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

一、工宣队就要来了,上上下下胆颤心惊

作者:戴厚英

向南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等到卢文弟的信,心里很焦急。此刻,她倒不是为自己的事焦急了,因为她面临的矛盾已经缓和下来。闹闹哄哄地查了一阵子,实在查不出余子期的“炮打”罪行,段超群也就不像当初那么有劲了。而且,滨海市文化局革委会也在“搭班子”,各种力量也在活动着,单庄叫她把心思暂时放到这个“大局”上。这样,余子期的专案实际上也就停顿下来,向南身上的压力也因此减轻了。她每天呆在机关里,看看报纸,背背诗词,倒也安闲自在。她把这种生活叫做“准逍遥派”。然而她挂念卢文弟。出了什么事呢?难道这个“逍遥派”连个写信的时间也没有吗?她接连又发了几封信去,都没有消息。她想:“莫不是她逍遥到乡下去了?”于是她写信去问妈妈。妈妈也回信说:“没有,文弟的家里也是几个月不见她的信了。”这真叫人着急呀!她在焦急中等待了几个月,到了九月了,还是不见消息。她决定到静湖看看。可是正在这时,文艺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工宣队即将进驻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那时候,人们就预感到整个知识界将要发生什么变化。果然,不久就听说,所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宣队都要驻进来。于是人们的心思全部集中到等待这个变化上了。

这一天越来越逼近了。九月中旬,游若冰接到已经当了市文化局革委会主任的段超群的命令:工宣队即将进驻,准备迎接。据段超群说,因为文协是一个“烂透了”的单位,派来的工宣队员特别多,与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比例是一比二,即两个文艺工作者配备了一个工宣队员。而且为了提防“红的进来,白的出去”,工宣队员一律是三十五岁以上的老工人,都结过婚。段超群还指示,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变革,必将遇到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激烈反抗。因此,要用革命大批判为工人阶级占领文协扫清道路,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这些简单的命令中包含着多么严重的意义啊!文协的所有干部都暗自在心里掂着分量。本来,这里还分两种人: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可是现在,动力和对象一起都变成了资产阶级。而且是专门对抗和腐蚀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然而,谁又敢怀疑一下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呢?现在,他们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只有一条:服从和执行命令。游若冰接到段超群命令的当天,就找来了向南、王友义和冯文峰。他对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大批判的积极分子,赶快搞出一个大批判专栏来,为工宣队进驻鸣锣开道,表示我们的决心。我呢,到‘牛棚’去布置一下,叫他们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叫他们写标语和横幅,把环境布置一下。”三个人自然一起答应了。冯文峰翻翻眼睛,试探地说:“老游,到我们这里来的工宣队是哪个系统的?”游若冰说:“据说是造船系统。指导员叫马大海。”冯文峰听了眼睛一亮,笑了。游若冰奇怪地问:“怎么,认识?”他连忙回答:“我怎么会认识呢?”游若冰说:“那就不要打岔了,你们快点去组稿、写稿吧。你们几个算是我们这里的积极分子了,一个人写一篇,旗帜要鲜明,感情要真挚。其他各种类型的人,也都约一些稿吧,最好把迎着大门的那堵墙贴满。”说罢,他站起身要走了,临走时又交待一声:“小向,你负责一下。”

向南等游若冰走后就和王友义、冯文峰商量怎么搞。她的意思是组织几篇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使知识分子脱离工农兵的稿子,再组织几篇表态的稿子。王友义闷闷地说:“叫我们一个人写一篇,我可写不出来。”向南奇怪地说:“你写诗一向很快,怎么会写不出来呢?表个态就是了。”王友义仍然闷闷地说:“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的心里直难过呢!”向南听了,知道他要说什么了,便劝阻说:“友义,别说别的,写一首欢迎诗吧!”可是冯文峰说:“吹吹也好嘛!”我也不知该怎么写。友义,你说心里难过,为什么啊?”王友义连忙做个鬼脸说:“说着玩的。我有什么难过的事?我本来就是一个工人。过去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今天再被工人阶级俘虏过去,不是很好吗?”说着,他用指头戳戳自己的界尖说:“看,像不像个俘虏?”向南笑着说:“像,像。不过资产阶级的俘虏和无产阶级的俘虏区别在哪里呢?”王友义耸耸肩膀。冯文峰若有所悟地说:“是呀,有一种当了俘虏的感觉。”向南说:“好了好了,别研究感觉了,今天晚上交稿!”三个人又商量了组稿任务,分头去了。

向南向几个人的好稿,便回到宿舍动手写自己的一篇稿子了。怎么写呢?她也感到为难,这些天,她也心乱如麻呀!刚刚听到王友义说“做俘虏”,她心里一动,她想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情呢?于是她拿出了自己的日记,翻阅着,思索着……

也许是受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吧,向南从小就养成了记日记和保存信件的习惯。她还要求朋友们给她写信选用同一规格的信纸,以便她每到一年,就装订成册。一九六六年冬天,当她决定“造反”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翻阅了一遍。她重新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形象。她喜欢这些形象。因为她觉得这些形象中有一些值得珍惜的东西。它们记录着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在新中国成长的脚印,它们充满着美好的幻想,幼稚的信仰,热烈的追求和青春的活力。但是今天,她又害怕看见这些形象,因为她看到,在这些形象中确确实实贯串着一条“黑线”,那就是追求成为一个女作家。而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毒害自己的明证。为了跟修正主义路线决裂,她决定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仅仅留下一点纪念:她撕下那些日记本的硬壳,绸的,皮的,纸的,把它们用一块头巾包起来,放在她唯一的箱子底下。当她看着自己心爱的东西慢慢化为灰烬的时候,她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喉头哽得难受。为了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背诵着列宁的一条语录:“我们不预备做历史学家,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我们是把它当作材料,当作教训,当作我们往前行进的跳板看待的。”直到深夜,她才平静下来。最后,她在写字台前坐下来,摊开一张稿纸,写下这些诗句:

忘不了那年春光媚,

幸福地投进了党怀里。

党给我系上红领巾,

教我接过革命的旗。

党在我胸前佩团徽,

教我胸怀三十亿。

党交给我一支笔,

送我到了前哨地。

温室里的花草筋骨脆,

风浪里行船方向迷。

眼含热泪唤声党啊,

你养的女儿辜负了你!

她还想多写几句,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但是终于没有写出来,只是在稿纸上洒下几滴热泪。

从那以后,她就不记日记了。

可是自从在余子期的问题上和段超群发生分歧以来,她又买了一本日记本,把自己的苦恼写上去。自然是断断续续,没有写几页东西。然而,听到工宣队要来的消息以后,日记渐渐写得多了。她把这些日记叫做“紧箍咒”。因为她感到自己在内心深处对“臭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有一股抗拒的情绪。她并不怕否定自己,两年前已经否定了一次。可是现在,似乎要求她完全、彻底、干净地否定自己,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她感到这种否定好像乘坐在无法控制的电梯上,不知道要沉到什么地方去。她想让电梯停一停,以便走出来看看,自己离开地面已经多远了?而这,不正是与党的号召相对抗的情绪吗?不正是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所批判的“阶级异己分子”的思想吗?她感到害怕。于是,她就在日记里每天骂自己几句:

“臭知识分子的帽子有什么可怕的?你应该正视自己身上的问题,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

“你不是整天叫嚷要为工农兵服务吗?现在为什么这么懊丧?你是当代的叶公!”

“你没有压迫工人农民吗?工农用血汗养活了你,你却去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这就是压迫!”

“千万千万,不要站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去了。俯首贴耳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吧!”

这样骂一骂,果然有效。向南觉得情绪安定得多了。现在她又拿起两年前没有写完的那首诗,看了一遍。她想,就用它当做自己的决心吧,于是提笔又续了几句:

文化大革命响惊雷,

党给我送来了及时雨。

两年跟党风浪里游,

枯黄的苗苗又发绿。

“彻底改变旧思想”,

党教我接受再教育。

茁壮的庄稼土里长,

党叫我长期到工农里去。

眼含热泪唤声党啊,

风里浪里跟定您。

不为名,不为利,

血汗浇灌新文艺。

向南写完稿子,拿给王友义看。王友义说:“感情是真挚的,只是押韵上不太讲究。不过反正不是当作作品发表,不必改了吧!”他也将自己写的交给向南看。向南一看,只是光秃秃的几句话:

欢迎你们,我的阶级兄弟!

是你们送我来的,我再把自己交还给你们。

一切由你们检验,一切由你们判定。

如果我是渣,就毫不留情地把我抛出去!

如果我是铁,请把我留在熔炉里。

让我炼去杂质,变成纯钢。

让我继续歌唱,歌唱我们的党,我们的阶级。

这几句话,好像一记一记的锤子打在向南心上。她觉得这几句诗比王友义以往写的一些诗更能打动她。因为这是一种被压抑的热情和痛苦的产物,严肃,深沉,毫无虚饰。她由衷地赞扬说:“比我写的好。”王友义把头一扭,没有说话,但眼里却含着一包泪。

他们两个又一起去找冯文峰。冯文峰先把稿子攥在手里说:“超群同志说,工宣队进驻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变革。我想要迎接这一场变革,光口头上表表态不行,还要真正地投入到这场变革中去,为这场变革扫除一切障碍。”向南不耐烦地说:“秀才,不要先发宣言了吧!写好了就拿出来。大家同意了,就找人抄。”冯文峰还想卖关子,被向南一把将稿子抢过来说:“反正不论好坏,一律不付稿费,你就别叫卖了!”

向南和王友义一看那稿子,题目就先叫人吓一跳:《劝君莫奏前朝曲——评“当了工人阶级的俘虏”论》,向南知道是针对什么了,不由得想看看王友义的反应。王友义只是把头颈扭了扭,没有任何特殊的表情。于是他们又一起看下去。文章的开头就把王友义的话换头去尾,概括为“当了工人阶级的俘虏论”。文章说,“正当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文艺界,占领资产阶级在这块世袭领地的时候,从阴沟洞里吹出一种奇怪的调子,说什么知识分子做了工人阶级的俘虏,故称之为‘做了工人阶级的俘虏论’。”下面是振振有词的批驳,说明这种论调反映了被打倒了的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是一种绝望的哀鸣。文章最后以辛辣的笔调写道:“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论调竟出自一个工人作家之口。我们不禁要问:就凭你的这种情绪,还不该让你缴械投降,乖乖地做工人阶级的俘虏吗?如果你还有一点工人的气味,那么,别唱资产阶级的调子吧!劝君莫奏前朝曲。因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文艺领域的一统天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看完文章,向南的眉毛皱起来了。她忍不住摇着手里的稿子说:“不行,不能这样无限上纲。工宣队刚进来,不了解情况,看了你这槁子,还以为我们这里真有人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呢!这还不乱了套!友义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冯文峰装着不理解的样子说:“你怎么和友义扯在一起了?我是对事不对人。要不,请示一下老游?”王友义却把头颈又扭了扭说:“不要问了,我同意。二比一。走,抄了贴出去。”向南还想发表不同意见,被王友义制止了,他说:“不必争了。要相信工人师傅。”向南只好作罢。冯文峰得意地朝她翻翻眼睛。

向南和王友义哪里晓得冯文峰在想什么呢?原来,刚刚听到工宣队要来的时候,他也十分紧张,因为自己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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