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我,来自异乡的手》

一、不辞而别

作者:董茜

我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走的是对还是错,也不知到底为什么流泪,脑子里唯一想到的是:此时此刻,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手提着简单的行李,站在北京首都机场的海关入口处,向前来送行的朋友们告别。那里面没有我的父母,因为我这是不辞而别,这是我第一次迈出国门,告别生活了二十年的土地,飞向一个遥远、神秘而又陌生的国家——巴西。

机场里人群熙熙攘攘,杂乱无章,每个人都提着行李匆匆从我身旁擦肩而过。我的两条腿好像被什么东西拖住,每迈出一步都好像万般地艰难和沉重。我被人从身旁猛地推撞了一下,还没有闹清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强壮的男人已经走到了我的前面,他没有表示丝毫的歉意,而是那么自然地留给我一个宽大的背影。看着乱哄哄的人群,我感到更加烦躁不安。

离起飞还有一段时间,我在候机厅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我茫然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眼睛停留在服务台上放着的一部鲜红色的电话机和四个醒目的大字“公用电话”上。我真想冲过去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妈妈不要再等我回去吃午饭了,我并没有去游泳,而是在飞机场,马上就要登上去巴西的飞机。我的手在口袋里已经摸到了几枚硬币,并牢牢地将它们捏紧,生怕会丢失。

我把头转向另一方,尽量不去看那部红得耀眼的电话机,盼望着早一点登机,好让自己尽早从这种痛苦的挣扎中解脱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我的意志也越来越脆弱。远处那红红的颜色好像不停地在我眼前跳跃,我想起了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和我养的那只叫咪咪的小猫。尤其是在我离开家时妈妈说的那句话:“早点回来,等你吃午饭。”这句话在我耳边一遍遍重复着。好像一把鞭子抽打着我的身体,那声音一下比一下响亮。眼泪在我眼眶中打转,我感到了阵阵的疼痛,那痛楚是来自心里。“不,我一定要打电话!”我猛地从座位上站起,径直向那诱人的红色走去。就在我即将抓到电话听筒的一刹那,“哗”的一声,飞机入口的门打开了,开始登机了,我也突然呆滞在电话机前。

“同志,您要打电话吗?”一位小伙子好奇地望着发呆的我,他大概是想用电话。

“不,不,我不打电话。”我这才大梦初醒,头也不回匆忙地向机舱走去。

飞机在跑道上慢慢地滑行,发动机“嗡嗡”的声音震耳慾聋。我像一具僵尸被安全带牢牢地绑在椅座上,大脑里一片空白。飞机已飞离了跑道,我从窗口向外望去,北京已渐渐地变小。变远,直到慢慢地消失,消失在一片灰蒙蒙的云雾里。机身在上下左右地颤抖着,把我从没有知觉的茫然中颤醒,我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我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走的是对还是错,也不知到底为什么流泪,脑子里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此时此刻,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就算是后悔也太迟了。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放在身边的小包,那里面装着我全部的家当:一本护照,一张单程机票和走前在中国银行及朋友处换的100美元。

巴西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即亲切又陌生。我做梦也勾划不出巴西到底是什么样子。闭上眼睛所能看到的就是足球、咖啡和一个个棕色皮肤、深色头发的人和他们满口让我一句也听不懂的葡萄牙语。一想到这里,我的勇气、自信一下子烟消云散。虽然飞机上空调开得很凉爽,可我感到手心开始冒汗,我沮丧地将头靠在椅背上,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囚犯,被安全带牢牢地捆绑着,万般无奈的任凭飞机把我带到任何一个地方。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的脆弱、胆小、无助和绝望。

我心中唯一的希望就是:但愿桑塔那——我在巴西唯一的熟人,能遵守诺言到机场接我。他是我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如果他不去机场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出了一身的冷汗,不敢再继续想下去。

桑塔那曾是巴西驻华使馆的一名外交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相识,也就是这种偶然,使我终于决定登上了这架飞往巴西的飞机。

记得那是1983年的一个下着雪的冬日,我和儿时的同窗好友古丽一起去逛王府井外文书店。古丽当时在上海交大读英文,回北京过寒假,她在书架上翻看着各类英文书,而我只是漫无目的地东摸西看。突然,耳边听到了一个低沉,带着古怪口音的声音:“请问,这本是不是很好的学中文书?”我顺着声音找过去,一个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出头的外国男人站在我的身边。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深棕色的头发剪得整齐、得体,一双深得令人望不到底的眼睛很友善地望着我们。他高高的鼻梁好像古希腊雕塑里的人物,古铜色的皮肤使我想起了西班牙斗牛士。他穿着一身藏蓝色的西装,配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一只手提着一个很考究的黑色公文包,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本书,书名是《外国人学中文》。

古丽礼貌地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并为他做起了导购小姐。我警惕地在古丽耳边悄声说:“少理他,外国男人不是好东西!”但古丽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她们交谈反而从中文改用了英文,这下我可是什么都听不懂了,像个傻子一样站在旁边无所事事。终于,谈话结束了,他很礼貌地转向我这边,又改用汉语说:“我叫桑塔那,在巴西大使馆工作,谢谢你们的帮助,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也想说一句客套话,可一张嘴,只冒出了很痛快的两个字“再见!”这可能是我第一次从书本之外听到“巴西”这个国家。

那段日子,为了增加生活收入,白天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钢琴演奏员,晚上便在各大酒店弹钢琴。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在京伦饭店弹琴。一曲结束后,身旁响起了掌声。我面带微笑向掌声致谢。突然,我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他叫什么来着?好像和一种汽车有关系。“桑那塔,”我脱口而出。他笑咪咪地摇了摇头,纠正说:“不,不是桑那塔,而是桑塔那。”我有些不好意思,听说国外把别人的名字叫错是最不礼貌的行为。我十分抱歉地向走过来的他微笑了一下。

“想不到,你还是一名出色的钢琴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你的音乐很感人,very beautiful(很美)。”他不容我插嘴,不断地说。“我的几个巴西朋友正在到处为他们的小孩找钢琴老师,你愿意去教吗?”

“当然愿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正是我个人“创汇”的好机会呀。

我同他约好了几大后去见孩子们的父母。一切进展顺利,好像都是一拍即合。就这样。我当上了高薪的钢琴家庭教师。我和桑塔那也就成了好朋友。

给老外当家庭教师的日子倒是很愉快的。我东家走,西家转,知道了许多我过去不知道的事物。听说了巴西的足球、狂欢节,还品尝了巴西咖啡以及许多当时认为古古怪怪的巴西音乐。

转眼半年过去了,桑塔那即将离任了。在他临行前,他的几个好友为他搞了一个送行晚餐,我也应邀参加了。晚餐的气氛很热烈,每个人都有说有笑,又唱歌又跳舞,使我感到很新鲜。

临别前,我握着桑塔那的手,带着几分无法赶走的伤感说:

“地球是圆的,今天你转到了我这边,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转到你那边。”

“why not!”(为什么不)他语气肯定地说,眼中流露出一种特殊的神色。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这个巴西的桑塔那也从我的生活中走开了,消失了。

没想到3个月之后,我接到了他自遥远巴西打来的电话。

“哈罗!我是桑塔那,今天打电话给你是想问你,是不是想来巴西看看?”

“去巴西?”我半信半疑,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不是说有一天你也会转到我这边吗?”他原来记住了我这句话。“你的签证已办好,在巴西驻华使馆”这句话更让我吃惊,“如果你有护照的话,今天就可以去拿签证。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最后十分礼貌地说。

这个电话之后,我的脑子里已经不能不去想巴西了。我开始搜集有关巴西的资料,甚至买了一本世界地图。

接下来就是一段繁忙的日子:办护照、公证、签证、体检。但这一切我都没有告诉母亲,我害怕,也知道她一定会阻拦。办理过程越是接近尾声,我心里的压力越是一天天的加重,终于有一天母亲从我朋友那里听说了此事。她很恼火,说我自做主张,胆大包天,并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巴西是绝对不能去的,因为那是一个野蛮人居住的国家。你是一个国家级剧院优秀的钢琴演奏员。野蛮人是根本不懂得欣赏高雅艺术的。你会为此决定断送你的前程。”她严肃地对我说。

“可我想去看看世界,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我仍在为自己辩解着。当然我没敢告诉母亲我的另一个原因是自己刚刚失恋,想走得远一点,尽快忘却这痛苦,以平抚心灵的创伤。

“荒唐!”母亲更加气愤,“看世界也该去看看发达国家,而不是这个你连一句话都听不懂的第三世界穷国。”

我终于意识到,任何解释都将是徒劳的。我只能对母亲小施缓兵之计,并决定离家出走。

飞机还在继续飞行着,我不知道已经过了多长时间,好像渡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我看了看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年男人,他正聚精会神的读着一本书。我将头凑近了点儿,看到这是一本中文书,我心里一阵喜悦,想不到刚刚离开北京几个小时,我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寻找自己同胞。

“先生,您这是去哪里?”

“洛杉矶,你呢?”

“巴西。”我脱口而出。

他眼睛里闪出一种光芒,无限感慨地说:

“我去过巴西,这个国家太美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满街的美女如云,她们热情,性感。”接着他又压低了声音神秘的说:“对我们男人来说,生活在巴西就好像皇帝一样。”

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他所说的做皇帝的乐趣何在。听他的口音和穿着,我猜想他不是国内人。还没等我发问,他就自我介绍道:

“我是台湾人,家住在美国,因为做生意,所以经常世界各地到处跑。朋友们都叫我空中飞人。”

我用无限羡慕的目光望着眼前的这位“空中飞人”,心也开始飘荡。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穿着漂亮的洋服,手提精美的公文包,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飞机的头等舱,坐在宽大的靠椅上,品着各种洋酒,空中小姐们带着迷人的微笑,殷勤地为我这个高贵的“空中飞人”服务……

“第一次去巴西吗?”他那响亮的声音把我从“头等舱”又拉回到拥挤的“经济舱”。

“是的。”我很不情愿的搭着胶。恨他不该把我重新拉回到活生生的现实中。

“你还将飞很长时间。”

“不会的,到了美国就差不多快到了。”我轻松地说。

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位小姐真会开玩笑,从美国飞巴西还要十多个小时,你怎么会认为很近呢!”

我的脑袋里“嗡”的一下,险些栽倒在地上。离开北京前的那段时间,自己只是一股热情地只想去巴西,可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想过巴西到底有多远。再加上自己从小就不喜欢地理,脑子里的地理知识简直就是一锅粥。此时此刻,我真想哭,真想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对她说:“妈,我后悔了。”

一种恐惧感充斥着我的全身,我又想起了妈妈说的“野蛮人”,眼前好像出现了一个生吃活人的原始部落。许多用树叶这体的野人围坐在树林里的黄火旁,手持钢刀露出一张张狰狞、饥饿的面孔,我将是令他们垂涎三尺任意宰割的盘中肉……我打了个冷颤,好像掉入了万丈深渊。

前面的银幕上正放着一部什么电影,可我根本没有心思去看,心也随着飞机的上下起伏,飘乎不定,一会儿在云雾中,一会儿在深谷中,就这样七上八下的,我渐渐地睡着了。

洛杉矶到了,我身边又换了一个年轻,开朗的美国姑娘。她一直试图和我交谈,可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用手和眼神来交流。

经过近四十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机场降落。我那略微放松的心清又紧张起来。我急切地想冲出去看个究竟,桑塔那是否来接我,好让我悬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心放下,可出关前的那一套繁琐的手续好像在故意和我作对。海关的几个工作人员坐在那里懒洋洋。无精打彩地检查着护照。我排在一条条像长虫一样的小队里面,心急如火。终于轮到我了,我将护照递过去,一双冷冰冰的充满敌意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他向身后招了招手,并对走过来的那个肥胖的男人说了些什么,接着我就被那个胖男人带走了,带到了一个大房间,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我没能顺利过关。

走进空荡荡的房间里,看到屋子里摆放着几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桌子上零乱地放着许多纸张,烟灰缸里堆满了抽剩下的烟头,我似乎已经闻到了一股焦油的恶臭味。房间的正中间放着一个很破旧古老的电风扇,在那里摇头摆尾,艰难地转动着。三个巴西男人围坐在角落里的一张长桌旁喝着咖啡,并好像正在谈论着什么有趣的事情,一阵阵粗野的笑声从那边传过来。我微微皱皱眉头,另一个高个子肩厚得像门板一样的男人在房间里慢慢地踱着步子,手里拿着的香烟已经快烧到了尽头,他狠狠地猛吸了几口,将烟头掐灭在桌上的烟灰缸里。这才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着我。他好像看出我心神不定,忐忑不安,他对我说了些什么,虽然听不懂,但从他的声音和表情里面,我感到一种冷漠。虽然室内的气温很闷热,可我的手脚都是冰凉的,一直凉到心里。看着他那两片厚厚的微微张开的大嘴chún和一颗露出的大金牙,实在令我厌恶。我赶忙把脸转向另一个方向,希望自己的视线不要再同那颗大金牙相遇。他无奈地耸了耸他那块厚厚的“门板”,加入到那一伙男人中间去了。

我坐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心里仿佛着了火似的,猜想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嗓塔那可能没有来接我。”

“他也许来了,等了很久,不见我出来,又走了。”

“如果他不在的话,我该怎么办?我不会讲话,口袋里只有100美元,又是一张单程机票。难道真的会像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中国人在国外流落街头,身无分文,最后不得不向中国大使馆求救由国家出钱,将他们送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我的额头上开始淌着大滴的汗珠,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透不过气来。

“我真是太天真,愚蠢,固执,冲动,否则也不会把自己推到这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我开始自责起来。

时间过得真慢,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说都好像是那么地漫长,我不住地看着手表,尽管时针仍旧显示着是北京时间。那表针“嘀哒,嘀哒”的声音以及那台破旧的电风扇发出的“嗡嗡声”让我心乱加麻。

终于,门开了,走进来一个面孔严肃的中年亚洲女人,她操着一口南腔北调的中国话对我说:

“小姐,你的体检表里没有透视片子,我们必须扣留你的护照。”

“可我不能没有护照。”我急切的正想向她做解释,她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等你拿到新的x光片后再来取你的护照。很抱歉,我无能为力。”她面无表情,像背台词一样把话讲完,就打开门下逐客令了。

我茫然地走到取行李处,传送带已停止转动。上面的行李都已被人取走。大厅里也空空如也,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忽然,我发现自己的行李在很远的一个角落里孤零零地站立着,像我一样,无人过问。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那么孤立无助。

我拖着这个看上去和我一样疲惫不堪的旅行包,心急如焚地向出口处奔去。我加快步伐,希望尽快看到桑塔那那双期待的眼睛。可心里又害怕走出那扇门。担心看到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没有期盼,无人等待……

我越是接近那扇门,我的心跳就越发加速。我的两腿也走得越是缓慢,当我的手触摸到那扇门时,我的心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儿,我停留了片刻,努力使自己镇定,猛的一下推开了那扇门。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大束芬芳艳丽的鲜花和桑塔那那兴奋的目光。我心口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桑塔那兴冲冲地向我跑来,把那束花送到我的手里,用双臂紧紧地把我搂住,开心地说道:“欢迎你来巴西。”

我兴奋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庆幸自己终于从三十多个小时的痛苦煎熬里走出来了,这三十多小时好像三十年那样漫长。

桑塔那一边帮我提行李,一面向我介绍着他身旁站着的一个高大、魁梧的黑人小伙子。

“这是我的朋友曼尼奥,他陪我一起开车来里约热内卢接你。”

曼尼奥露出洁白的牙齿对我微微笑了笑,他看上去像是一个话不多的男人。

走出里约热内卢机场,一股热浪夹杂着海腥味儿迎面扑来。强烈的阳光照射在我的身上,好像要把我的皮肤烤焦,机场行车道两旁排列着整齐的棕榈树。我这才清醒意识到:我已经来到了巴西——这个遥远、神秘的热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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