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02章 马背上的异客

作者:董丛林

蒙古大汗对基督教十分宽容,但他们说:“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

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

也里可温的兴亡

随着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蒙古铁骑扬威中原,基督教在中国又时来运转,一度振兴。这时其名号叫做“也里可温”(对该教及信奉者的统称),乃蒙语“福分人”、“有缘人”的意思。也里可温这时已不再是单门独户,而包括景教和“正统”的天主教两个家族。

就契机而言,上帝此番是由蒙古马背上驮进中原的。

传统与契机

景教自唐末在内地灭绝殆尽,仅北方边塞地区尚有延续。后来,该教在蒙古的乃蛮、汪古、克烈等部落中获得发展。回回世纪初年,就曾留下了20万克烈人皈依上帝的逸闻。据说,克烈王某日在山中行猎,为暴风雪所阻,迷失了路径。忽然间有一圣者显形,对他说。“如果你信仰基督,我愿引导你走出迷途,使你绝境逢生。”克烈王答应了,于是在圣者的引导下安全地返回营帐。因此,他和他的臣民便都信奉了上帝。

这并非神话故事,明明白白载于当时教会的函件。其情节固带有传奇色彩,20万的数字也或多夸大,但克烈部世有信奉基督教者确是事实。成吉思汗时克烈部长王罕的祖父和父亲的名字,明显都和基督教有关。该部扎合敢不的女儿莎尔合黑帖尼,即蒙哥和忽必烈的生母,也是该教信徒。蒙古诸汗的家人和宫廷里,多有景教的信奉者。至于社会基层景教的活动,也有迹可寻。

蒙古人不但与景教有着密切缘分,而且早在其入主中原以前,就与天主教方面发生直接接触。

1246年,作为教皇专使的柏朗嘉宾(jean de plen carpin),就来到过蒙古的都城哈刺和林,还参加了贵由汗的登基大典。1254年,法国的天主教士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k)也来到蒙古都城,拜访了蒙哥汗。他们都写有出访报告,介绍了蒙古多方面的情况,流传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和中国北方地区历史的宝贵参考资料,其中就有不少关于基督教在蒙古的见闻。

教皇专使

忽必烈本人,在他尚未南下建立元朝的时候,就以特别的兴趣和热情与天主教廷联络,媒介是意大利的尼可罗·波罗(nicolo polo)和马飞阿·波罗(maffeopolo)兄弟。这两个贵族出身的威尼斯商人,主要是受金钱慾望而非宗教热忱的驱使东土探险,于1265年来到当时蒙古的都城上都(即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朝觐忽必烈。

这位蒙古大汗和蔼而亲切地接见了来宾,兴致勃勃地垂询西方国家的情形,而“尤其关心教皇的起居和工作状况,教会的事业、宗教的崇拜和基督教的教义”①。并恳切地委派波罗兄弟充任访问教皇的专使,邀请教皇选派100名既精通宗教神学,又熟谙七艺(指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学、音乐、地理)的人,来和蒙古的学者们切磋学术,弘扬教义。又特别嘱咐他们,从耶稣基督圣陵的长明灯上带一点圣油来,说是自己敬重耶稣,把他看作真神。波罗兄弟跪着接受了使命,表示为此宁愿赴汤蹈火。

①《马可波罗游记》第7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福州。

波罗兄弟果真没有食言,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故国,与教廷取得联系,又专程去耶路撒冷取上圣物,最后身负新教皇格列戈里第十(gregory x)的使命,偕同教皇特派的两名教士,并且带上17岁的儿(侄)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再度踏上东行的万里途程。这一年,正好是忽必烈建立元朝的年份(1271年)。

没走多远,两名教士就畏难而退,波罗家一行三人百折不挠,继续前进。他们穿经叙利亚的两河流域,横跨伊朗全境,踏过中亚沙漠,翻过帕米尔高原,寒暑数度,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上都。其时忽必烈正在这里“巡幸”暂驻。波罗一行详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呈上教皇的书信和礼品。忽必烈深受感动,他“十分虔敬地接受了从圣墓中取来的灯油,命令以宗教的诚心妥善地保存”①。波罗一行自然是备受款待和看重。

①同上书,第11页。

这样,元朝与罗马教廷的官方联系便正式建立起来。如果说,老波罗兄弟为此付出了堪值称道的艰苦努力。那么,年轻的马可·波罗此行的成效就更远道他的长辈。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的面貌前所未有地展示给西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价值。当我们为之惊叹时,可曾想到它与也里可温的联系?

盂特·戈维诺的成就

虽然随波罗同行的两名教士中途折返,其后教廷又曾派遣一批教士赴华,亦未见结果(可能中途遇难),但终于在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有一个名叫孟特·戈维诺(monte govino)的天主教士成功地来到中国。他是意大利人,属方济各会。其人在华多年,教务工作颇有成效。他赢得元朝皇帝的同意,在大都建立起中国的第一批天主教堂。第一座教堂建立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上面有高耸云际的钟塔,其内悬钟三具,每时一鸣,以唤众信徒祈祷。七年之后建起的第二座教堂,使得孟特·戈维诺更为得意,他曾致函教皇详细报告说:此堂近临皇宫大门,距离仅有一掷石之远,在中国全境再也找不出比这更为合适的地址了;教堂规模宏大,从城内和其他地方来的人,看到这一新建筑,并且还有一个红十字架高树其上,都认为似乎是一个奇迹;大汗在宫里可以听到我们歌唱的声音,这种情况也被当作奇迹在各民族中间传告。及至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第三座教堂又拔地而起。

戈维诺还招收了150名男童成立神职班,教以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为该班译出蒙古文和维吾儿文的《圣经·新约》。这可算是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了。在他来华的头十一年中,就在大都施洗6000人。到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他在中国去世时,由其发展的信徒达数万人之多。

孟特·戈维诺的工作赢得了元廷的特别重视和信任。元成宗时他曾向教皇报告说,自己在宫廷中有一个位置,有权作为教皇陛下的公使进出,中国皇帝对其礼遇在别的高级教士之上。在他看来,中国皇帝对基督教“很是慷慨”。

教廷对孟特·戈维诺在华的布道工作非常满意和赏识,于1307年任命他为大都总主教。其任职期间,教方又曾两次成批地派遣教士来华,除了途中死亡者外,共有六人抵达,由孟特·戈维诺分派任职,其中有三人相继担任过泉州主教。

孟特·戈维诺死后,元朝与教廷仍继续保持联系。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元廷曾派遣一个使团出访教廷,两年后到达当时教皇驻地法国的阿维农(avignon),受到热情欢迎。教皇派遣一个庞大的使团回访,历经三年多,于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夏抵达中国,除了路上损失减员外,这时尚有32人之多。他们在华逗留了三年半的时间。

兴亡之谜

诸多迹象表明,元时的景教因为比天主教有基础,其势也颇显兴盛。

在大都,景教亦设有总主教。有着规模可观的组织设施。从当时遗留下来的《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看,经常地、正规地举行祈祷、礼赞等宗教活动仪式是可以肯定的。该教派力量之大,以至能压制和迫害以孟特·戈维诺为首的天主教势力。

在镇江,曾任该府路副达鲁花赤的马薛里吉思(mar sarghis),就是一个著名的景教人物,非常热衷于教务。据说,一天夜里,他梦见天门开七重,二神人要他兴建教堂七所,并赠以白物为标记,他遂休官而专务建堂。不管其梦是真是假,景寺是建成了,并且还一度得到元廷的玺书护持,拨赐江南官地30顷,又增加浙江民田34顷,为其专用。于是道场大备,教务煞是兴旺。为建景寺,马薛里吉思竟倚势将历史悠久的佛家金山寺霸占,引起佛门大哗,酿成两教讼事,引起当时人对景门“势甚张”之恶评。

在泉州,据业已发现的景教碑刻等文物、史料证明,这里驻有管领泉州路景教掌教司的主教和管领江南诸路景教的教长,是为该教的又一重心地区。此外,还有温州等诸多地方,也是景教势力比较集中的据点。

尽管景教和天主教两派之间久存芥蒂,嫌怨甚深,但毕竟同属上帝大家庭,在华都属也里可温。统而观之,其势更壮大倍加,构成元朝社会中一种可观的力量。

也里可温的分布几遍及各个行省、地区,根据《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类”中所提供的统计:其时其地的“侨寓户”3845户中,有也里可温23户;10555口人中,有也里可温109人。算来,平均每167户中就有一户,每63人中就有一人是也里可温。该教人员的成分,据《元史》记载,包括诸如“达官”、“孝子”、“良医”、“学者”、“义士”等多种多类的人物。

也里可温如此广、众、杂,以致元廷设有专门管理机构“崇福司”,与分别管理佛、道两教的宣政院和集宣院并列。诏令、文告中则惯以“僧、道、也里可温”并称。其事务之繁,一个官员这样感叹:“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的勾当多有,便有100个官人,也管不得。”①

①《通制条格》卷29第4页,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影印本。

然而,也里可温在元代也未能平稳地发展下去,至该朝后期已呈明显的衰落趋势,这在天主教方面尤其醒目。孟特·戈维诺死后,大都总主教一职便没有人再实际膺任,教士、教徒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元顺帝时一度留驻的教廷使团,对中国的兴趣也与日俱减,不顾元廷的苦苦挽留,最后还是坚决地登舟西返。此后天主教势力更是每况愈下。最后,随着元朝的灭亡,也里可温即告销声匿迹,它的兴衰存亡可以说与元朝同步。

奇怪的是,元代诸帝皆无类似唐武宗那样的暴力之举,对也里可温一般都是优客、宽待的。而也里可温却像一株本来长势似盛的秧苗,未曾遭受狂风暴雨的袭击,便悄然地趋于萎黄,最后竟根株全绝、杳无影迹了。

五根手指与一个拳头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功业赫赫可睹,他和他的子孙们跃马西征的情景也惊心动魄。这股黄色风暴扫及中、西、南亚和东欧、中欧的广大地区,甚至一度直通西欧,史家留下了成吉思汗“灭国四十”的一笔难算大账。它在造成战乱灾难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冲破了洲际国间的界线,连通了一个空前广阔的天地,廓清中西交通的路径,从而利于中西方和世界的文化交流。有前辈学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迄于元代,混一欧亚,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波罗的海、地中海,南至印度洋,北迄北冰洋,皆隶版图。幅员之广,古今未有……通蒙古语,即可由欧洲至中国,毫无阻障。驿站遍于全国,故交通尤为便捷……东罗马、西罗马及日耳曼之游历家、商贾、教士、工程师等,皆得东来,贸易内地,自由传教,挂名仕版。东西两大文明……以前皆独立发生,不相闻问,彼此无关者,至此乃实际接触。①

①张星烺《中西交通史史料汇编》第2册第1—2页,辅仁大学1930年刊本。

元朝基督教的兴盛,与这种开放的环境分不开。后来随着这种环境条件的变化,也里可温也就相应受到影响。

中西社会背景的差异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西社会背景条件的差异。这对于认识元朝天主教势力的命运尤为重要。

不是职业教士而是商人的波罗兄弟。却充当了元廷与教廷的使者,此事绝非纯属偶然。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已经与一种新的社会机制的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当时的西方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划时代变革的过渡时期。就在天主教神权统治的中心地带,此时以但丁的《神曲》开始了、“文艺复兴”的前奏。中世纪神学蒙昧的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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