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07章 扭曲的十字架

作者:董丛林

雍正皇帝禁教的理由之一是:“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一百多年后,他的话不幸成真。

上帝的新时代

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我看到了墙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群在场中国人的惊诧,闯进了城门。这是鸦片战争的炮声“在天朝呼啸”的时候,一位洋教士对前事的回顾。与其说是他夸耀自己敢于违禁入城的勇敢,不如说是发泄对禁令的愤怒。这时大炮的隆隆声,在其耳畔简直成了激人心弦的乐章,他欣喜若狂地说:“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音大喊大叫的日子!”①

①卡理·埃尔维斯《中国与十字架》,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单他这番喊叫,已足以和大炮声”“媲美”了。《南京条约》签订后,若辈的叫喊声就更响亮了:大不列颠已经和中国签订和约,这个异教的国度现在已经被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场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条约,不论是对龙的国度还是要在这里驻足的上帝,都是一个划时代的界标。

对中国来说,近代历史从这里起步,开始了一个在沉沦中挣扎奋进、在苦难里拼搏求生、在屈辱中洗雪争荣的时代。对上帝方面来说,则打开了一个封闭多年的偌大禁区,开始了一个从非法到“合法”、从秘密到公开、从附庸到主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上帝的使者们借商利为补养、以炮舰作后盾、拿不平等条约当护身符,将扭曲了的沉重十字架,强行插在龙的体躯之上。

与此前相比,最根本、最主要的变化,即中国不再是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国家,它的主权受到列强的破坏。不但“龙颜”的阴晴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对上帝的命运发挥偌大制约作用,而且在上帝的使者面前,“真龙天子”已经失却了自主颜面阴晴的权力,反而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不管情不情愿,也得向臣民们喊出对上帝敞门迎讶的号令;让钦差代自己在含有服从上帝款项的条约上画押。当时有的外国人士即直言不讳地指出,此番西人传教中国,是“取之以力,聚国兵于城下,书之约为专条,而中国莫敢谁何”。①

①宓克《支那教案论》第5页,南洋公学译书院刊本。

逐渐突破

让洋教士们欣喜若狂的《南京条约》,似乎也有一点令其遗憾的地方,那就是“对传教一事只字不提,英国人关心的只是通商”

不过,这一“缺憾”很快为效尤英国接踵而来的别国所弥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国和法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两约都规定外国人可以在通商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建造教堂。这是列强在横亘百余年的禁教壁垒上,打开的第一个“合法”突破口。《望厦条约》签订之后,直接参与其事的美国新教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曾得意地说,美国几乎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一切,其中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准许在通商口岸建立医院和教堂。

列强的胃口可不是这么容易满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还只是规定外国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并没有规定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传教,更没有规定可以到内地建堂和自由传教。列强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条约墨迹未干,法国就出面勒逼清廷明令解除教禁,清廷被迫应允。对方得寸进尺,又进而要求发还禁教年间封禁的天主堂旧址。清帝被迫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初发布上谕,宣明:天主教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迦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以前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

这使得在华的洋教士们更舒了一口气。不过,这时清帝的上谕中还作了相当的保留,声明仍不准外国人赴内地传教。

门户全面洞开

中国内地门户向上帝方面全面洞开,是列强通过英法联军之役摆得的权益。

咸丰八年(1858年),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被迫分别与俄、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都对传教事项作有规定。虽文字措词不尽一样,但大旨略同:基督教以劝人行善为本,得在中国内地自由传习,对此中国官方予以保护,不得苛待禁阻。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俄等国又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北京条约》,除了重申《天津条约》中有关教务方面的规定外,法国在条约的中文本中还私自添上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这在条约法文本中是没有的),并且还强迫清政府同意将给还教堂旧址的内容写进条约中。所以,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关于传教的条文,代表了到此时为止,列强在该方面攫得的最大“合法”权益。条文规定:

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

①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五册第互4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北京。

至此,中国禁教的法律屏障就已荡然无存,从边疆到内地都向上帝的使者们敞开门户。教方将此视为莫大的胜利,并狂妄地号召说,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不占领中国这块土地,不在其18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的立足之地,那将是有罪的!

于是,已经在华的传教士,放心舒气地公开活动。列强各国各宗各派的教会,争先恐后地派遣出一批又一批的“增援部队”,传教士们纷至沓来。他们决心要“在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这是他们多年的梦想,如今,中国的门户已经全面洞开,梦想实现就指日可待了。

在商旗之下

对华传教与殖民事业的联系虽然不是自鸦片战争才开始,但从以前利玛窦辈的直接动机和实际行为看,他们多是虔诚的布道者,主要卧的是为传布福音,并充当文化使者的角色。从其福音事业的客观社会效用看,也基本上没有超出文化交流的范畴。

自鸦片战争前后,情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传教士所充当的实际角色,由单一变为多重,除了“教”而外,亦“商”。亦“军”、亦“政”。

言其亦商,是指传教士和致力于殖民掠夺的商人相联结。此期来华活动的传教士,不再仅靠教会组织,而且直接得到商人的资助和供养,他们甚至亲自参与商务活动。

新教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人马礼逊,就是以澳门东印度公司翻译为公开身分支薪的,他在给教会的报告中曾说到,这样可以有固定的收入,以减轻差会的负担。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一开始,就受到本国商人的大力支持。在广州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d.w.c.olyphant)的主动倡议下,直接促使了差会向中国派遣教士的行动。第一个入华的美国新教教士稗治文(e.c.bridgman)的生活费,全由奥立芬负担,甚至还为他专门雇有仆人。裨治文主编的大型英文刊物《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也由奥立芬承担出版的亏损,并免费专拨一座楼房作为编印场所。

商界如此热心慷慨地以财力支持传教士,传教士也当有所回报。德国新教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又译郭士立),曾为东印度公司和鸦片商们卖力地搜集、提供经济情报,协助走私。他曾帮一个鸦片商到福建泉州走私,一次就净赚价值达53000英镑的银元。

传教士与商人的密切合作,使其在总体上互补互促,相得益彰,“商战”、“教战”,声威并壮。传教士认为:“必须派遣传教士到中华帝国,进入每一处可以进得去的地方,包括中国沿海的每一个可以通商的市场。海岸必须侵入,海港必须进去,这是因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受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所驱使。这一条通路必须搜寻出来,每一个可以据守的阵地必须占领。”①

①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商界的代言者则大声疾呼:“从商务的观点来看,传教工作为我们对华商务的发展,是大为有利的……当记住: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高举十字架的手,必然损伤我们商旗的利益。”①

①巴顿《传教士及其评论者》第19页,1906年版。

一方面是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对十字架的推动;一方面是十字架对商旗的引导。这种两相维系,从西方殖民侵略的全局来看固然行之已久,但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公然实践,始自鸦片战争。

特种部队

言其亦军,是指传教士与侵略战争发生了直接联系。如果说,商人主要是从武力开辟市场的角度进行侵华叫嚣,那么传教士的一个既响亮又有自己特点的口号则是: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稗治文就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是主张采用“有力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其人于道光十年(1830年)来到中国,两年后办起《中国丛报》,在鼓吹对中国进行武力征服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呼吁,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果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体面的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他们的政府当然更懂得这一点,为了迫使清政府彻底就范,多次发动战争。对此,美国新教教士丁韪良(willinm aiexander parsons martin)发明了这样的逻辑:按照上帝的意志来看是必须的,首先应该使用武力。令这些高傲的亚洲人谦恭下来,然后才能用福音把他们抬高。

不仅做武装侵华的吹鼓手和辩护士,有的传教士更充当直接配合和参与战争的“特种部队”,或搜集和提供军事情报;或投身军旅,效力戎马。

鸦片战争之前,郭实腊对上海吴淞口清军的防务情况就提供过十分详细的调查记录,内容涉及炮台的结构,武器弹葯的规格、质量,兵并素质及军队管理情况等各个方面。据此他断言,如果西方军队发动攻击,这里的抵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战争期间,传教士们随时提供的许多情报,更成为英国军方进行作战部署的重要依据。譬如,俄国东正教士团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提供了有关京津布防以及清政府动态的重要情报,英法联军指挥机关送据以作出进攻大沽炮台和天津的作战部署。

战争期间有些传教士直接委身军方。鸦片战争时,郭实腊参与了战争的全部过程,充任英侵略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参谋和向导。在英军占领舟山后,他还曾被封为管理当地的“官员”。英法联军中,丁韪良和另一个美国新教教士卫三畏(s.wells williams)都参与过军务。卫三畏竟宣称: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是我们对中国传教工作的一部分。

无法估价的顾问

言其亦政,是说传教士直接参与的政治活动。有些传教士直接充任侵略军的官员,至于以各种借口和身分参与政务者更”是司空见惯。仅从胁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的事局当中,即可见其一斑。

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郭实腊即以英国政府官方翻译的身分参与其事,极尽为虎作伥之能事,结果使英方取得了比原估计更多的特权和赔款。事后,因“功”被委任为香港英殖民当局的秘书。

美国遣使胁迫清政府订立《望厦条约》,与伯驾等传教士的鼓动和直接参与分不开。此约的谈判中,伯驾联同种治文和卫三畏一起担任专使顾盛的翻译兼秘书,不但为顾盛出谋划策,而且直接出面向清方代表进行讹诈。顾盛称赞说,伯驾等人所提供的服务,既非不可缺少,也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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