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

八、向南给卢文弟的第六封信

作者:戴厚英

文弟:

刚刚从子期家里回来,已经是十二点了。但是我不想睡,一点也不想睡。这些天来,我何尝真正地睡过一晚呢?我怎么能睡呢?我的面前摆着一个尖锐的问题:何去何从?

我和子期的恋爱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狄化桥同志的批判,说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几天来,我们的事情在整个宣传系统流传、议论、批判。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一齐向我们掷来。我完全给打蒙了。

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一向是尊重的。解放十七年里,我心目中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懂了,司令部有两个。我要求自己坚定不移地跟着无产阶级司令部走,因为它是毛主席的代表。我敬仰它,信任它,追随它,并努力按照它的要求改造自己。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总是努力理解和执行的。

可是这一次我不能理解,更难执行了。

一个人被判了罪,最了解这种判决是否正确的不是法官,而是被判了罪的人。

我知道,我和子期被错判了,被冤枉了。

凭什么说我们的恋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腐蚀呢?莫须有!拿不出一条证据来,就判定我们的关系是“赤躶躶的金钱关系”,判我是出卖灵魂的人。

他们判定子期是“资产阶级”,说他是与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写长诗《不尽长江滚滚流》,歌颂了一位抚育他成长的老首长,说这就是为走资派树碑立传。

而这一切都是诬陷!

不错,子期曾经是“三名三高”人物,滋长了一些脱离群众的倾向,但是,他不是一再检查过了吗?党的政策一再说明,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这政策为什么对子期不适用呢?他好像成了祥林嫂,捐了门槛还是一个有罪的人,那还要他捐门槛干什么?现在当然没有“三名三高”了,可是在我看来,有些人所过的生活要比子期高出许多倍!而且他们所享受的并不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而是“拿来主义”的产物。而这些人却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这叫人怎么理解呢?

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对《不尽长江滚滚流》的一查再查,一批再批。诗里写的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现在说他是什么“老右派”,解放战争时期有什么“右派”呢?可是他们一定说他歌颂的是老右派,根据就是据说那位将军现在已经成了“走资派”,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位将军还是“九大”的中央委员!这又应该怎么理解?狄化桥说,他是作为“右派代表”“保留在”中央委员会里的。这就奇怪了。党中央里为什么要保留“右派的代表”呢?文化大革命不是已经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了吗!现在为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又跑到新的中央委员会里去了呢?我们是小民百姓,自然不可能了解政治斗争中的种种策略,也许这也是一种“革命的需要”吧!那么,我仍然不懂,既然是为了革命需要在中央“保留”了他们,为什么却又要在下面千方百计地搞倒他们呢?这不是两面派行为吗?而且,既然要搞,明搞好了。可是又不明讲,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只亮出旗子的一只角,却又叫群众“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这到底是相信群众还是愚弄群众?是依靠群众还是利用群众呢?

还有什么“全面专政”!本来,我倒相信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的。然而今天,我却体会到了它的真正含义。文弟,这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现实,可怕的现实!它就是要把我们一切人的一切方面都包括在阶级斗争中,划入专政的范围内啊!在这个“全面专政”的现实中,人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婚烟恋爱也成了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一种手段。所谓婚烟自由,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多么可怕的全面专政啊!我想向人们呼喊:我们是人,对我们讲一点人道、人情和人性吧!

当然,没有人会理会我的呼喊,因为谁都知道:阶级斗争是无情的,全面专政是全面的!

文弟,我的这些思想不使你感到害怕吗?说真的,我自己也是害怕的。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你是怎么啦?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受不了吗?专政‘专’到自己就不想服从了吗?”我强迫自己理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服从领导的决定。但是,我想不通啊!我可以捆住自己的手脚,捆不住自己的灵魂啊!

文弟,我的姐妹,我该怎么办啊!

反抗吗?像五四时期的女性一样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吗?不。我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我不是五四时代的女性。在那个时代里,那些先进的女孩子一踏上社会,脑门上就印着两个字:反抗。这是光荣的标志,革命的标志!可是我,是新社会里长大的,我的脑门上、心坎上也印着两个字:服从。这也是革命的标志,进步的标志!过去的十几年,我一直是服从的。服从党的领导,服从组织决定。

我没有想到过,服从会给我带来一种精神枷锁,而今天,却感到了。文弟,传统观念对人的束缚实在是可怕的,我觉得,我就受着这样的束缚:服从惯了,不敢不服从,也不会不服从了。一想到自己会反抗组织的决定,特别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就怕得要命!好像自己真的已经走到了“反革命的边缘”,向深渊里“堕落”下去一样。而且,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服从”的习惯不是被打破了,而是加强了。因为现在的服从已经不需要头脑的思索和理解,而是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然,这种服从再也产生不出热爱和信任,而是出于怀疑和畏惧了。但是,终究还是要服从。

而且,文弟,反抗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也不能不考虑啊!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我岂能不睁开眼睛看看自己面对的现实?

现实怎样呢?前天,王友义夫妇偷偷地把我叫到他们家里,关起门劝了我好半天。他们的话我大都没有听进去,但有一句话我却记得很牢。他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做了批示,你们再爱下去只能是一起毁灭。现在,你们已经毁了一半了!”他们关切而焦虑的神情更使我体会到这种劝告的分量和现实性。我知道“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会带来什么。

因此,我的面前只有一条路:服从。而且,纯洁的恋爱已经被侮辱和践踏,在人们的眼里变成一桩罪恶,这恋爱还有什么趣味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被损害了名誉的人是有权控告的,即使那种法律是虚伪的吧,毕竟还可以控告,可以辩解。我们现在呢?无处控告,无权辩解。每个人都有权对我们横加侮辱,还可以得到“拥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美名;我们却只能垂手拱立,默默地忍受朝身上泼来的污水,抬手揩一揩也是不行的!

因此,我决定与子期断绝。真正的断绝!

然而,这是多么困难啊!每天,我都催促自己:下决心吧,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是每一次,心里又发出了另一个声音:去,做他的妻子!

结果,仍然是断不了。我还是每天去,直到深夜才回来。李永利在批判会上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深更半夜在一起能干什么好事?”每当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浑身的血都要往头上涌,恨不得从口中喷出这满腔血,用带血的语言回答他:“是的!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相爱!我们结婚!这是人类生存的要求和权利。这要求是自然的,这权利是神圣的!”

我们这样秘密来往又被发现了。有人盯梢。文弟!用这种方法对待两个相爱的人,这是多么卑鄙啊!可是工宣队把这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文弟呀文弟!心快要炸了,我只能对你发出这些无声的呐喊,心灵的呻吟。

谁能告诉我:我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我们误解了他们,还是他们误解了我们?是我们糟蹋了生活,还是生活糟蹋了我们?

写不下去了,文弟。也许,我将和子期一起毁灭!

   南一九七一年元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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