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人!》

第03节

作者:戴厚英

       何荆夫:我珍藏历史,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我正走向未来,但路还远。

我是不该去找她的,不是已经忍了多少天了吗?你看她这么冷淡!就差下逐客令了!

我为什么要去找她呢?是为了和她谈章元元、谈奚流?为了和她辩论、受她冷落?

都怪这朵小黄花。

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追悼会,追悼我所熟悉和敬爱的人。死者的老伴递给我一朵小黄花。他的黑苍苍的脸上没有一丝泪痕,但比挂满泪珠还叫人受不了。在这张脸上,我看到了孤独,人到老境的孤独,失去配偶的孤独。

我接过小黄花,把它别在衣襟上。泪流了出来。追悼会的大厅上挂着章元元的遗像,那么慈祥,又那么生气勃勃。我好像还记得她二十几年前抚着我的肩膀流泪的情景。可是如今,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所能看见、能感到的,就是这一朵小黄花。又是纸做的。它让人感觉不到生命,却感觉到死亡和孤独。

我死的时候,就不要发给人家这样的小黄花。不留痕迹也就不留悲痛。然而,又有谁会想到给我制作小黄花呢?我只有一个人。

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亲人本来已经很少,现在又少了一个。还有谁像章元元这样了解我、关心我、爱护我的呢?

我很少在别人面前这样流泪,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啊!我悲悼的好像不是章元元,而是我自己。为了我过去的悲苦和今天的孤独,我放声地哭了。我希望有一只手来擦干我的眼泪,有一颗心来慰藉我的灵魂。我希望有人倾听我、关注我、哀悼我……

我珍惜胸前的这朵小黄花。它寄托着生者对死者的哀思,表明死者在生者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开完追悼会,我小心地把它摘下,装进衣袋里。

就是这朵小黄花把我引到孙悦家里去的。我想去和她谈谈小黄花。可是我竟忘了。看,这朵小黄花仍然在我的衣袋里。

即使我忘了这朵小黄花吧,孙悦,你也不该这样对待我啊!你难道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是我心目中最亲近的人?

我们之间没有过亲切的交谈,也没有互相赠予。可是你在我的一生中所占有的位置是这么重要,这么叫人永远不能忘记。

要是我一见面就向她出示这朵小黄花,问她:“孙悦,在我死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做这样的一朵小黄花佩戴在胸前?”这样,她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吧!她会扑到我的怀里对我倾诉她的悔恨和思念。她会对我说:“我是真心爱你的,虽然我表面上对你这样的冷淡。”可是,我偏偏与她去谈论章元元的功过和奚流的价值!她肯定误会了,以为我在奚落她。

可是孙悦,你难道这么不能理解我吗?我怎么会奚落你呢?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爱你,追求你;你不爱我,拒绝我。难道就为了这个?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上,与你的不成功的恋爱是我的恋爱史上的第一页,也是唯一的一页。这一页,我一直珍藏在自己的心头。这几本日记就记下了我对你的思念和关切,当然也有怨恨。什么时候,你愿意看看我的这些日记呢?

我把小黄花夹在日记本里。

要是有人知道或看到我写的这些日记,他们一定会说:这是一种变态心理。一个流浪汉,恋爱一个并不爱他而又已经结了婚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也不可能知道他的爱了。他写这些给谁看呢?给自己。自己对自己倾吐爱情,自己扮演自己的爱人。

弗洛伊德先生会高兴地拿我的日记去印证他的关于潜意识的理论的吧!

但我根本不管这些。常态不能以常态表现,自然会生出变态来。自然的天性受到压抑,也就不能不“潜”于心灵深处,成为不能见人的“潜意识”。“潜意识”未必低级。“潜意识”用文字表达出来,也未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可惜我不是名人,倘是名人,这些日记也许会成为“名著”的。多少年过去了,中国人还是烙守古训:只有名人才能说名言,写名著。浪漫和堕落,也常常是一回事,区别只在于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

现在,这些日记只配得到这样的报偿:一朵小黄花,而且是纸做的,而献花的人又是我自己。

孙悦会不会给它系上红色的缎带呢?

我长得不漂亮。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可以讨姑娘们喜欢的风流倜傥的派头。但我从来不为自己的相貌发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讨哪个姑娘的喜欢。虽然从我开始懂得“爱情”这个词义起,我的心里就充满了爱情,可那是一种无实际对象的爱,堂·吉诃德式的爱。我常常沉醉于自己的幻想中,在心里塑造着我的杜尔西亚。但是无论怎么塑造,她都是一个没有躯壳的灵魂。我也满足于这种恋爱。

可是自从遇到了孙悦,我的心就失去了平静。

我是在欢迎新生的时候认识孙悦的。那时我是系学生会的生活委员。她和赵振环坐着一辆三轮车来到c城大学迎新站,他们的衣着和行李表明他们是乡下人。可是他们相貌的姣美、健康,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而且,他们两个长得还很相像,差别只在于赵振环的脸部线条更柔和些,带有几分脂粉气。我以为他们是孪生兄妹呢!

我把他们带上校车,问:“第一次来c城吧?”

“当然是第一次,接到通知的时候我都哭了。我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这地方风气太坏。”她回答我。

“听谁说的?”我有趣地问。

“看小说就知道了!”她理直气壮地回答。

“小说里写的都是解放前的c城。现在变了。”我说。

“变了?哼!刚才我们的三轮车过桥的时候,几个人一起来帮我们推车,我想这地方可真不坏。可是一过桥就伸手要钱,真丢人!我们口袋里的钱都给他们了。上当只能一次,下次再碰上,看我还客气!”她说话时还带着气,说到最后,还把拳头在我面前一挥,好像我就是推车的人。

我把她当成小女孩,逗她说:“那你为什么要报考这里的大学呢?上北京去呀!”

她的脸红了,伍。泥了一下,指着赵振环说:“他叫我来的,我都听他的。我多想去北京啊!要是到北京,我一定要一个星期去逛一次长城!”

我看赵振环,他只是笑着看她、听她说话。他笑得很幸福。

给他们安排床位的时候,知道他们都没带蚊帐。天晚了,学校的帐子借不到,我就把赵振环安排在一个回家休假的同学床上,把自己的帐子给了孙悦。

“这帐子是谁的?别是你的吧?我不要!”她说,“让我给蚊子咬一夜吧,我的血是苦的,它们占不了我的便宜!”

我对她说,帐子不是我的,是一个还没回校的同学的。她这才接受了。她没有谢我,只对我笑笑,笑得自然、亲切。那一夜,我给蚊子咬得没法入睡,“我的血也是苦的,孙悦,蚊子也占不了我的便宜。”我这样想。奇怪啊,回想着孙悦的一言一行,我的心里为什么这么畅快?从此,我就关注着孙悦。

我常常在中文系阅览室碰到她。她最爱看外国文学作品。她看书的速度和专注都吸引了我的兴趣。最有意思的是,她常常在读书的时候抹眼泪。那几天她读《简爱》,阅览室很挤,她就站在书橱前读,边读边哭,旁若无人。有一次,我取笑她说:“孙悦,眼泪别往书上滴,弄坏了书怎么办?”她扭头过去,用手背擦眼泪,不理我。

一个学期不到,孙悦就显示了她的多方面的才能:学习成绩优秀,不断在校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周末舞会上的活跃分子,除赵振环外,不接受别人的邀请。校体操队队员。系话剧团团员。各个年级的男同学都注意她,她的宿舍门口常常有男同学的歌声。

我决定报名参加系话剧团。我对导演说:“收下我吧,舞台上和生活中一样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生活中有我的位置,舞台上不也应该有我的位置吗?”导演——一位四年级的老大哥欣赏我的话,就收下了我。正好要纪念“一二·九”,排演《放下你的鞭子》。卖艺的小姑娘派给了孙悦。我要求演小姑娘的爸爸。导演居然同意了,说我的气质与角色相近。

真是幸运,导演对我的排练成绩很满意。谁知道演出那天出了问题:孙悦化好装往我面前一站,我的心就乱了。一到台上,连词儿也忘了。幸好,有提词。勉勉强强演了一大半,我真盼望着快点演完。演到了这个情节:小姑娘对大家说:“不能怪爸爸,他饿呀!”说完,她扑到爸爸身上,叫了一声“爸爸!”痛哭了。她是真心实意地哭,一点也不像在演戏。我的身心都发颤了。我忘了是在演戏。我用发抖的双手从肩上扳开她的头,捧着,看着,低声地叫了一声:“孙悦!”我那时的神情一定很吓人,孙悦愣住了,张大了嘴巴,再也叫不出“爸爸”了。

记不得是怎么下场的。导演没等我们卸装就骂开了:“你们在台上干什么?谈情说爱吗?”孙悦一扭身跑了,没忘记回头狠狠地瞪我一眼。可是我很高兴!我扮演了我自己!我找到了我的杜尔西亚!

我开始给孙悦写信。一天一封。可是全无回音。每次与她碰面,她就狠狠地瞪我一眼。她似乎讨厌我。然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讨厌我。我决定约会她,问问。我写了一封不署名的信,笔迹也改了。信里只有一句话:“有要事相告,请于周六晚七时往c城公园门口一见。”

她来了,见面就瞪眼:“你不知道我有男朋友了?”

“听说了。可是我爱你。”

“你这样做,道德吗?”

“我……没想过。”

其实,我考虑过。我不认为我这样做有什么不道德。我对她的爱是纯洁的。我要让她知道我的爱。我没有损害赵振环,赵振环也没有损害我。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以后再写信一律原封退回。”

她辫子一甩,跑了。我追上去:“我送你回去吧!”她头也不回地说:“我有人陪!”果然,不远处走出了赵振环,她挽着他的手臂,走了。

我感到伤心,从此不再写信。我尊重她的选择,羡慕赵振环。但是我无法放弃我的爱情,就把它倾吐在日记上。我每天都要在日记上对她倾吐心曲,直到一九五七年,这些日记被发现。

她现在怎么看待五七年那一段历史呢?也许,她会认为她对不起我,因此我恨她。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无论有多蠢,都不会把历史的重负压在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身上的。

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里,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希望奚流同志多一点人情味》,批评奚流对华侨学生小谢探亲要求的不正确处理。正是鸣放开始的时候,小谢的母亲病了,要小谢出国去看她。奚流以鸣放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理由不许小谢出国,并告诫小谢要与资产阶级的母亲划清界线。小谢思想不通,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奚流和他的谈话,在同学中引起震动。我同情小谢,就写了这一张大字报,批评奚流把小谢的母亲划入敌人行列,丝毫不顾人家的正常感情是不对的。我说,就是对敌人,在他们不继续危害革命的时候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何况是对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我要求奚流立即改正错误,批准小谢出国探母。

我的大字报在教师、同学中引起极大的反响。竟有一千多人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我仔仔细细地查看每一个名字,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找到了她——孙悦!没有找到赵振环。我陶醉了,仿佛觉得,与赵振环相比,我的心和她更贴近。

要不是许恒忠的《与何荆夫辩论》的大字报扭转了学校大鸣大放的局势,使我成为“众矢之的”的话,我真不知要陶醉多久。

与我辩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我根本没有时间一张一张仔细地看。留下印象的只有两张:许恒忠的那一张,因为他的感情特别强烈,他说我的大字报全是造谣诬蔑,气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一天半夜里还爬起来痛哭。还有一张是孙悦的。她不是与我辩论,而是检讨自己在我的大字报上签名,丧失了立场。我猜想她是受到组织的批评。

我被当做“右派分子”批判了。罪名是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我不承认造谣。结果又罪加一等。我的日记被抄查了。

永远难忘的一天啊!我的日记被摘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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