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

七、李永利追查向南的“黑后台”,余子期挨了一顿批

作者:戴厚英

傍晚,人们收工了。各个单位的人,从一条条小路回到干校宿营地来。向南的大字报正贴在干校的主要路口,上午就有不少人看到并且传开了。现在一天的劳作已经完成,特地来转转看看的人就更多了。经过那一段生活的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听说谁“靠边站”了,总是相信这个人肯定有什么问题。可是久而久之,人们逐渐不那么轻信了,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头脑分析一番、辨别一下真伪了。人们对揭发向南的大字报的兴趣,多半是由于这个原因。

大字报前人越集越多,人们一边看,一边还小声地议论着。冯文峰也夹在人群里。在他前面是他所不认识的两个外单位的男同志。这两个人看完了大字报就往外面边走边说:“这个向南,态度还挺硬!看样子不一定有什么大问题。”冯文峰听了这样的议论,感到“革命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马上跟上这两个人说:“你们不要上当!她是外强中干!”这两人一见是一个陌生人在教训自己,猜想此人一定是个有来头的人物,吓得连连点头说:“对对,我们不了解情况!”其中一个人还试探地问冯文峰:“哪个是向南?”冯文峰高兴地说:“我把她叫出来给你们看看!”说罢立即朝女宿舍大叫一声:“向南!有人看你!”向南答应一声跑出来问:“谁找我?”冯文峰恶作剧地指指那两个同志说:“他们想看看向南是个什么样子。”向南一听,气炸了!难道自己就该忍受这样的屈辱吗?她直直地站定,正视着那两个不相识的同志,用发颤的声音说:“看吧!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我决不是反革命!”那两个同志本来对向南毫无恶意,现在更感到狼狈了。他们不满地朝冯文峰看看说:“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说完,两个人连忙互相拉扯着离开了向南。向南知道是冯文峰在捣鬼,更气。她指着冯文峰的鼻子骂道:“你真卑鄙!”冯文峰一听,立即在地上跳了跳,跳得大约有一尺来高,同时也指着向南骂道:“你不要太嚣张了!这一次,你再也翻不过来了!”向南见他跳,也有意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说:“别跳那么高了,再跳我也不怕!我就是嚣张了!你去打小报告吧?你要是没有空,我替你打个大报告吧!就是我说的,你冯文峰陷害同志,李永利两眼一抹黑!”

这两个人的争吵,早把看大字报的人吸引过来了。冯文峰看见围了很多人,愈发来劲了,因为他要当众揭发向南的“反革命嘴脸”。可是正当他要开口发表演说的时候,程思远却来叫向南说:“今天晚上你和我们一起学习。走,我告诉你学些什么。”向南看着程思远关切的眼神,跟着走了。冯文峰看见向南走了,像得胜将军一样笑了起来。等看热闹的人走开,他对身边那个人事科的女干部说:“向南这个人傲透了。非把她搞垮不可!”那女干部笑笑说:“凭这些材料就能把她搞垮?经不住推敲的!”冯文峰眨巴眨巴小眼说:“至少可以搞臭她!”女干部意味深长地说:“不过,斗争只能依靠组织。一个人有什么用?”

冯文峰马上找到李永利,把这一场争论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于是乎,第二天早上,向南就受到一场批判,被赶进了“牛棚”,而且帽子又多了一顶:“反工小丑”。

李永利还要顺藤摸瓜,追查向南背后有什么人。他把除向南之外的全体“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召集到一间男同志宿舍里。等大家在床上、小凳子上坐定,威严地清清喉咙开腔问: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你们一起讨论讨论:向南的反革命行动是不是孤立的?有没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破坏运动?”

一时没有人搭腔。李永利“点将”了:

“王友义!你说说看!”

王友义站起来,把头颈扭了几下,坚定地摇摇头说:“不知道。”

“向南写大字报那天,跟什么人商量过?谁给她出谋划策?”

“不知道。”王友义又扭了扭头颈。

李永利把目光转向大家,问:“向南贴大字报那天,都有谁留在宿舍里?站起来!”

站起来两个人:程思远和时之壁。

李永利高兴了:“噢——是你们!一个走资派,一个反动权威,来头不小哇!说说吧,你们是怎么为向南出谋划策的?”

时之壁心里觉得好笑,自己什么时候成了“反动权威”了?真能成为“权威”倒不错哩。可惜除了李永利,谁也不承认她是“权威”。但是,时之壁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笑意,而是很正经,又很真诚。她对李永利说:

“那天我生病躺在床上,看见向南回到宿舍里写大字报。我本来想马上起来找您汇报的,可是接连发了两天的高烧,烧得我身子发软,刚下床,又晕得躺下了。不知怎么的,以后就昏昏沉沉睡着了。后来的事,我还是听别的同志说的。请您查查,是不是这样。我要是不老实,您就狠狠地批判我。”说完,她还是老老实实地站着,等候李永利发落。李永利的尖眼在她脸上绕了两圈,看不出可疑之处,就宽恕地说:“好吧,你坐下。以后要及时汇报。”时之壁答应一声坐了下来,嘴角露出一丝觉察不到的微笑。她的旁边坐着余子期,她想对他小声嘀咕两句真话,便悄悄地在底下用脚把余子期的脚踩了一下。正在这时,李永利大喝一声:“你交代!”吓得她连忙把脚收回来。抬头一看,是对着程思远的。这才放下心来,又一次去踩余子期的脚。余子期的脚第一次被踩,以为是时之壁不当心,所以没放在心上。这一次又被踩了,就觉察出是时之壁有意做小动作了。他一来关心李永利追查的事,二来,也说不上什么原因,他有点讨厌这位歌唱家对自己的热情,所以并不理睬,而是把凳子往旁挪挪。

程思远站在那里接受审问。他实在不想说话。自己那天也是病假,连饭也是托人带来的,哪还有力气为向南“出谋划策”?可是李永利逼着他说话!没办法,他只好把眼睛望着屋梁说:“我希望领导上先调查,后批评。”

“怎么?冤枉你了?你那天不是在宿舍?好!不交代就揭发!有谁知道情况?”

“我没有看见程思远为向南出谋划策,但是我知道王友义那天回宿舍里来了!”是冯文峰的声音。

“王友义!”冯文峰的话刚落音,李永利就厉声叫唤起来了,“站到前面来!”

王友义站到前面了,但是他把头颈扭往一边,谁也不看。

“你那天回来了?”李永利问。

“回来了。看见了向南贴大字报。”王友义答。

“好哇!为什么不交代?”李永利得意地问。

“我没有给她出谋划策。”王友义答。

“她没有跟你说话?”冯文峰插问了一句。

“她叫了我一声。”王友义答。

“你对她说了什么?把‘底’通给她了吧?”李永利问。

“我只看了她一眼就回宿舍了!”王友义答。

李永利问到这里,觉得这个王友义还真有点狡猾。王友义和向南是朋友,王友义的老婆是向南的同班同学,这样的关系,见面还能不说话?所以,他对王友义点点头,鼻子连连冷笑两声:“好吧,这个账以后再算!”

王友义这时才把头颈扭过来对着李永利说:“要是我说谎,处分我好了。”他说完这句话,刚想坐下来,李永利却又叫住他:“那么,你看见别人回来了吗?”王友义摇摇头坐了下来。

李永利有点冒火。怎么?没有一个人交代揭发?那么向南的气焰为什么那么高?这里面肯定有大名堂!于是他突然把尖尖的目光收拢,眯着眼,笑了一声,然后拖长了声调说:“好嘛!攻守同盟,互相包庇。我根本就不指望你们老老实实交代!那就查吧,查出来谁有问题不交代,或者知情不报,就加重处理!”他这几句话的声调不高,听起来像座山雕的笑声那样阴森可怕。这是李永利这几年练就的本领,他懂得这样说话比大喊大叫更威严,更叫人害怕。

果然有效!李永利的话还没说完,墙角落里就站起来一个人,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同时喊了一声:“我交代!”是贾羡竹。

李永利看见贾羡竹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便宽宏地说:“好,坦白从宽!晚了一点儿也不算账。说吧!”

贾羡竹弯弯腰、点点头说:“我记得那天余子期的扁担断了,回来换扁担,耽误了很久……”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

“坐下吧!”李永利用温和的声音对贾羡竹进行了一番抚慰,便把目光在人群中搜寻了。余子期知道,要轮到自己了。不等李永利开口,他就站起来坦然地说:“我回来换扁担的时候,帮助向南贴了大字报。”

“你胆子倒不小啊?你想干什么?”李永利厉声问道。

余子期仍然坦然地说:“李永利同志,你忘了?是你分配我贴大字报的。这院子里揭批向南的大字报都是我贴的。”

“你帮向南贴大字报也是我分配的吗?”李永利尖叫一声。

“你没有交代我,哪些人的大字报不能贴。”余子期还是很平静地回答。

李永利被堵住了嘴!这时候,他开始感到这帮子“老家伙”比向南更难弄。“他们有的是长期的反革命斗争经验,他们根本不把我李永利看在眼里!他们不承认我手里的权!好吧,我们走着瞧吧!”他居然不再说什么,只是轻轻地摆摆手说:“散会!贾羡竹到连部来一下!”

人们各自散去。程思远坐在自己的床上对余子期小声说:“仔细想想,你这几天和贾羡竹还说了什么?”余子期摇摇头说:“从来不和他谈心!”程思远放心地说:“这就好。这个人……”他看见冯文峰的眼睛正往这边瞟过来,便停住不说了。

贾羡竹现在的身份是“老反革命”。这是去年吴畏他们进驻文协时他“自报家门”报出来的。那天,他见吴畏大打出手,心里先畏怯几分。等到吴畏突然站到他面前,大喝一声:“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他已经吓得缩成一团了。他只想把自己的问题说得严重一些,过眼前这一关。所以,他像小鸡啄米一样地朝吴畏点着头说:“我是老反革命贾羡竹。当过汉姦,勾结过国民党。我罪恶滔天,罪该万死!”其实,所有这些帽子都戴不到他头上。他不过是一个在旧社会里靠卖字画为生的可怜虫。他的父亲,一个晚清穷秀才,传给他的唯一的财富是教他学会写得一手好字。父亲给儿子起了一个好名字,叫羡竹,是想叫儿子像竹子那样穷而有节。可是贾羡竹的一生所缺的就是这个“节”字。敌伪的时候,他因为贪生怕死,给日伪当局献过一点字画,但绝没有无耻到当汉姦的地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为了保住饭碗,又辗转托人搞得一个“党国要人”的一幅手书,写的是李白的古风《松柏本孤直》。他自己把它裱糊起来,挂在客厅,做个护家符。这也便是他和国民党的“勾结”了。

自从“老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到头上,贾羡竹就不只一次地后悔了。这顶帽子给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小女儿春笋带来多大的痛苦啊!自己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帽子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是戴不得的呢?现在要脱掉,就难了。两年来,他为了争取脱掉这顶帽子,真是费尽心血、忍辱负重啊!他努力争取落个认罪“态度好”,得到宽大处理,所以不论批判什么人,不论这人是他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他都努力揭发。每一次批判会,不管事先是否布置他发言,他都要从人群中跨前一步,把右手一举,头一低,颤颤巍巍地说一句:“我揭发!”他知道,他这样做,人们就更看不起他了。背后议论到他的时候,常常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学着他把右手一举、头一低的“典型动作”。他有时候见了也脸红耳热呀!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想脱掉帽子。为了他的可爱的女儿,他必须脱掉这顶帽子。天理良心,他贾羡竹尽管揭发别人很积极,可是从来也没有揭过“要害”问题呀,都是鸡毛蒜皮!这一点,同志们也不能凉解吗?

“这个李指导员又找我作啥子哟!”贾羡竹是四川人,他在进行“内心独白”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用四川话。他走进连部办公室,捉摸着李永利的脸色,小心翼翼地端了个小凳子,在李永利的斜对面坐了下来。李永利要对他说话,只好把身体前倾,眼睛俯视了。

“贾羡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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