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倒儿爷生涯》

第28节

作者:范伟

当天晚上,我跟票贩子伊果通了电话,叮嘱他再加一张票,他说没问题票已经到手了,明天下午三点钟准时赴约。然后我又拨通了老瓦洛杰的电话,把我们回国的消息告诉了他,瓦洛杰说他明天中午下班后来看望我们。打完这两个电话,我仰在床上躺了好一阵子。刘斌正在对张红卫谈他这一段时间的黑道经历。张红卫只是抽着烟默默地听,偶尔点一点头。我和张红卫没有把我们俩遭劫的事儿对刘斌讲,如果他知道他面前的两个难兄难弟也曾受过他这类黑道人物的暗算,他大概就不会谈讲得如此起劲儿了。唉,这种得得失失、杀人一万自损三千的鸟勾当实在令人厌恶。我这时有点感激那个有钱的老狐狸没有给我们提供行动机会了。可我也着实痛恨那三个抢劫我们的婊子养的,我这辈子决不会同他们善罢甘休。

嗯,说老实话,我当时真正苦恼的并不是这些。我满脑子装的都是何小君。我还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离别的揪心裂肺的伤痛。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同她告别。所以我一直往后拖着迟迟不敢给她打电话。当然,最后我还是打了。以前我从来不懂得真正在乎一个女孩子的感情,可现在何小君几乎成了我血肉相连的亲人,成了我梦绕魂牵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又仅仅昙花一现,马上就要无可挽回地破灭了——

“——那我们明天什么时候见面啊?”听完我的时间安排后,何小君怏怏地说。

“——恐怕没有时间了,”我说,天知道我是多么的言不由衷,“你想啊,”我像个白痴一样说,“明天中午房东来,下午三点钟我还得到火车站取票,出票的家伙我俩哥们儿又不认识——”

“那我到车站去送你。”

“别别别,你千万别去,送完我你还得一个人回去,那会儿天都彻底黑了——”

“徐庄,你其实一点也不喜欢我,——是吗?”

“——”我听出何小君的声音在颤抖。天哪,我真是个拙嘴笨舌的傻瓜,畏首畏尾笨蛋。

刘斌问张红卫:“徐庄同志这是跟谁言情呐,缠绵的我都有点肉麻了。”

“跟他一大学女同学,”张红卫说,把脸转向我,“你丫也忒不够意思了,好像人家求着你似的,我听了都长气,”说着突然窜过来从我手里抢过电话,“喂,我是徐庄他哥,明天的事儿不用他管了,我让他明天一早去看你——喂,喂,喂喂!”

“对不起徐庄,”张红卫举着电话听筒一脸尴尬地对我说,“电话断了,你那姑娘好像哭了,你再给人家打过去吧。”

“唉,不打了。”我说,心里怅然若失,“我明天上午去看她,”我说,“瓦洛杰那头儿你们替我说一声儿,咱下午三点钟火车站集合。”

“操,你早这么说不就结了,害得俺也得罪了你媳妇儿,”张红卫说,一边乜着眼笑我,“我早看你丫跟何小君的关系不同寻常,这么长时间来一直金屋藏着娇。”

刘斌也笑道:“徐庄同志艳福不浅呀,姑娘要是特痴情你就把人娶了得了,也算莫斯科之行的一大收获。——怎么样,长得漂亮吗?”

张红卫道:“没跟你说吗我们都没见过,估计错不了,徐庄这么在乎。”

我勉强笑笑,没有说话。

嗯,张红卫说得不错,我对何小君的确采取了“重点保护”政策。打死我我也不愿意让何小君搅入我们这个混帐圈子里来。我们他妈是谁呀:一帮投机不成好勇斗狠的混蛋和准混蛋。我这样说一点儿也没有辱没自己。相信我的话好了。

何小君,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摈弃一切罪恶感,清清白白狂放热烈地去爱你呀!

何小君,让我们的新生活就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

那天夜里,我大概抽了二十多只香烟。我根本无法安静下来,根本无法理清自己的思路。想起即将跟何小君离别,我就万分难过,可一想到自己明天就要登上回国的列车,我的心里就又涌起一股逃离沦陷区奔向解放区的光明感。莫斯科的天是黑黑的天,老北京的天是晴朗的天。李谷一大娘身穿旗袍手捏折扇深情唱道:走过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仔细地想一想昂昂,我还是最爱我地北哎哎京——。小子我也这样认为。我的确这样认为。

第二天一早,我七点钟就起床了,这是我到莫斯科以后起的最早的一次,窗外还是一团漆黑。我把我的旅行包提到厨房,又把电话拉了进来。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是蹑手蹑脚的,我不想惊扰了张红卫和刘斌的好梦,就让这两个狗东西在异国他乡美美地睡上最后一觉吧。

我坐在厨房里就着黄油吃了两片面包,喝了杯咖啡,感觉舒服极了。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觉得自己这副样子像一个安度幸福生活的青年离休干部。不错,俺徐庄就要从“国际倒儿爷”的高位上彻底退下来了。俺老人家准备回到自己的祖国过另一种比较宽心的生活。生活的*头儿不在别处,就在自己土生土长的那块地方,我老实告诉你。

嗯,电话就在我的手边,我本来想给何小君打个电话告诉她我马上过去,可又一想应该给她一个傻瓜电视剧人物常说的“意外的惊喜”,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我数了数钱,除了买车票所需的美金外,尚有两万多卢布,足够跟何小君挥霍一下的。

我把房间钥匙留在餐桌上,背起旅行包,最后环视了一眼在此住了许久的莫斯科民居,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外面清冷得厉害,多数莫斯科人还处于睡梦之中。他们在冬眠呐。

我向大院中心站着的一位作扫雪状的木雕老人说了声“早晨好”,然后一路小跑来到公路边上,伸手叫了辆出租汽车。我没有乘地铁是因为我突然觉得那可恶的地下通道里充满了病毒,甚至光是想一想地铁里面那闷浊温吞的气味儿我都有点头晕。我把汽车车窗开了一条小缝,让少量的冷空气吹进来。尽管我那时仍在呼吸着莫斯科的空气,但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都他妈已经离我远去了,窗外的景物诸如异国情调的苯楼粗厦宽街窄巷都与我非常非常地隔膜,也许我真是到莫斯科梦游了几个月呢。我就像我自己掷出的一块不太顺手的漂瓦,只在莫斯科水面上轻轻擦了一下就飞落到对岸了。呸,我他妈根本没有遭过劫,没有遇见过恶警察,没有被烧过货,没有赔过钱,我只不过像一个真正的败家子一样花掉了我父母攒下的一部分收入。唯一真实的是,我获得了命中注定的爱情。

我叫司机一直把车开到何小君她们的楼前,然后下了车。如果我手头有块儿小镜子什么的,我一定得整理一下自己的尊容,我是说我那一刻太在乎何小君了,太想给她和她的同学们留下一个好印象了。我甚至想我应该让何小君为有我这样一个“金玉其外”的男朋友而感到骄傲。

嗯,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何小君会不在宿舍这回事儿,我几乎认定她会在宿舍里等我。所以,当我敲了一万次门也没人理我时,我简直沮丧透了。一霎时,我恨死了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言不由衷。我活该吃了闭门羹。我在门框和门缝里摸了一手土也没找到何小君可能留下的字条之类的东西,后来只好怏怏地下了楼。在电梯里我毫不手软地搧了自己一个大嘴巴。

我想象着何小君的清纯和聪明,一股怅惘的思绪顿时袭击了我的心。嗯,如果我们同在国内,同在北大校园,同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那块地方,我也许会克服心理障碍锲而不舍地追求她,也许她最终会不计较我的粗陋嫁给我,做我的新娘,如果是那样,我发誓我将会百般地呵护她,我们将会像一对善良的古生民一样男耕女织,安分度日,珍惜每一个假日和工余的闲暇时光。嗯,或许我们还能有幸生出一堆小小何小君和小小徐庄来呢,所谓“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我这样胡思乱想了一阵,忍不住摇摇头苦涩地笑了。唉唉,我他妈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

何小君,我爱你,我相信爱情,但我恐惧生活,我还没有来得及把退学之后发生的这一切一切彻底咀嚼一下,我还不能同你的生命节奏合上节拍,你能等等我么?

宿舍区很安静,偶尔有几个衣着朴素的学生匆匆走过。现在正是上课时间,莫斯科大学有无数个教室,我到哪儿去找何小君呢?何况我也无法打听。我在楼门口点了棵烟抽,我想这是我在莫斯科运气最坏的一天。——何小君肯定是生气了。我干嘛要惹她生气呢?我活该吃了闭门羹,我他妈的确活该。我决意留下来等她。我从包儿里掏出纸和笔给何小君写了张便条:

小君,我最亲爱的:

傻瓜我在主楼快餐厅等你,请速来见驾。

钦此。

我返回楼上把便条塞进门缝儿,然后便到快餐厅去了。一路上我严肃地自忖:徐庄这位同志本质上还是不错地,除了不能经世致用治国齐家平天下以外,还是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毛病——地。

餐厅里人不多,因此显得挺空旷。我要了一杯牛奶,捡了一个靠墙的位置坐下。厅里基本上都是一些跟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学生,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男生用低沉的嗓音说话,女生表情生动,声调活泼。大概全世界的青年学生都酷爱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尽管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那面目表情和语调我很熟悉。文明赋予人类更多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有一回我在北大听美国汉学家罗杰瑞的讲座,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中国人。而我姐姐徐微现在也几乎快变成一个美国女人了,说起话来张牙舞爪,动不动就傻笑,将来她不变成个绕舌而又古怪的美国式老太太才怪。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何小君有点与众不同。她就是她,一个纯情的天真未泯的好女孩儿。

我看看表,已经十点半钟了。这时,从外面进来许多人,餐厅里一下子变得嘈杂起来,我伸着脖子四处寻找何小君的身影。三个东方学生端着牛奶咖啡之类的饮品凑到我这一桌来,其中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家伙问我:“嘿,是中国人吗?”我点了点头。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分给两个同伴一人一支,又让了让我,我晃着手里的烟,谢绝了。络腮胡子问我:“你是新来的吗?学什么的?”我说:“我不是学生,是一倒货的。”那家伙“噢”了一声,端起杯子喝咖啡。尽管他肚子里的学识修养使他不便对人表示不尊重,但我还是从他的脸上瞥见了一丝蔑视和不屑。果然,他与我谈话的热情顿减(这也是我所希望的),转头同两个同伴谈讲起来。他们用的都是那种极假极讨厌的深沉嗓音,一点也不本色,我听了都替他们难受。而他们谈论的都是些所谓“大事”,各国领导人的名字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都想是在叫自己不争气的儿子。后来他们又居然分析起中国苏派留学生、欧派留学生、美派留学生在国内势力的强弱消长来了,恶心得我直想吐丫挺的们一脸。这些小小年纪就浑身党人习气的鸟学贼真比老不死的官僚们更令人作呕。吕齐说得好:老混蛋都是有小混蛋变的。我起身愤然离座,这时,我听见那个络腮胡子叫我:“嘿,哥们儿,你什么时候回国?”

“今天,”我说,“怎么啦?”

“不怎么,想让你给捎封信,”络腮胡子换了副笑脸说,“到北京往邮筒一扔就得。”

“行行行,”我嬉皮笑脸地说,“愿为阁下效劳。哥们儿我最爱窥探别人的隐私。”

络腮胡子的笑容登时僵在了脸上,眼睛也渐渐瞪圆了,看样子他老人家似乎还想发一下雷霆之怒呢。他的两个同伴紧着劝他:“算了算了,自己发信也多花不了多少钱。”我转身走开了。这些自高自大颐指气使的婊子养的官僚预备队真让人生气。北大校园里也不乏这类未老先衰的小混蛋阴谋家。你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刺激了他们这种邪恶趣味。

我在餐厅外站着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何小君到来,这下我可真急了,把只抽了一口的烟拧灭,扔进垃圾箱,顺原路朝何小君的宿舍楼走去。

何小君她们宿舍的门开着,但只有她同宿舍的俄罗斯学生在,那是个身材高大脸上长了些俏皮的雀斑的姑娘。姑娘一见我就笑着用中国话说:“怎么样啊,吃了吗?”发音还挺纯正。我也笑说:“吃过了。何小君哪儿去了?”姑娘怔了怔,又笑起来,改说了俄语。这回轮到我发怔了,我还以为她真的会说汉语呢。但她的大意我听明白了,何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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