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先生传》

莫须有先生教国语

作者:废名

莫须有先生现在在金家寨小学做教师了。这个小学的校长一向在故乡服务,高等师范出身,以前同莫须有先生见过面没有谈过话,那是莫须有先生在武昌做中学生时期,他则住高等师范。后来莫须有先生海内有名,他当然是知道的了,他知道莫须有先生是一位新文学家。在这回同莫须有先生认识了以后,他简直忘记了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他衷心佩服莫须有先生是好小学教师,在教学上真有效果。而使得他最感愉快,认为自己用人得人,理由不是莫须有先生是好小学教师,是莫须有先生简直不像新文学家!有一天他无意中同莫须有先生说明白了,他说道:

“我以前总以为你是新文学家,其实并不然。”

他说话的神气简直自认为莫须有先生的知己了,所以莫须有先生很不便表示意见,不能否认,亦不能承认,也只好自喜,喜于柳下惠之圣和而不同而已。余校长(校长姓余)之不喜欢新文学家——其实是不喜欢新文学,新文学家他在乡间还没有见过,无从不喜欢,在另一方面攻击莫须有先生的那腐儒倒是不喜欢新文学家,因为他认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他与他有利害冲突,他以为黄梅县的青年不归扬则归墨,不从莫须有先生学白话文便从他读袁了凡《纲鉴》了。腐儒不喜欢新文学家,但他这样攻击莫须有先生:“我并不是不懂新文学,故我攻击他,冰心女士鲁迅文章我都读过,都是好的,但他能做什么文章呢?”这个他字是莫须有先生的代词。莫须有先生因此很动了公愤,他对于人无私怨,故是公愤。他以为读书人不应该这样卑鄙,攻击人不择手段。老秀才而攻击新文学可也,老秀才而说冰心女士鲁迅文章都是好的,是迎合青年心理也。乡间青年《鲁迅文选》《冰心文选》人手一册,都不知是那里翻印的,也不知从那里传来的空气,只知它同自来水笔一样普遍,小学生也胸前佩带一支。总之新文学在乡间有势力了。夫新文学亦徒为有势力的文学而已耳,并不能令人心悦诚服,余校长无意间向莫须有先生说的话情见乎辞,他同莫须有先生已经很有私交,所以不打官腔,若打官腔则应恭维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也。若是新文学家,则彼此不能在学校共事,不能有交谈之乐也。大约新文学家都不能深入民间,都摆架子。然而莫须有先生不能投朋友之所好,他是新文学家,因为他观察得余校长喜欢韩昌黎,新文学家即别无定义,如因反抗古文而便为新文学家,则莫须有先生自认为新文学家不讳。只要使得朋友知道韩昌黎不行便行了,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自己不鼓吹自己是新文学家亦可。所以当下莫须有先生不否认不承认该校长的话,只是觉得自己在乡间很寂寞,同此人谈谈天也很快乐,自己亦不慾使人以不乐而已。慢慢地他说一句投机取巧的话:

“我生平很喜欢庾信。”

这一来表示他不是新文学家,因为他喜欢用典故的六朝文章。这一来于他的新文学定义完全无损。因为他认庾信的文学是新文学。而最要紧的,这一来他鄙弃韩昌黎,因为他崇拜庾信。而余校长不因此不乐。此人的兴趣颇广,鲍照庾信《水浒》《红楼》都可以一读,惟独对于新文学,凭良心说,不懂得。

莫须有先生又说一句投机的话:

“我喜欢庾信是从喜欢莎士比亚来的,我觉得庾信诗赋的表现方法同莎士比亚戏剧的表现方法是一样。”

余校长是武昌高等师范英文科出身,读英文的总承认莎士比亚,故莫须有先生说此投机的话。然而莫须有先生连忙举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弄得朋友将信将疑了。

“我是负责任的话,我的话一点也不错,无论英国的莎士比亚,无论中国的庾子山,诗人自己好比是春天,或者秋天,于是世界便是题材,好比是各样花木,一碰到春天便开花了。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或者一叶落知天下秋。我读莎士比亚,读庾子山,只认得一个诗人,处处是这个诗人自己表现,不过莎士比亚是以故事人物来表现自己,中国诗人则是以辞藻典故来表现自己,一个表现于生活,一个表现于意境。表现生活也好,表现意境也好,都可以说是用典故,因为生活不是现实生活,意境不是当前意境,都是诗人的想象。只要看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旧材料的编造,便可以见我的话不错。中国诗人与英国诗人不同,正如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

人家听了他的话,虽然多不可解,但很为他的说话之诚所感动了。天下事大约是应该抱着谦虚态度,新奇之论或者是切实之言了。于是他乘虚而入,一针见血攻击韩昌黎:

“你想韩文里有什么呢?只是腔调而已。外国文学里有这样的文章吗?人家的文章里都有材料。”

余校长不能答,他确实答不出韩文里有什么来。外国文章里,以余校长之所知,确实有材料。

“我知道你喜欢韩愈的《送董邵南序》,这真是古今的笑话,这怎能算是一篇文章呢?里面没有感情,没有意思,只同唱旧戏一样装模作样。我更举一个例子你听,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没有感情,没有意思,不能给读者一点好处,只叫人糊涂,叫人荒唐,叫人成为白痴。鸡鸣狗盗之士本来是鸡鸣狗盗之士,公子们家里所养的正是这些食客,你为什么认着一个“士”字做文章呢?可见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文章,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学问,你只是无病呻吟罢了。这样的文章都是学司马迁《史记》每篇传记后面的那点儿小文章做的,须知司马迁每每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写完一篇传记又再写一点文章,只看《孔子世家赞》便可知道,这是第一篇佩服孔子的文章,写得很别致,有感情,有意思,而且文体也是司马迁创造的,正因为他的心里有文章。而韩愈王安石则是心里没有文章,学人家的形似摇头唱催眠调而已。我的话一点也不错。”

莫须有先生说完之后,他知道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他觉得他胜任愉快。但事实上这样的播种子一点效果也没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余校长到底有余校长之乐,其乐尚不在乎韩文,凡属抽象问题都与快乐无关,快乐还在乎贪瞋痴,有一天余校长当面向莫须有先生承认了,因为莫须有先生这样同他说:

“先生,我觉得你这个人甚宽容,方面也很广,但我所说的话对于你一点好处没有,你别有所乐。”

“是呀!你以为我所乐是什么?我还是喜欢钱!可笑我一生也总没有发财。”

言至此,说话人确是自恨没有发财,莫须有先生很为之同情了,然而莫须有先生说话的兴会忽然中断了。余校长又悔自己失言,一时便很懊丧,莫须有先生则又鼓起勇气,人生只贵学问,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一切过失都没有关系,不必掩盖,便这样提起他的兴会道:

“我知道先生有一个快乐,喜欢算术难题。”

莫须有先生真个把他的乐处寻着了,于是他很是得意,这个快乐同爱钱财应该不同罢,是属于学问的,趣味的罢,总之是雅不是俗罢。而莫须有先生则又不然。莫须有先生笑道:

“先生的此快乐我也想表示反对。我看见学校编级试验出的算术文字题都很难,我知道是先生出的,而且我看见学生算不对,先生便很高兴,证明这个题目真个是难。倘若学生做对了,我想先生心里一定有点失望,对不对?”

“是的,这个确有此情。”

“我认为这是先生教学上的大失败!倘若要我出算术题,我要忖度儿童心理,怎样他们便算得对,使他们能得到算对的欢喜。这样他们慢慢地都对了。先生则是教他们错,万一他们对了,又养成他们的好奇心,不是正当的理智的发展。再说算术文字题都与算术这个学科本身无关,完全是日常生活上的经验。算术本身只有加减乘除,亦即和差与偌,不论整数也好,小数也好,分数也好,原则一贯,而在小学生,整数的乘除他们能懂得,分数与小数的乘除每每发生疑惑。“整数是积大商小,分数小数何以积小商大呢?”这是我自己做小学生时常发生的问题,因此应用分数乘除的文字题我总做不了,即做得了亦无非记得一个死法子而已,毫无意义。我想这是发展学生理智作用的最好的练习,当教师的要使得他们懂得加减乘除的原则是一贯的,如以1为本数,本数的2倍,3倍,4倍……写在左边,本数的1/2,1/3,1/4,……写在右边,知道本数求左右是用乘法,知道左右求本数是用除法,那么学生不容易懂得道理是一个吗?即是理智是一个。没有疑惑的地方。再说,我小时算年龄问题最令我糊涂,其实我想这应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先问学生,知道二数的倍与差求二数应该用什么方法,学生一定答曰以倍之差除二数之差,那么年龄问题正是偏差算法,用事实告诉他们这里的差是一定的,今年之差与去年之差与明年之差是一个数目,于是学生懂得算术本来简单,把经验上的事实加进去乃有许多好玩的题目,所以数学简单得有趣,事实复杂得有趣。我觉得这样才算得算术教学,练习以简驭繁。若专门出难题目,便等于猜谜,与数学的意义恰恰相反。”

这一番话余校长甚为感动,他在学校里带了六年级算术功课,从此大大的采取莫须有先生的教法了,确是很收效果。同事中还有一位先生,也想在此留个纪念。这是教务主任汪先生,其人有读书人风度,平常不大言语,不轻易同人来往,但不拘谨,而幽默。有一回,黄梅县长来校视察,战时当县长的多是军人,加之这个县长为人能干,具勘乱之才,且有勘乱之事实,威风甚大,先声夺人,人人都怕他,余校长不知为什么也怕他了,其实大可不必,而校长怕他,因之做先生的有点为难,县太爷来了,学校空气紧张起来了,余校长首先自己发现学校门口墙壁上没有“国民公约!”这是临时补写不了的!看了余校长仓皇失措,汪主任也确是发愁道:

“这真是一个大缺憾,但不是污点,没有关系。”

因为他的话空气忽然缓和了,大家都笑了,莫须有先生实在佩服他的态度,渐近自然。

余校长等于发命令,又等于哀求,觉得要做到故有命令之意,恐怕做不到故有哀求之情。他请诸位先生出大门——大约要走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迎接县长。其时同人集于校政厅,将服从命令,将出校政厅,校长前行,已出门槛,汪主任次之,尚未出门槛,而汪主任忽然站在门槛以内,向校长道:

“教员等就在这里迎接县长可以。”

汪先生的话是来得那么自然,其态度是那么和平,而其面上的幽默之情近乎忧愁之色,使得余校长忽然自告奋勇,他一个人赶快迎接县长去了,留了诸位先生在校政厅。从此懦弱的余校长也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样,他同县太爷谈话旁若无人了。莫须有先生真真的佩服汪主任君子爱人以德,不陷朋友于不义。以后每逢跨这校政厅的门槛便感激汪先生,——感激者何?莫须有先生的传记里头没有迎接县长之污点也。两年之后,莫须有先生曾访汪先生于其家,至今尚记得那个招待的殷勤,汪先生亦曾在莫须有先生之家小酌,那时县中学恢复,余校长同莫须有先生都换到中学当教员去了,汪先生则由主任迁为金家寨小学校长。不久汪校长受了地方强豪的压迫,县政府将其校长撤职,因而忧愤成疾,战乱之中死于家,生后萧条,孤儿寡妇无以为生,莫须有先生每一念及为之凄然。

莫须有先生专任的功课是五六年级国语。照学校习惯,一门主科,是不够一个教师应教的钟点数目的,故于主科之外得任一门或两门辅科。在定功课的时候,不是汪教务主任同莫须有先生接洽,是余校长亲自同莫须有先生接洽,所以莫须有先生与汪先生相见甚晚,起初莫须有先生简直不知道学校有教务主任,以为诸事由校长一人包办。余校长替莫须有先生拟定的辅科是历史或地理,他以为这是决不成问题的,由文学家而照顾一下历史或地理有什么问题呢?太史公不就是文学家游过名山大川的吗?中国的历史不都是文学家做的吗?只不过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此时余校长尚未与莫须有先生认熟,故理想上以为如此)而逻辑上新文学家是文学家,故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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