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06章 一抹淡虹

作者:董丛林

圣经上说,虹是上帝与人类立约的标记。上帝的使者搭起中西文化交

流的虹桥,只是这座桥未免单薄了些。

在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同时,中西文化交流也以他们为媒介逐步展开。上帝的使者身兼文化大使,在中西双方搭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

最早,唐代景教士带来过西方医术,能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他们还曾“广造奇器”,但究竟造了哪些奇器,可惜已无法得知。

元代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使者,绝大多数是与教务有关的人员。在他们的穿梭下,彼此断绝已久的关系又再接续起来。西欧一度绝迹的中国丝绸、瓷器,这时又源源而至,成为当地的贵重之物。

中国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也有迹可寻。在意大利西埃那市政厅会议室,有文艺复兴初期给下的两幅大型壁画,一幅画的是将军骑马巡行寨堡,另一幅是城乡风光,虽然体裁不同,但构图都受到中国横幅画卷的影响,且置物布景颇带中国画风,从许多细节上也都具有中国绘画特色。

至于当时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似乎不多,除了教堂带着些西方建筑特色外,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一匹“天马”了。这是元顺帝时,访华的教廷使团,应元皇室的请求,特别带来的礼物。此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两蹄皆白,从皇帝到王公大臣,无不对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天马赞》、《天马行》、《天马颂》之类的诗文纷纷出笼,元顺帝还命画工精绘“天马图”一幅。一股天马热成了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

            色光映神州

空前美丽的虹直到明末清初才出现。此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论广度、深度都前所未有。来华耶稣会士在“学术传教”的过程中,亦予亦取,造成中西两学双向交流、互相渐染,而以西学东渐为主流,中国变“出超”为“入超”的格局。

西学东渐惠及中国的,最突出的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居于领先世界的地位,但到了近代,却远落在西方之后。到耶稣会士进门的时候,这种差距已相当明显。传教士们首先把西方许多先进的科技知识传播到中国,同时也带来了其他一些文化成果。

            窥天窥日

耶稣会士来华之前,中国人还不知道人类居住的大地是圆的。天文仪器的制造也落后于西方,使用的传统历法亦多疏舛。

利玛窦不但为中国制造了许多天文仪器,而且首先介绍了地圆说。很难想像,在不了解人类居住地基本形状的条件下,人们能够具有认识宇宙真面目的慧眼。从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利玛窦辈引领中国人,向近代天文科学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汤若望则主持制定了“西洋新历”供中国使用。他的参与,才使洋洋180万言的《崇帧历书》得以问世。此书共137卷,其中介绍了西方历法和天文学、数学、计算工具、测量方法等多方面的新知识。

汤若望还为钦天监制造了浑天球、白玉地平日晷、大小望远镜、观象仪等天文仪器,写下了《浑天仪说》、《古今交食考》、《西洋测日历》、《星图》、《恒星表》、《测食说》、《测天约说》、《赤道南北两动星图》等多种天文著述。南怀仁在主持治历的同时,也制造了多种天文仪器,写下若干天文著述。

在教廷宣布解除对哥白尼学说的禁令之后,传教士又对日心地动说予以宣传介绍。法国籍耶稣会士蒋友仁(p.michaelbenoist)是其中代表人物。他按新说介绍了天体与地球的关系以及恒星和行星的旋转理论,为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传播最先启蒙。

对耶稣会士们的天文历法之术,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明确承认:“有我中华昔贤所未及道者”,“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①自从洋教士们参与乃至主持宫廷的测天治历工作,钦天监里就一直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即使禁教期间也没有断绝。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3第1223—1225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北京。

           五大洲和皇舆图

在对世界地理的了解方面,直到和耶稣会士开始对话的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对中国是在四方大地的中央还坚信不疑。利玛窦首先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地图。他亲自摹绘的《山海舆地图》,附以中文注释,告诉中国人天下分五大洲,介绍了经纬度理论和划分方法,计算出地球周长为九万里,地厚28600余里(数据与实际略有出入)。此图在中国多次刊刻,流行之广几遍全国,学人著述亦多引其说。

利玛窦的同事、西班牙人庞迪我(p.did,de pantoja),则绘制有世界分洲地图。每洲一幅,图的四周附以文字说明,略志各国概况。意大利的艾儒略(p. julius ajeni)著有《职方外纪》,更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情况,绘图立说,“是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①。

①转引自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绪言第5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北京。

清康熙年间,法国的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p.joan-bapt reds)、杜德美(p.petrus jartoux)等人,与中国学者一道承担了测绘详细的中国全图的任务。他们运用当时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等,测量绘制成《康熙皇舆全图》,成为当时中国最科学、最优秀的全国地图,也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①。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235页,科学出版社中译本,北京。

其后,蒋友仁在乾隆朝绘制了新的世界地图,把探险家们新发现的地方加了进去,被最新研究所否定的内容则予以删除,各地位置也采用最新测量出的经纬度标示。他还受命参与绘制《乾隆皇舆全图》,共104幅,内容较《康熙皇舆全图》更为丰富详密。

           “女王”的领域

数学素来有“科学的女王”美称。在她的领域里,耶稣会士对中国也多有帮助和促进。

最著名的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这是介绍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欧几里德平面几何的系统著作。此书大大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几何学的内容,得到当时和后世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梁启超誉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利玛窦还与徐光启合译了应用几何著作《测量法义》和《测量异同》。与李之藻合泽《同文指算》,这是应用算术方面的著作,其中以系统地介绍西洋笔算的部分为最重要。它突破了中国算术囿于筹算、珠算的框框,引进了自加减乘除法以至开方的笔算方法,并附有练习题。此书中还首次介绍了比例级数。

清顺治年间,波兰籍耶稣会土穆尼格(p.nicolas smogolenski)传授了对数表,他与中国学者薛凤祥所译的《天步真源》,有系统地介绍了对数知识。康熙朝讲学内廷的会士,进而把代数学介绍给中国。

          从望远镜到西洋大炮

格物究理中国讲求久矣,但与近代物理学结缘,最早也是由耶稣会士牵线的。

汤若望以中文写成《远镜说》,对“镜之制造,镜之功用,说解详明,并有大图多幅”,是为光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始。与利玛窦工作过的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 de ursis),著有《泰西水法》,其中介绍了抽水机、蓄水机等水利机械的构造原理。稍后,作为罗马科学学会成员、并且是伽利略好友的耶稣会士邓玉函(p.joannes terrenz),与中国学者王征合著有《远西奇器图说》,阐述力学的重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方面的理论,并介绍了一些实用机械的构造,书后还附有《自鸣钟说》,介绍了机械钟表的构造原理。

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像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开始在中国落户安家。而在器物制造方面,比这些奇巧玲珑之物对皇朝更显实效的,乃“西洋大炮”。

明末皇家为了对付满洲军队,从澳门请来了有专长的教士陆若汉(jean rodriseaus)等20多人从事铸炮工作,可真谓立竿见影,挟所铸出的“红衣大炮”出关作战,顿显神威。努尔哈赤就是在与明军作战中被此炮的弹子“咬”伤致死的。汤若望也曾受命主持为明朝铸炮。他对制造大炮本是外行,只好临时抱佛脚进行研习,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而成品竟然奇迹般地出来了,计有大炮20多门,还有若干能驮在马背上的小型炮。为此,崇祯帝特颁金匾嘉奖。

清朝也没有忽略这项工作,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一年(1674—1682年),由南怀仁主持,共制大小洋炮372尊。康熙还饶有兴致地亲临芦沟桥场地观看试放情况,嘉其“制造精坚”。及至南怀仁去世,康熙帝的御制碑文中,还特别称道其“幸运巧思,督大器,用摧坚垒,克裨戎行”①的功绩。这种洋炮不仅用于平定藩乱,在雅克萨对俄自卫反击战中也发挥了作用。南怀仁还著有《神威图说》,专门介绍铸炮技术。

①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23页,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

             西洋楼

在建筑技术方面“西洋楼”是最佳范例。

圆明园中著名的西洋楼,是一组带有意大利洛可可风格,但也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石造建筑,从西到东共有谐奇趣、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喷泉)、线法墙(按透视法绘制的布景画)等。整个建筑是在意大利籍著名耶稣会士郎世宁(f.josephus castiglione)主持下,由蒋友仁、王致诚(j.denis attiret)等人配合设计建造的。

据行家介绍,从西洋楼建筑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的特点看,“在欧洲同时期的建筑中,也不失其‘尖端’意义,而在中国这块艺术土壤上,它更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①。并举出现存实物为证:远瀛观正门花雕双柱今犹残存其一。若仔细审视,即可发现它虽名为石柱,实际上是雕成一串垂悬的花环,柱顶以西式环扣交相拼接,整个柱身刻成长叶串联之状,因此上宽下窄,与一般西式圆柱完全不同。这根花式柱子不仅为今日整个圆明园遗址最引人注目之物,它在西方建筑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①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9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郑州。

            丹青与书林

耶稣会士中不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颇有造诣,郎世宁最为典型。他自康熙末年进宫廷供职,一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78岁高龄病卒,此间留下了大量画作。他本承文艺复兴的西方画风,到中国后又精心研究吸取中国的传统画风、画技,作品送能中西合璧,独创一格。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尚存有郎世宁的若干作品。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在1982年出版过《郎世宁作品专辑》,收画66幅。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马术图》是其力作之一(王致诚等参加绘画)。此画描绘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赐归降的蒙古部族首领观赏马伎的实况。以被接见的11位蒙古贵族居画幅正中,乾隆帝则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是表演马术的骑兵。据行家介绍,此作构图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不同,系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接受东方贤士礼拜的构图形式。

还有郎世宁与别人合绘的一幅《乾隆雪景行乐图》,“图中树林坡石皆取中法,人物头像则仿西法,建筑运用透视。”构图深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①。

①同上书,第294页。

郎世宁的画路很广,从自然景物到人物肖像,从花草树木到飞禽走兽,在其笔下都颇见特色。他尤善画马。留下了《八骏图》、《十骏图》、《百骏图》等精品佳作。

书为学之本。明末清初西方书籍输入中国的规模颇大。仅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由金尼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第06章 一抹淡虹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