喜欢这一套。可是女方家庭不同意。也好么!入乡随俗,不能清高得不食人间烟火呀!我看透了,也想通了。”言语之中,有掩饰不住的得意之情。

我对这件事,兴趣并不太大。不想与许恒忠往下扯。我转向何荆夫:“出书的事有什么眉目了吗?”

许恒忠今天似乎特别兴奋,他抢着回答我说:“事情越闹越复杂了。今天,奚流的儿子奚望在中文系的黑板报上写了一篇稿子,题目叫《法治还是人治——从何老师出书受挫想到我们的出版自由》。不但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捅了出去,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奚流和校党委。”

“这有什么不好?让群众说说话,奚流也许会清醒一点儿!”我说。

“你的头脑真简单!”许恒忠不满地对我摇着头说,“奚流不会说奚望受了何荆夫的挑动?而且还会把孙悦牵扯进去,说孙悦是何荆夫和奚望的后台……”

说到这里,他停下看了看孙悦。孙悦的脸已经涨红了。她看看何荆夫,又看看我,然后谁也不看:“我不怕牵扯进去。我就是一句话不说,也还是要被牵扯进去的。我真希望我有力量作者何的后台,可惜我没有这样的力量。”

“别这样说,小孙!我已经很不安了!”何荆夫说,他也不看孙悦。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为什么这么拘谨和客气?难道真的被那些谣言和流言吓坏了?一定是孙悦的问题!女同志的自尊心特别强,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老何多么需要爱情的支撑啊!所以,我想给他们鼓鼓劲:

“老何,小孙!不论人家怎么议论,你们自己可要拿定主意。奚流总不至于下命令不许你们恋爱吧!你们经过了这么多的波折,好不容易——”

不等我说完,何荆夫就连忙摆手制止我说:“老章,你扯到哪里去了!我和小孙永远是同志和朋友。”孙悦好像没听见我和何荆夫的话。

好吧,好吧!你们永远是同志和朋友。我真不能理解你们。看看许恒忠,人家无情人也能成眷属,偏是你们这对有情人闹不完的别扭!

“好吧,关于出书的事,你们打算怎么办呀?”我不高兴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我们正在谈这个问题。你看应该怎么办,老章。”何荆夫似乎为刚才打断我的话而感到抱歉,说话的语气特别亲切、委婉。

“告到纪律检查委员会去!”我说。

“纪律检查委员会照样有奚流这样的人!”许恒忠立即反驳我了。

“那依你说该怎么办呢?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现在总比以前好得多了吧?这你不承认吗?”我有点着急,就这么冲起他来。

我对许恒忠是既佩服、又讨厌的。佩服的是他对问题的考虑常常比一般人周到、细致,有点老大哥的风度。讨厌的是,他一般都把事情往坏处想,给人描绘出一副可怕的景象。谁也不能说,他所说的坏处不可能产生。问题在于,他总认为这些坏处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所遭遇的不公平与老何和孙悦相比不是小得多吗?

“当然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建议老何上门找奚流谈谈。一方面说明奚望的槁子与他们无关;另一方面主动征求奚流对书稿的意见,表示愿意修改。这样,情况就会有所缓和。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与有权的人结冤作对总是要吃亏的。可是我怕老何不愿意。”许恒忠是想争取我的支持吧,说话的时候一直把眼睛对着我。

果然,不等我开口,何荆夫就说:“不行!这不是什么个人关系问题,应该通过组织手段解决。”

“可是现在,靠正常的组织渠道,你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不错,我们天天听说,现在强调法制啦!可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在c城大学,法就在奚流嘴里。妥协一下有何不可?达到出书的目的就行。你对奚流说愿意修改,实际上不改,他又不会去亲自核对。给他搬个梯子,留点面子,让他感到自己的权力有效,对你又有什么妨碍呢?”许恒忠争辩道。

“你认为奚流仅仅是和老何过不去才这么干的?”我忍不住问许恒忠。

“当然不这么简单。决定奚流态度的因素复杂。各种因素互为因果。如果其中的一个因素缓和或消失,其他的因素也会发生变化的。”许恒忠立即回答了我。

“可是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冲破教条的束缚,而不是取得奚流的好感。我与奚流并无个人恩怨。他怎么想,那是他的问题。我可不想用个人恩怨来解释我与他之间的分歧。”何荆夫立即作了反驳。

我赞成何荆夫。但是应该怎么办呢?我也想不出什么方法。我问孙悦:“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求系总支和校党委讨论,可以吗?”

孙悦叹了一口气说:“谁不想这样?可是奚流不愿意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他说,党委事实上没有干预这件事。不错,讨论过一次,但并没有决定什么。游若水同志的意见代表他个人,他完全有权这样做。至于印刷机停了,那又是出版社的事,我们无权过问。也许是人家纸张缺乏,也许是人家改变了计划。出版社没有请我们党委过问这件事,我们为什么去管?”

“可是奚流和傅部长明明都是插了手的!”我说。

“你拿到真凭实据了吗?弄得不好说你是诬陷!小人物给大人物提意见失实,这是诬陷。大人物对小人物的处理失当呢?活该!小人物本来站在低处,无所谓陷不陷的。”又是许恒忠不冷不热的话。

“唉!”我懊丧地叹了一口气。

“这最可怕,不能采取正常的组织手段解决问题,而只能搞阴谋施诡计,靠拉关系,走后门。”孙悦愤慨地说。

一点不错,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事情常常被搅得像一盆浆糊,粘在我们工作机器的传送带上、齿轮上,让机器减速或停止转动。在文化局我就经常碰到这类事情:

一个戏要上演,当然得等领导批准。但是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人说行或是不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这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事实上,却是由于某一领导人不同意上演,但又不愿意明讲,下面的人也不敢讲明而造成的。

一个被冤枉过的人要安排工作了。踢来踢去没人要。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这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却是由于某一领导人不喜欢这个人,大家因此也都不敢喜欢的缘故。

我常常为这类事情编造各种各样“偶然的因素”。领导派我去“说明情况”,实际上是隐瞒真实情况。真实情况常常当作“谣言”辟。

这就叫作“内伤”吧?外面看不见伤疤,里面却在发生组织坏死。不实行法治,这类现象怎么克服?然而,不克服这类现象,法治又怎么能认真实行呢?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鸡生蛋,也是蛋生鸡。因可以变果,果可以变因。因此,治果治因,治因治果,二者是不可偏废的。

怎么对付这种浆糊,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是想不出什么办法的。我问老何:“你打算怎么办?看样子只能等省委宣传部表态了。”

孙悦替老何回答说:“我们打算联名给上级党委写信,不只谈这本书的出版问题,更想谈谈我们对思想解放和干部问题的看法。”

“你们安分一点吧!”一直不开口的李宜宁开口说话了,一开口就这么冲:“你们不联名,流言已经够多的了!你们还嫌不够,对吧?”

“流言!就让它流去吧!有时候,我真想向这些流言家大声宣告:我——”

孙悦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我看见她的眼睛朝何荆夫忽地一闪,何荆夫也正望着她。他们的目光迅速地分开,一齐射向在一旁不声不响作功课的憾憾。憾憾这时也正抬头看着妈妈。我的心猛然一动,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但是不等我细想,李宜宁又说话了:

“要看值得不值得。谈谈出书的问题倒也罢了。其他的问题去扯它干什么?中国有十亿人口,人家都看不出问题,就你们眼明心亮,是不是?”

“话不能这么说,事情总得有人做吧!”我忍不住对李宜宁说。我与她见面次数不多,所以对她很客气。然而她对我却不客气:“你赞成,你去做好了。可是也没见你写出一篇小说,提出什么尖锐的社会问题来!”

想不到这位平时看起来很温和的女同志生起气来能讲出这么尖刻的话。实在,我没有写过一篇揭露尖锐问题的小说,尽管我天天在思索尖锐的问题。我每天都想写,每天都有新的构思。可是一到动笔的时候就犹豫。倒不是怕,有什么可怕的呢?只是一想到自己可能成为批判的对象就不习惯。好像一个从来没有演过戏的人,突然粉墨登场,处于聚光灯下一样。我知道,这也是缺乏勇气。而勇气必须锻炼。可是锻炼又要勇气。还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过了“成才”的“最佳年龄”期了。是鸡也是一只老鸡,生不出几只蛋了。是蛋也是抱过窝的蛋,孵不出鸡来了。虽然我还不甘心就这样过完一生,但对前景确实不抱太大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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