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

一、卢文弟来到滨海,她现在“转业”了

作者:戴厚英

卢文弟自从回家经历了和姚如卉、韦青青的那番奇遇以后,一直住在大娘家里,直到一九六八年年底工宣队进驻梆子剧团,向卢文弟发出回团参加斗、批、改的通知,她才回去。她向工宣队交上一份申请,要求离开文艺界。过了三个月,也就是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工宣队接到上级通知:梆子剧团立即解散,全体人员重新分配工作。卢文弟如愿以偿,转业到了静湖市一家印刷厂当工人。到文化局去转关系的时候,她找姚如卉办了离婚手续。拿到离婚证书的那天晚上,她回到家里,收拾床头挂着的结婚照片投进煤球炉里,烧了。她是不想留下什么“纪念”的。然而痛苦是不要凭借纪念品就可以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刻在人们的心坎上的。那一天,她坐在空荡荡的屋里整整想了一夜。她觉得好像做了一场梦,一场噩梦,现在刚刚从梦中醒来,冷汗未干,惊魂未定,然而又忍不住回过头去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去寻梦、追梦。她想分清,这里面到底有几分真实、几分虚幻,她和他又都有些什么责任和教训。她想了从恋爱、结婚到离婚的全过程,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是清白无辜,问心无愧的。但是她也有责任,那就是她对人的看法错了,对生活的理解错了。多少年来,她一直不掺假、不藏私地爱着姚如卉,她对他奉献了一切,她为他呕心沥血,竭尽了全力。可是为什么她就没有发现他是一个并不值得深爱的人呢?因为她没有想到丑恶的灵魂会深藏在漂亮的面孔下、动听的言词中。她也没有想到,生活是一条流动着的大河,尽管它力大无穷,奔流直下,可是总难免暗藏礁石、混入泥沙。而且这些礁石和泥沙也会不知不觉潜入她和他组成的小小的社会里、细小的溪流中。她心里只有生活。工作和爱情,而没有斗争。直到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她才懂得过去组织和同志们批评自己“政治上不够开展”是中肯的。“现在才懂得这一点,好像已经晚了!”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晚了又怎么办呢?整天哭泣吗?这又有什么用?自己才三十一岁,人生的道路才走了一小半。现在就生活在痛苦的回忆里,不又是太早了吗?既然人生的道路上有沙石暗礁,那么人的心,也应该像江水长流,耐得住沙石的阻磨才对啊!“我还来得及重新开始。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吧?那么,我就重新开始吧!”

从此,卢文弟开始了新的生活。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不了解她的过去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她曾经经历过什么风雨。因为她从来不和人谈论自己的过去,更不把自己的伤痕向人们显示以换取同情和怜悯。她平平静静、踏踏实实地从事平凡的工作。她觉得心里重又充实起来,而且可以把这一切告诉给自己的朋友们了。就是在这种时候,她接到了向南的信。她把向南的信反反复复读了三遍。她想告诉向南:“你不要这么激动。要是你了解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安静一些了。我是为了不让你担心,才没有把一切告诉你的。看样子,我早就应该说了。”她拿出了纸和笔,想给向南写一封回信,一封长信,告诉她一切的一切。可是她刚刚写下“向南”两个字,又感到为难了,千头万绪,从何说起啊!正在这时,来了一位客人,打断了她的思绪。

来的是安志勇。这些日子,安志勇已经成为卢文弟的朋友,也是卢文弟家里经常来往的一位客人。今天,安志勇似乎很高兴。他一进门就把手伸进自己的帆布挎包,好像包里装着什么重要东西。看见文弟桌上摊着纸和笔,他问她在给谁写信。

卢文弟把向南的信递给他说:“小安,你看看,向南被打成反革命了!”安志勇一听,马上把自己的挎包放下来,急切地问:“也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吗?”卢文弟吃了一惊:“什么也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安志勇犹豫了一下解释说:“我猜想是这样。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除了这类问题是不会戴这种帽子的。”

“不会。向南是不会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了解她,她也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世界上便没有无产阶级的人了。”卢文弟为自己的朋友辩护说。

安志勇不说话了。他看着卢文弟,显得局促不安,坐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讲话。一开口,他就显得十分激动,激动得难以抑制,好像非一口气把心里的话说完不可:

“我本来早打算告诉你的,全部告诉你。我也被打成反革命的!我本来在军事院校里工作,我十几岁就参军了。一九六七年,我在学习会上发表了一点意见。我说林副主席讲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立竿见影的说法不够全面。像我开汽车,要开得好,必须天天练。如果不练,靠学毛主席语录就能解决问题吗?不行。就这样,他们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最后看在我很早就参军入党,而且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的份上,给了我从轻处理。开除了党籍和军籍,发配原籍,当了一名工人。我不怕当工人,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小叫花子。可是,我想不通,为什么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就成了反革命?就被赶出了党?所以,我要独立思考,我要好好想一想,在我们党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两年多,我来到地方上。我到处看,天天想。我开始懂得,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遭遇。整个的老一代革命者,都有这样的遭遇。我们这一代,只要想说几句真话,也都逃不了这样的命运。不过是早一天。迟一天的问题。我认为你也和我一样,现在向南也和我一样了。这就更使我相信,不是我错了,错的是他们!”

“他们?他们是谁?”卢文弟不由得打断他的话问。

“我说不清!”安志勇说话的态度有点粗鲁,“你不用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回答你。反正我认为,我们党内出了坏人,大坏人。我本来以为你会理解我的。我已经把你当做知己,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自己知道,我永远属于党!”

“志勇,你是好人。你今天讲的这些,我都相信,肯定是有人冤枉了你。但是党内是不是出了大坏人,这个问题我没想过,也许你也是对的。因为我相信你。”卢文弟诚挚地对安志勇这样说。

“真的?文弟!你是这样看的?我,真感谢你啊!”安志勇的眼睛发亮,一面笑着,一面流着泪。他又把手伸进挎包,从里面拿出一个插着塑料花的花瓶,双手捧着递给卢文弟。

卢文弟没有伸手去接这瓶花。因为她突然意识到这个花瓶的意义了。她不敢接,不愿意接,她觉得现在自己心里根本没有爱情。旧的爱情死了,新的没有诞生,而且她觉得永远也不会诞生了。她抱歉地看着安志勇,对他说:

“志勇,我不能接受,你带回去吧。”

“噢!”安志勇像被火烫了一样赶忙缩回手,把花瓶重新装进挎包里,然后站起来说:“我走了。以后也不会来了。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可以打电话找我,或者告诉小刘他们。”说完,就走了。

卢文弟送他出了门,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共同生活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

“你不必解释,我懂。”

安志勇大步流星地走了,头也没有回一下。

卢文弟在门口看着安志勇的背影,看了很久很久。她感到心里十分难过。为安志勇难过,也为自己难过。“也许我应该答应他?他是一位值得尊重和同情的好同志。”她这样对自己说。“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仅有尊重和同情就够了吗?”她实在想不清。她突然想去滨海看看向南和超群,而且这个愿望竟然一下子变得十分强烈,非去不可。

卢文弟一到滨海,立即赶到干校去看向南了。她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摸到干校,已经是中午十一点钟了。一进干校大门,迎面便是揭发批判向南的大字报。卢文弟不由停下来细看,天哪!大字报里给向南戴了那么多的帽子不算,还进行了人身攻击,这叫向南怎么受得了呢?

迎面走来一个瘦瘦的男同志。她忙问道:“同志,滨海文协在哪?”

“你找谁?”瘦高个问她。

“我找向南,我是静湖来的。”

“你是卢文弟?”那人突然有点高兴地问。

“你怎么知道?”卢文弟惊异地问。

“我叫王友义。我的爱人和向南是大学的同学,我和向南也是朋友。她常常谈起你,我们又都看过你的照片。”

卢文弟一听那人的自我介绍,原来的紧张情绪就减少了一些。她高兴地说:“幸亏碰上你。小向现在怎么样啊?”王友义朝周围看看,小声说:“吃饭的时候快到了,你就等在这里,我和向南打个招呼,叫她到这里找你。”卢文弟便站住不走了。

不一会儿,向南跑得气喘吁吁地来了。

卢文弟看着这个朋友,变化好大呀!向南本来是个身体匀称健壮的女孩子,赤红的圆脸上长着一双又黑又大的圆眼,加上一副双眼皮,显得很有精神,像个体操运动员。可是眼前的向南却是又黑又瘦,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衣服,老气得至少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四五岁。向南见文弟不住地打量自己,露出难过的样子,便强作笑脸说:“海风吹的,又黑又干。不过身体还是好的。”可是文弟却看见向南的眼圈红了。她摸摸向南干裂的手面,感情地说:“小南子,几年不见,我们怎么会变到这种地步?你知道我和姚如卉离婚了。”

“什么?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向南把卢文弟的手捏得更紧了。卢文弟的眼圈也有点发红了。

这时候,来饭厅吃饭的人很多了。向南觉得两个人站在这里惹眼,便对卢文弟说:“我们先去吃饭吧?”卢文弟说:“别吃了,我不饿,还是找个地方叙叙吧!”向南也不想吃饭,便拉着她往大门口走。不料刚刚举步,就听到李永利在后面叫:“向南,到哪里去?”向南只好站住说:“我的朋友从外地来看我,我陪她出去走走。”“不懂得纪律吗?”李永利叱责道。

“她是外地来的。我们是从小一起……”

“有介绍信吗?没有介绍信哪里来的也不行!”李永利没有让向南说完,就打断了她的话。

卢文弟看到向南的脸变得煞白,知道向南已经激动到难以抑制的地步了。她怕这对向南不利,便对李永利说:“是我自己找到向南的。我不懂你们的规矩。她本来也就打算送我走的。”

李永利看看卢文弟,换了一副脸说:“我们对你不责怪。你不了解情况嘛!这样吧,让向南给你点饭菜票,你到食堂里去吃饭,吃了饭你就走吧!”李永利笑嘻嘻地看着卢文弟。不料文弟却把眼睛一闪,毫不领情地说:“谢谢!我是来看朋友的,不是来讨饭吃的。”她不顾许多人好奇地看着自己,紧紧抓住了向南的两只手说:“小南子,我去了,你要坚强,我相信你不是反革命,我们永远是好朋友。”说罢,她挑战似地看了李永利一眼,把额前的头发往耳后一拢,走了。向南愣愣地站在那里,突然又向前跑了几步,凄楚地叫了一声:“文弟!”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李永利被卢文弟抢白了一顿,正窝了一肚子火,看见向南这样,便大发雷霆了:“向南!哪里也不许去!”向南突然睁大两眼,火辣辣地看了李永利一眼,然后紧咬嘴chún,一口气跑回宿舍,扑在桌子上失声痛哭了!

卢文弟饿着肚子回到滨海,就找到了市文化局。她要问一问,超群知道不知道向南的这些遭遇,她又是怎么看的。

卢文弟被带到段超群的门口,等了几分钟,才听见里面的脚步声。门打开了,走出来的不是段超群,而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满脸挂着泪痕。等这位女同志走下了楼,段超群才在里面喊道:“谁找我?进来!”卢文弟走进门,段超群正伏案写着什么,头也不回地说:“请等一等,就好了。”卢文弟正一肚子不痛快,见段超群这般架子大,就没好气地说:“是我,超群。”段超群听到声音,连忙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亲热地握住文弟的手说:“哎呀,文弟!哪阵风把你刮来的?到底是逍遥派啊!一抬腿就到滨海来了。”这话又在文弟心里引起一阵反感。但是,她不想多说话,便简单地回答说:“早上刚到,到干校看向南去了。向南的事你知道吗?”

段超群只当没有听清文弟的话。她热情地把文弟按在一张沙发上坐着,又泡上一杯滚烫的茶,然后抱歉地说:“文弟,再等几分钟,有些文件急于处理。要不是刚才那个女同志耽误了我很多时间,早就完了。”

“刚才那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哭?”卢文弟随便问了一声。

“你的同行,地方戏演员。剧团解散了,叫她去当营业员,想不通,天天来吵。我真不懂,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留恋文艺界。要是我,可真要谢天谢地。可惜我今生今世都享不到这份清福了。”

段超群说完又去批她的文件了。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些话会对卢文弟有什么影响。卢文弟也不想对她说什么。她端着茶杯观察这间办公室。办公室的摆设并不阔气。除了两张沙发,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和一个茶几以外,别无他物。引人注目的是,靠近写字台旁边放了一张单人铁床,帐子垂着。与办公室的气氛很不谐调。卢文弟想,这大概是这位女主任的与众不同之处吧?看来她的确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了,可是这在卢文弟心里一点也没有引起敬意,相反,她感到不舒服,很不舒服。因为,这一切都让她觉得,段超群如今是个“大人物”了。她真想马上站起身往外走啊!当然,她还是忍住了。因为她惦记着向南。她想看一看,段超群能不能为向南说句公道话,段超群是不是还记得儿时的朋友。所以,她压下心头的种种不快,一声不响地坐着,端详起段超群来。

段超群的面貌神态完全表明,她和向南的境况是截然不同的。段超群如今发胖了,白净的长脸已经变成了圆脸,使得两只原来就嫌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头发似乎比以前更浓密黑亮了,吹得光光油油的。身上的衣服也更雅致了。这还只是外形上的变化。神态上的变化就更大了。你看她,现在坐着,紧闭着嘴chún,熟练地批阅着文件,多像个大人物?谁能想到她是那个又黑又瘦,又满身补丁的向南的好朋友呢?卢文弟越看,越觉得和这位朋友之间有着很大距离。这个距离是怎么产生的呢?她说不清楚。她想,也许这个距离早就存在,不过不像今天感觉这么明显罢了。于是,她竭力搜索段超群过去留给她的印象,并且不由自主地又看看段超群的紧闭的嘴chún。对!就是这张嘴chún,常常使她觉得段超群不如向南容易亲近。向南的嘴巴阔大嘴chún红润,常常像个孩子似的半张着,好像准备随时把一颗热心吐出来交到朋友的手里。而段超群呢,两片薄薄的、淡红色的、几乎像个“一”字的嘴chún总是封闭着,像一把锁一样锁住自己的心灵。现在,这两片嘴chún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嘴角两端增添了两条短细的纹,这似乎不是年龄的关系,而是嘴chún经常紧闭形成的。这两道细纹,使卢文弟觉得这个朋友更加不可亲近。

段超群并不知道卢文弟在观察自己,她只顾手里拿着一支花杆铅笔,批着,看着。只剩下最后一份文件了,不知为什么,她好像有点生气。她用铅笔迅速地在文件上写上一行字,就打电话叫来了一个干部。她问:“怎么,这两个走资派还赖着不下干校?”那干部回答说“有病。”段超群把嘴角一撇:“哼哼!现在都会来这一套,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叫他们明天就去。”那干部还想讲什么,段超群却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卢文弟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把两片嘴chún紧紧地闭着,一声不响地看着那个干部。这神态非常明确地表明:“我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那个干部走了。

这一切,卢文弟都看在眼里。她觉得自己已经摸到了段超群的心,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和段超群说向南的事了。所以段超群刚刚坐下,卢文弟就站了起来。没精打采地说:“我要走了。”段超群一把拉住她:“不行,回家吃饭。我妈不知道会怎么高兴呢!”卢文弟挣脱了段超群的手说:“不。我乘夜车回去。”

“这么急?那你到滨海来干什么?”段超群感到卢文弟的冷淡,也有点不高兴了。

“来看小南子。”卢文弟仍然冷冷地说。

“噢!向南还好么?”段超群也用不悦的口吻说。

卢文弟更加不快了:“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她的事?你就这么怕连累吗?”

“你还是那个脾气,文弟!我即使完全相信小向,也不能为她说话呀!群众运动嘛!”

卢文弟的美丽的脸庞涨得通红。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她用一种十分冷淡而生硬的语调对段超群说:“再见。”

段超群了解卢文弟的脾气。固执起来谁也劝不转。所以她不再邀请,只是抑制住自己的不悦,尽量用亲密的态度说:“好吧,代我向姚如卉问好。”卢文弟头也不回地说:“谢谢。”

当天晚上,卢文弟便搭夜车走了。当她回到静湖走进自己空荡荡的家的时候,她突然感到,安志勇的真情对她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是这么少,而她又多么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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