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

九、向南给卢文弟的第一封信

作者:戴厚英

文弟:

很久没有接到你的信了。你的来信又是那么简略,真不知你过得怎样。如卉好吗?你好久没有提到他,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闹矛盾了?望下次来信告知。

文弟,我和超群发生了分歧,原因是我“右倾”了。我似乎也只好承认,我“右倾”了。因为,我实在不愿打倒我的专案对象余子期。我同情他,尊敬他,还常常要为他辩护。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也想不清啊!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和“右倾”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和你都是在不断地反右斗争中长大的。从我开始懂得政治的时候起,我就害怕“右”这个字眼了。“右”就是资产阶级,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一九五七年,我还只是刚刚跨进校门的大学生,便参加了反右斗争。我们的一个老同学何思捷被打成右派。他被开除了学籍,劳动教养去了。记得他临走的时候,曾经找我告别。我对他说:“你本来是一个有才干、肯学习的青年,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真为你惋惜!”他说:“我不为自己惋惜。你多珍重吧。我相信,你是永远不会‘右’的!”

是的,我也相信,我永远不会“右”的。甚至向“右”边倾一倾,我也是不干的。

我踏上社会,进入了文艺界,也是在反对右倾,批判修正主义的gāo cháo中。我懂得了,不但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斗争,还要批判一切过去的封、资、修的文艺和文化。我坚决地举着批判的旗帜。我是不会投降的,我是不会右倾的。

我们的家乡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你妈妈在这期间死了。有人说是饿死的。我不相信,死也不相信。我认为这是敌人在趁机造谣,想砍掉三面红旗。我和你一起回到家乡,到了你家里。我们一起吃胡萝卜,没见一粒粮。你爸爸端着饭碗淌眼泪,对我说:“孩子,真对不起你!”我笑哈哈地对他说:“表舅,你别难过,我喜欢吃胡萝卜。”我看见你爸爸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心里不觉一阵难过。可是立即批评自己的“小资情调”,脸上又挂上了笑容。我保卫了三面红旗,我没有右倾。我庆幸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竟然如此坚定。

文化大革命给我上了新的一课。开始的时候,毛孩子们说滨海市委有问题,把我吓了一大跳。这不是右派言论吗?我和机关里大部分同志一起到街上去和这些毛孩子辩论。我告诉他们:“你们这是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一个小男孩抓住了我。他的旧军装拖到膝盖,一张圆乎乎的胖脸充满稚气。他对我的发言是那么愤慨!他问我:“你是什么出身?属于哪个阶级?为什么包庇黑市委!”一下子,一群孩子一起把我围住了。幸亏王友义一把拖住我冲出了重围。这以后,许多事情使我明白了过来:革命在深入,形势在发展。“左”和“右”的含义不同了。今天的左派,就是要造反,要炮轰各级党组织。

我向小将们学习,起来造反了。我批判十七年的文艺路线,教育路线,批判别人,也清算自己。我像避免瘟疫一样提防着自己脑子里的沉渣泛起。我觉得,这一次,我获得了对“右倾”的终身免疫力。

可是现在,我还是“右倾”了。这叫我怎么说得清?

当超群把余子期的专案交给我的时候,我多么兴奋!我认为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我并不熟悉余子期。他虽然是我们的一个领导,可是长期在外地深入生活,偶尔回到滨海,也不过是在会上和我们见面。除了他的诗给我留下一些印象外,对于他,我真是一无了解。因此,我可以毫无私心地去进行这项革命工作。

我对他持有高度的警惕。因为我是那么相信他必定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我严厉地命令他交代自己的全部问题。每一次和他谈话前,我都仔细地设想,他会耍什么花招?又该怎么对付?在和他谈话的时候,我的紧张真可以和那个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相比!我调动起自己的全部神经,不漏掉他的一句话。甚至对他的一个手势和眼神,我都要反复研究和推敲,以便从中找出矛盾,发现问题。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头脑里的“弦”慢慢地松了。因为拨拉来拨拉去,那些怀疑的问题一个个被否定了。我逐渐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坦率而又真诚的人。他不怕在群众面前摊开自己的一切,他的交代没有丝毫被迫的成分。他像对亲人和朋友倾吐心曲一样摆出了自己的一生。他是那么相信:党会了解他的。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就解除思想武装。王友义也时时提醒我,“没有查出问题,不一定就没有问题。还是慎重一点好。”我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我们再查,给他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叫他交代。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之后,我的看法终于发生了一次大变化。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我到“牛棚”去取他的交代材料,看见他正在偷偷地看着什么,并往自己的小本上抄摘。我悄悄往他身后一站,竟是一张传单!我正想伸手去拿,却被他发现了,他连忙把传单攥在手里。我怀疑他在捣鬼!我厉声地叫他:“你出来!”我把手伸出来说:“把传单交出来!”他迟疑了一下,摊开了手。我拿过传单一看,是去年冬天红卫兵中流传的一张传单,传的是一位部队老同志的讲话。这位老同志批评红卫兵不讲政策,劝告小将注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说,“哪怕错误只有百分之一,不加注意,任其发展,对革命事业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他教训那些红卫兵说:“小娃子呀,要说造反,我们才真是老造反了。为什么你们这些小造反要打倒我们这些老造反?”我当时就不同意这个讲话的精神。我认为现在不是大讲百分之一的时候,这只能给革命的群众运动泼冷水,加阻力!敌人会利用这个讲话的!余子期为什么现在对这个讲话发生兴趣?是不是他也想利用这个讲话呢?于是我问他:“这张传单是谁给你的?”

他摇摇头说:“是打扫院子时偶然拾到的。”

我冷笑一声说:“阶级斗争中没有什么偶然!就算你是拾到的,为什么这么感兴趣?这也是偶然吗?”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忧伤地看着我。过了一会,他突然问:“小向同志,你今年才二十几岁吧?”

我马上反问:“什么意思?二十几岁的人无权审查你吗?”

他又摇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恐怕并不了解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吧!”

我的脸涨红了,挖苦地对他说:“当然不如你。可是要是听你这个党组成员、大诗人的话,我怕是一辈子也不会懂得党内斗争的!你还是说说为什么对这份传单感兴趣吧!”

“好吧。”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的党教导我们,一个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说真话。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尊敬这位首长,信赖他,同意他的意见。”

“什么意见?指责红卫兵运动吗?”我厉声地说。

“不!向南同志,你不了解他!”他争辩说。

“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他现在跟不上形势,因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我振振有词。

“不对,向南同志,你错了!”他突然激动起来,提高了嗓门。“我了解他。他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你知道不知道,他曾经为革命献出了什么?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啊!他的最疼爱的小儿子,就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而且是为了掩护我!”说到这里,他拉拉自己身上那件旧羊皮大衣,深情地说:“这就是他的小儿子的遗物,他那时候送给我的。我穿了多少年了。我永远忘不了他给我的教育。是他教我读书识字,是他教我懂得革命,是他把我培养成为一个战士、诗人!”他还突然提高声音,直冲着我问:“向南同志,你也是党培养的吧?在你的生活中也曾经遇到过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的指导者、领路人吧!党,就是由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组成的啊!把这些人都打倒,那么,我们的党呢?我们的党呢?”

“我——?”说真的,文弟,我一下子语塞了。因为这些问题正是我当初和小将辩论时提出的问题啊!我以为已经解决了,彻底解决了。可是今天,这件事情震动了我,也使我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不能不在内心承认:他是对的。于是,在中央提出“三结合”的时候,我提出“解放”他,“结合”他,我认为他正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

然而,超群反对,我受了批判……

我曾经承认,是我“右倾”。我曾经暗自下定决心,今后再不“右”了。可是最近,在他的妻子被迫自杀,女儿到黑龙江插队落户以后,我又动摇了。事实是必须尊重的。因为我毕竟不是被骑士小说弄得神经错乱的堂·吉诃德呀!我有正常的感觉和思想,看清了自己面对的是风车不是凶恶的敌人。这时候再龇牙咧嘴地大杀大砍,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文弟,我不明白,对一个干部审查清楚了,证明他是一个好人,这有什么不好?可是超群和冯文峰他们好像是不甘心,他们怀疑我的工作。

我很想听从他们。但是,对余子期的深切同情已经在我思想上完全占了上风。我在他面前再也摆不出一副审查者的面孔了。我该怎么办?辞去专案组组长的职务,行不行?但是这样一来,是不是我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动摇、退却?以至落荒、逃跑了呢?

心里真乱啊!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文弟,你比我冷静,帮帮我吧!我等着你的信。

            南 一九六八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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