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08章 太平上帝

作者:董丛林

一个原本礼拜孔子、笃信文昌的乡塾先生,一朝忽然改拜了上帝。他以上帝次子的身分,唤起千军万马,创建了地上天国,并为这个天国的子民创造了太平上帝。

就神的蹊径

鸦片战争爆发前的第四个年头,即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春间,广州城里正举行府试(考秀才)。这天,布政司门前的双门底大街上,有两个怪异的人吸引着一大群围观者。一人从长相上看显然是西洋人,但长袍阔袖,结髻于顶。另一个是本地人,给不能讲当地方言的西洋人当翻译。他们声称可以满足人们的慾望,不停地宣讲着什么。

这时,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情不自禁地挤上前来,从其装束打扮、神情举止,一眼便可以看出是一个亟盼榜上有名的应试童生。这种人要问什么,想听什么,似乎早就在那个西洋人心里装着,没等年轻人开口,他便说道:“你将得最高的功名,但勿悲忧,因悲忧令你生病,我为你有德之父道喜了。”年轻人脸上顿时露出满足和欣喜。第二天,这位年轻人在龙藏街又遇到那两个人,他们正在散发着一种小册子,年轻人也高兴地接受了九本一套的小书。

十四年梭,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南麓的金田村,青天一声霹雳响,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率领着数以万计拜上帝会会众组成的“圣军”,势如狂飙铁流,开始了斩邪杀妖的战斗历程。

当年问卜受书的那个童生,就是后来成为“天王”的洪秀全,而与太平天国始终息息相关的拜上帝教,正是以他得到的那套小书——《劝世良言》为第一触媒而产生的。

《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是宣传基督教义的中文通俗读物,作者是一个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新教的第一个华人牧师,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有多种通俗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即其中一种。

此书十余万字,其中一半是由当时的中译本圣经中整章整节辑录的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情况阐发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本神学内容,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他一切宗教之神灵、偶像都是应该扫荡的邪门外道,若崇拜它们便是获罪于天。为了使神天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中对儒佛道“三教”,对包括文昌、魁星在内的一切神灵、偶像崇拜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抨击殆遍。

《劝世良言》并非结构严谨、内容系统的神学著作,写作中所依据的中译本圣经,文字表述上也多有不准确的地方,特别是梁发本人对基督教义的理解也实难透彻,他的文字水平又不高,所以在对某些重要教义的传达上难免失真走样。譬如,书中对上帝、耶稣和相当于圣灵的所谓“圣神风”的关系,就没有从“三位一体”的意义上阐明,而给人以“三位三体”的印象。

梁发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人,他信从基督教后,也无法尽然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他在议论中力求富有“中国味”,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掺进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基督教义。例如,说人类始祖被蛇魔诱惑以前“性本全善无恶”;引“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语宣扬报应昭然的观点;用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证“真经圣道”的教化作用;将“合乎中庸之正,依乎真道而行”、“言忠信,行笃敬”作为人异乎万物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借“秦火尚不能焚三代之书,党锢且不能灭名臣之迹”之典,来论证上帝之真道虽遭谤但终要晦而复明的必然性,如此等等。如此对基督教义牵强附会地运用,反而歪曲了它。所以马礼逊(梁发在他手下工作过)在称道梁发的布道书籍中,领悟基督教义“实有一些心得”的同时,又指出“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中国固有之异教色彩”①。

①麦沾恩著、胡簪云译,上海广学会重译《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载《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在本期《近代史资料》中,还刊载有《劝世良言》全文。

迷途羔羊

《劝世良言》这一并不高明的布道读物,何以在洪秀全身上发生奇效,这与洪秀全特定的身世经历和心理条件分不开。

出身普通农家寒窗苦读十余年的洪秀全,赡宫折桂的渴望比富室子弟更加急切。但他自道光八年(1828年)十五岁时,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而立之龄,先后四次步入府试考场,次次名落孙山。

得《劝世良言》那年是洪秀全第二次应考,当时他对这种布道书不会很感兴趣,可能只是出于对布道者赠其吉言的好感,才爱屋及乌地接受了馈赠,将其书稍事浏览便弃置筐底,继续埋头学业以图再举。

翌年(1837年)第三次应试又失败后,身心再也无法承受打击,他大病一场,一连40多日,高烧昏迷,精神恍馏,竟曾几番觉得游历天界,遇到种种奇异的事情。所谓“丁酉异梦”,即指此间幻象。后来一些文献中关于此事的记述,是经过了多重环节的加工改造,有很大的失真。不过,当时洪秀全在病中确实产生过幻觉,并且其内容与他测览《劝世良言》所存留在脑际中的某些印象有关,当是可以信实的。

病愈之后洪秀全旧志未泯,仍一面做乡塾先生,一面做继续应考的准备,又挣扎奋斗了六年,回报他的仍是榜上无名。他对仕途是彻底绝望了。他怀一腔愤懑,但又无能为力;他慾另作他图,但又无路可走,处于一种进退维谷、迷惘彷徨的境地,恰像一只迷路的羔羊。

神奇的带领

正当这一关头,洪秀全偶然重读《劝世良言》,情境与前番测览大不相同。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文昌、魁星的文字,当如一张利喙把他啄住了,衔着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身心渐渐沉入神奇灵光的海洋,领悟着“正经大道之圣理”,似乎进入大觉大悟之境。联系六年前病中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遂有昔之千疑百惑,一朝焕然得释之感。他说:

这几本书实为上天赐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验之真确者。如我徒得此书而无前时之病状,则断不敢信书中所言而反对世上之陋慾;然而若徒有前时之病而无此书,则又不能再次证实吾病中所见所历之为真确,亦不过视为病狂时狂想的结果而已。①

①洪仁囗述、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8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遂按当时对有关情事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罪恶,弃旧从新。之后立刻“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水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①。这正是完成宗教皈依时所特有的心理体验。

①同上书,第848页。

显然,洪秀全这时还只是一个虔诚的宗教皈依者,而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所着意追求的是上帝天国的目标。

然而,洪秀全是在原本没有一点基督教知识,也没有他人教导的情况下,在特殊情境中,靠自行研读《劝世良言》来领悟和接受基督教的,难免因认识不足而产生偏差。尽管洪秀全接受了上帝神奇的带领,却无法在上帝的道上不偏不离地走下去。

另辟蹊径

可以设想,洪秀全重读《劝世良言》之际,如果及时遇到能够进一步引导他的传教士,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这种机缘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才出现,为时已经晚矣。

这年春间,洪秀全来到在广州的美国新教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处。据说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知识的热情很高,并要求罗孝全为之施洗。但罗孝全觉得洪所讲的有关宗教情事莫名其妙,缺乏对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没有答应。不久以后,洪秀全也就离去。

此番在罗孝全处,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接触到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当然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宗的”基督教知识,但是这只能被他利用来补充和完善拜上帝教,而不可能对拜上帝教按正宗基督教的标准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了。

到这个时候,拜上帝教已经创立了四年之久,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教义,主要从洪秀全撰写的《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述中体现出来。在组织规模上也已比较可观,并拥有了一批中坚分子。拜上帝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已经基本定型化了。洪秀全离开罗孝全处之后,到达广西桂平紫荆山区,形势使得拜上帝教急剧地转向为革命所利用的轨道,更断绝了它向基督教修正的机会。

这次是洪秀全第二次进入广西。他第一次入桂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偕既为同乡也是由他最早发展的拜上帝教信徒之一的冯云山,一道去开展布道活动,但成效不大。当年洪秀全返回家乡,冯云山则在广西留下来,在紫荆山区逐渐打开了局面。到洪秀全二次入桂时,拜上帝会组织已在这里创立起来,拥有2000多会众。洪秀全颇为感奋,便留在这里开展工作。

受形势的促使,此时洪秀全的思想进入变化的飞跃期。对社会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反叛因素,被召唤、激发出来,迅速膨胀裂变,思想改变的同时也对拜上帝教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自此,拜上帝教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洪秀全于此期写成的《原道觉世训》中,把皇上帝及其子女与阎罗妖及妖徒鬼卒指为对立的“正”、“邪”两个阵营,隐然有以宗教语言影射现实社会的政治用意,突破了他以往著作中单纯宗教说教的局限。

于是,拜上帝会渐渐转变为不是单纯的宗教团体,而是政治和军事的组织。金田起义以后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保留了这一特点,采取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互相“化合”。一个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的传教士这样评论:

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换句话说,也许是一个既可见又不可见的机构。①

①《北华捷报》1854年7月22日。

从实质上说两者不是平列的,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尽管如此,拜上帝教作为国教,渗透到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不容忽视和回避的事实。

洪秀全就是沿着这样一条蹊径造就了“太平上帝”。

南橘北枳

从拜上帝教的初创,到太平上帝的定型,与基督教都有一定关联,但二者间又有很大的不同。

拜上帝教没有自己明确而集中的经典,它的教义是通过诸多文献零散地体现出来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把《旧遗沼圣书》和《新遗诏圣书》作为官书刊刻颁行,两书分别即基督教圣经“旧约”和“新约”的部分内容,似乎也以之作为经典。但洪秀全又明确说其“有错记”,进行了诸多修改,加上许多批注,新刊本改称《钦走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遗诏圣书》(将原书名的“新”字改为“前”)。并且,又宣布以洪氏本人著的《天命诏旨书》作为“真约”,与前两书并列。《天命诏旨书》与基督教圣经的内容大旨别若天壤,自不待言。洪秀全对基督教新旧约的修改和批注,也能明显地体现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教义上的重要分歧。其中双方上帝观的不同,最能判别其相异之处。

“一体”还是“三体”

“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其大意是说上帝的本体为一,但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三者各有其用,但并非三个独立的神,而是一神的分位,其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即我又非我,我非你又即你的关系。

拜上帝教则不能理解和认同之,而坚持“三位三体”说:耶和华是独一真神;基督是上帝太子,不是上帝,“分明上帝是上帝,基督是基督”;圣灵则是东王杨秀清。洪秀全也曾讲及其间的“一体”,但主要是就父子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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