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倒儿爷生涯》

第04节

作者:范伟

说来比较荒唐,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也就是一九九二年的多半个夏天,我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你要是说我有病我也不反对。我的确有病。我对自己采取了近乎苛刻的严厉措施,杜绝了一切外事活动。

系里派我们班主任找我谈过一次话,无非是劝我再慎重考虑一下退学的事,甚至放出口风说,鉴于我没有参加期末考试,系里可以对我作留级处理。我感谢系里的好意,但我坚辞拒绝了。

北大放暑假的前几天,我在中关村一带走访了几家私营企业,试图找一个合适的活儿干,人家一听我没有学历又没有过硬的技术专长,便客客气气地打发了我。有一个家伙甚至笑着对我说:“像您这样儿的只适合做老板。”我决心一切都等过了暑假再说。

之后我过了一段彻底封闭而又懒散的生活。这期间少数几个同我谈过话的先生是北大东校门外菜市场上的外地小贩儿,因为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二百多页的菜谱,试做了上面大约三分之一的菜肴。这段时间你要是在北大校园里偶然见到过一个长头发在脑后梳成小辫,满脸严肃,目不斜视,怀抱一摞书匆匆赶路显然有些营养过剩的呆傻男青年,那肯定是我。唉,我都不好意思再提读书的事儿了,因为,说老实话,我根本没有完完整整地读完过一本书。多数时间,我躺在床上看着看着书就睡过去了,任凭我借来的那些标有北大图书馆印记的烂纸们在我枕边无声地聒噪。即使这样我也懒得出门。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实在不愿见任何人,二是因为外面比屋里热得多(那可真是一个苦夏),室内好歹备有一台空调。傍晚天凉快下来的时候,我也偶尔在未名湖边的长椅上坐下来抽两棵香烟,或者骑车到圆明园漫游一圈儿。

林红给我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我送给她的所有东西,并附有一封措辞冷淡的信。我曾几次想去找她,可我都咬咬牙忍住了。

更多的时间我躺在床上,把遥控器放在肚皮上不停地更换电视频道,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画面,一边咒骂节目的乏味和冗长。我常常劝慰自己说:老徐同志,这样提前过一过退休的生活也不错嘛。

可是,临近北大暑假开学,我再也躺不下去了,心里空虚到了极点,我想我要是再这样躺下去非成了残废不可。我甚至开始犹豫自己是不是应该复学。

唉,这些懒散无聊的破事儿本来没有什么可谈的,但我总觉得这两个多月的自我囚禁生活跟我后来的俄罗斯之行以及时常在头脑中出现的宿命念头多少有些关系。外面的世界如火如荼,而我却暂时压抑了自己的慾望。

我还是接着往下讲故事吧,免得你们大家伙儿心里不耐烦。听故事的家伙们都是一些坏脾气的傻瓜,我深知这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傻瓜。

嗯,八月底的一天,我一直睡到中午十一点钟,醒来后饿得直打晃(那时我他妈已经没有享受自己做的美味的兴趣了),简单洗漱了一下,便跑到西校门外的食摊儿上要了套两个鸡蛋的煎饼果子,又喝了杯草莓酸奶。天气很好,不那么暴热,街上的行人也显得很闲适,穿裙子的姑娘们神情更是明媚,你可以从她们腰肢的摆动上看出她们巴不得一年四季都是这种晴好天气。我对着太阳晃了晃头,觉得脖子有点痒,心想该去理个发。我的头发实在太长了,根本不像个革命干部。我一时心血来潮,让理发师给弄了个平头。看着镜子里秃头秃脑的我,我简直乐坏了,我理平头的样子实在很傻,可你要是把这当成个性,我是说你要是肯用某种理论解释一下武装一下,这种改变了的样子也不难接受。

给我理发的广东佬还不停地说:“很精神啦,师傅理这种发型很精神啦。”

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很精神,专业人员在自己的行当里很少说实话。这是某个聪明人在书里说的。

我从理发馆出来,跳上了一辆332路公共汽车,准备到动物园去。我老人家有很多年没有到动物园看过猴了。车上非常拥挤,净是些外地来京旅游或出差的怪模怪样的家伙,我不是说他们土,而是装束古怪,你看得出来他们很可能都是一些有钱的家伙,衣服也很高档,可看上去就是显得有点怪模怪样。他们随身带的那些穿戴整齐、鼻尖上沁着汗粒的孩子们摇头晃脑地乱看一气,像一群无知的小动物,你真不明白十几年后他们怎么一下子变成大人的。他们占据了车上的的部分座位。332路公共汽车从颐和园开往动物园,车上的人员成分可想而知。另外一些是乘车下班回家的公职人员,脸上都带着厌倦的表情(有的扒着横杆假寐),我敢打赌,你稍微碰他(她)一下就能把他们惹火。售票员像条鱼似的在人群中穿梭售票,你别指望他(她)会尊重你,他们的脾气都像幼儿园里的阿姨,你只要进了她们的园子就得服服帖帖地由她们调教,无论你多老他们多年轻,更无视大家的祖先同是山顶洞人的重要事实。几个男女中学生一路唧唧喳喳地讲说个不停,手搭在横杆上,身体随车晃动,稍一失去平衡就大喊大叫着挤成一团,做异性间的合理冲撞。他们从来都是公共汽车上最快活的一群,没有人会干涉他们的聒噪,这仿佛上他们的青春特权。我透过车窗看便道上的行人。你要是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人在走路的时候多数摆右胳膊,男人是,女人也是,右胳膊右胳膊右胳膊,真是蔚为大观,看来看去人们就失去了性征,变成没有差别的直立动物了。

我下了车,横穿过公路,顺着稀稀拉拉在售票口排队的闲人很快买了门票,拐进动物园。我最近一次到动物园大概也是十年前的事儿了。一切都很新鲜,可也没什么变化。游人也很少。园子里的树木花草发出清香(不像姜昆相声里说的动物园里的味儿腥臊恶臭),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些味道很假,很不真实,有一种虚伪的态度,仿佛它们傻瓜似的站在那儿,吐叶、开花、结籽、增长年轮,一切都只是为了惹你高兴,而这样一想,你反倒不高兴,你为它们的媚俗感到气愤。这些无知的东西。猴儿们在假山石上窜来窜去,有的把尾巴顺在地上,有的翘起来,露出发炎一样红肿的令人恶心的红屁眼儿。但它们看上去很快活,偶尔等起圆眼睛和你对视,除了赤躶躶的攫取的慾望(没有畏惧和戒备),一点交流的意思也没有。那只老得不能再老的虎兄弟懒散地卧在地上,像塞了一肚子稻草的布制品,你要是指望它老人家怒吼一声,大概得在这儿一动不动等上十年八年的。只有鸟类比较让人振奋,因为它们天性快乐。我估计这些似曾相识的鸟儿们已经换了好几代了。我忽然想起了王洛宾那首伤感的歌儿:

太阳下山明朝还会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

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儿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儿一样不回来

别那样哟 别那样哟

我的青春小鸟儿一样不回来……

我的心情一下子坏起来。我觉得自己跟动物园里这些无所事事的狗东西们差不多。秦代李斯兄弟说过,厕所里的老鼠吃屎,仓库里的老鼠吃米。我他妈生来大概是一只运气不错的老鼠,碰巧守着一座粮囤。退了学我也不愁没房住、没饭吃,可我仍旧是一只老鼠。

我倚在虎穴外的栏杆旁边抽了一根烟,思索着自己的命运(这不可笑),心想一定要在短时间内找个事儿做,不能再花徐教授他们靠贩卖常识和偏见挣来的辛苦钱。

我在动物园游逛了大约一小时,觉得很是无聊,便出去了。走到园外,我忽然想起我最后一次到动物园是跟同学吕齐一块儿来的,那时我和吕齐还都是带红领巾的小朋友。吕齐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学生,他说到动物园看动物是他最好的休息方式。他他妈那时小小年纪就懂这个,我跟他来过那一回就再也不来了,这一招儿对我来说不灵,可对他灵。四年纪的时候学校让他参加中考,他就一举考入了北大附中,几年后我们还是高一学生,他他妈就上大学了,在人民大学读社会学系。现在他已毕业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真不知道他这种人为什么没有接着读研究生,然后读博士。有些人不读书你真替他惋惜,我还指望他将来能成为费孝通呢。当然能不能长到费先生那样富态又另当别论,吕齐是个瘦猴儿。

我在公共电话亭给吕齐打了个电话,天底下最容易拨通的电话总机大概就数社科院了,那堆闲人成天呆在办公室里说怪话,因此也没什么人找他们。

“你找谁?”是一个中年南方佬接的,北京的科研单位大多由南方佬主持,就像京官也大部分是

南方人一样。也许南方人真的比北方人聪明。

“我找,小吕,吕齐。”

“噢,你找小吕呀,”南方佬说,“小吕他不在啦。”

“不在啦?”我吓了一跳,“您能告儿我他去哪儿了吗?”

“小吕他辞职啦。”南方佬显得挺不耐烦。

“我——找——吕——齐,”我说,对方一定是听错了,“吕太后的吕,齐桓公的齐。”

“对呀对呀,是吕太后的吕齐桓公的齐,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姓吕的,小吕他辞职啦。”

“不可能不可能!”我几乎是在喊了,“吕齐怎么会辞职呢!”旁边打电话的姑娘捂住了一只耳朵。

“天底下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嘛!”南方佬说,“我不知道难道你知道?嘁,真是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忙道歉,“您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

“说是去莫斯科自费留学,”南方佬说,“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他已经走了吗?”

“大概还没有吧,”南方佬说,你能听得出来他的嘴和耳朵都离电话听筒很远,“你可以到他家里找找看嘛。”

“谢谢您的提醒。”

南方佬先于我挂了电话。

我操,不是俺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嘿,我他妈足足在电话亭里发了五分钟的呆。我想我已经猜到吕齐是怎么回事了。其实这根本用不着猜,事情是明摆着的,时下北京城新添了一拨儿大款,就是同东欧包括前苏联、今日的独联体做生意发达的,人称“国际倒儿爷”。他们从秀水街用极便宜的价钱上货,然后倒到东欧或俄罗斯,赚取高额利润。莫非吕齐吕大爷要去那儿?莫非吕齐吕大爷断然抛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理想,要去拥抱“世界大同——世界大铜钱”的至美境界?

我觉得我的心在怦怦急跳,嘿,我他妈怎么就没往这方面动过心思呢?也许这是我目前能干的最好的事情,也许这还是积累资本的最迅捷的途径,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突然认定自己应该立刻加入这支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的“淘金”西路军。一霎时,我甚至想起了美国富豪哈默老儿那张著名的脸,哈默老头儿就是本世纪初在俄罗斯帝国大变革时期发的横财,是年,哈默同志年方二十三岁,哈哈,老子比他那时还年轻呢,历史何其相似乃尔。这下我可知道什么叫“生活中出现了一丝转机”了,什么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什么叫“活人不能叫尿憋死”了,什么叫“那什么”了。娘稀匹的钱,娘稀匹的生活,我的心里骤然升腾起了一股强烈的慾望和热情。俗话说得好……嘿嘿,我忘了那句俗话是怎么说的了。

我急忙两脚生风跑到路边,招手叫住了一辆可亲可爱的小“面的。”

“吕齐,开门来。”我边敲门边喊。吕齐家住中关园宿舍,爬了五层楼弄得老汉我气喘吁吁。

“谁呀?”听声音他像是被搅了黄粱美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忍不住想笑。我大概有半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我他妈刚睡着,”吕齐开开门,揉着眼说,“你怎么有空来了,今儿下午不念书?”

“还有脸问我,你丫怎么没上班啊,”我说,“就你这样的也算国家栋梁,白培养你了。”

“我去洗把脸啊,”吕齐打了个呵欠,把烟扔给我,“我他妈困坏啦。”

吕齐的父母都是自然科学院的研究员,在吕齐上中学的时候就离了婚,据说他当时所在的班还集体为他过过生日,弄得小吕齐泪水涟涟。吕齐名誉上归他妈,可现在根本见不着她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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