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倒儿爷生涯》

第07节

作者:范伟

我和吕齐出发那天,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按规定每人随身带了三十五公斤重的行李,两个大旅行包,里面除了长途旅行必备的物品及少量食物外,装的全是皮夹克和羽绒服。“面的”司机一眼就瞧出我们是哪一部分的了,笑呵呵地问:“兄弟,发了吧?”

“头一趟,”吕齐说,“顶多算发展中国家。”

司机咂着嘴儿说:“我就纳了闷了,你说这俄罗斯就真那么缺东西?”

“那得看缺什么,”吕齐说,“飞机大炮核武器人就不缺。”

“对,”司机乐,“敢情就缺鸡毛服。我听说倒儿爷们带的都是南方人做的伪劣产品,那些破烂玩意儿老毛子也认?——你们带的什么货?”

我和吕齐没理他。

路上尽是些披着雨披匆匆赶路的各色行人,公共汽车背着花花绿绿的广告标语载着满车的乘客时快时慢地行进,我看见前面车里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儿打了个大呵欠,我也忍不住打了一个。幸运的是路上没有堵车,我们顺利地到达了火车站。时间还很富裕。我和吕齐都在心中默念:但愿一切顺利。

“到了莫斯科给咱中国人长点儿脸!”司机启动车后,扬手朝我和吕齐喊道,语气里充满了嘲讽。这话可真把我惹火了。

“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我对着汽车屁股喊道。我真火了,我甚至追着汽车跑了几步。

吕齐劝我:“你跟丫生什么气呀!”

我们推着两轮货架小车来到进站口,这里已经集中了各路倒儿爷。中国人居多,中间还有很多俄罗斯人、波兰人、捷克人什么的。多数家伙的“行李”明显超重,有些人的身上套了两件皮夹克,外面还披上一件羽绒服,脸膛憋得通红,看上去像一条条“热狗”。不少候车的闲人围着这彪人马指指点点。如今谁都知道我们是一帮国际倒儿爷,可我一时间对自己的身份还无法认同。

吕齐摘下眼镜擦着镜片儿上的水珠说:“真有人给我算命说我求财不宜去西北方,我他妈才不信。昨天晚上我用周易给自己卜了一卦,你猜怎么着?得了一‘大有’。”

我连称“好卦好卦”,其实我屁也不懂。这时,队伍开始朝前涌动,车站警察脸对脸排成了一条人为甬道,维持秩序。一共三道关卡。第一道验护照,第二道称行李,第三道查车票。最混乱的是一关是称行李,验称人员把称星打在三十五公斤的位置上,一看超重就命令旅客往外拿东西,吵闹声、求情声、哀叹声响作一团。一位高鼻深目的外国姑娘一见自己的“行李”超重便哇哇大哭起来,一时间飞珠溅玉,害得值勤人员连连摆手让她过去了。我身后的一个家伙小声骂道:“姥姥,还是洋女人盘儿靓招人待见。”

候车室里又闷又热,人和货挤成一团,空手呆在那儿都难以忍受,何况还拖着个大包。好不容易捱到进站,我和吕齐都已是大汗淋漓。

“创业举大义,啊——容易吗!”我抽空儿喘了口气说,我觉得浑身筋骨酸疼。

“苦不苦,想想高考读八股,”吕齐说,“这么着流汗我觉得心里踏实。”看来他真是作学问作烦了。

我们乘坐的那趟车是俄罗斯车,两个俄罗斯胖大嫂站在车厢口验票。我本来坐火车的经验就不多,摊上两个洋大嫂值班,感觉很有趣。我们买的是普通包厢的票,四个人一包厢,除了我和吕齐,同包厢还有一对儿俄罗斯夫妇。那女的倒是挺漂亮,可我真他妈受不了他丈夫身上那股浓烈的体臭味儿。他们带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看样子早超重了,可你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上来这么多东西。包厢里又窄又暗,空气很恶浊。我拼命想打开车窗,却弄不动。俄罗斯女人冲我连连摇手,说了串带颤音儿的美妙俄语,我他妈当然一句也听不明白。吕齐说:“别费傻劲儿了,这窗户根本打不开。”老毛子看看我,看看吕齐,相视一笑。我问吕齐:“你知道丫乐什么吗?”吕齐笑着摇头:“肯定觉得咱哥儿俩特傻。”

我现在一想起那六天六夜的火车生活,肠胃里就有一种梗索的感觉,要不是有吕齐做伴儿,我肯定崩溃了,我的适应能力很差。这一点吕齐比我强一万倍,他很快就跟两个俄国佬混熟了,双方用有限的几个俄语词加上英语(那对儿俄罗斯夫妇的英语同我们的俄语一样糟)再附带手势、画图磕磕绊绊地交流。我们得知女人叫莲娜,她的混蛋丈夫叫安得烈。你很难想象矮小粗鄙的安得烈怎么会有这样一位漂亮媳妇儿。莲娜和安得烈并不比我们大多少,事实上他们才二十二、三岁,可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莲娜是个娴静乖顺的女人,好女人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吕齐和她对视的时候,她动不动就脸红,使我想起“桃之夭夭”之类的美丽词句。安得烈有一帮狐朋狗友在另一包厢,他们来来回回地窜个不停,简直把我烦死了。列车在中国境内的时候他们还稍稍收敛一些,一过满洲里海关这帮狗东西就撒起欢儿来,眼神儿也变得凶蛮起来,当然莲娜嫂子除外。一个浑身是毛、臭气熏天、体重足有二百多斤的“大个子萝卜”邀请我和吕齐同他掰腕子,我们拒绝了,我们可不是他的对手,这混蛋长得像头巨熊,手大得足以握住个篮球,我们可不愿给丫露脸儿的机会。车厢里大多是中国人,除了自己一伙儿的,互相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敌意,很难进行交谈。

列车开入俄罗斯境内,景物好象一下子变了,一望无际的青草和各种色泽的星状小花儿点缀着大草原,令人心旷神怡。天空的颜色湛蓝湛蓝,飘浮的白云呈透明状,层次感极其强烈,简直有一种直视无碍的悦目感,远山的轮廓也变得异常清晰。这一带的大自然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污染,我想只有西伯利亚寒流能暂时改变一下这里的一切。吕齐和我扒在窗口看风景,都快看傻了。一霎时我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存在。

当列车缓缓驶入赤塔——俄罗斯境内第一个大站时,我几乎被吓了一跳:无数个俄罗斯男女在月台上静静地站着,像是在无言地示威,其实他们都是专程赶来购物的。车内的中国倒儿爷们纷纷行动起来,列车员大嫂笑嘻嘻地打开了窗户,有经验的家伙们占据了窗口的有利地形,开始大声叫卖,还有人大喊:“同志们冲啊,发财的时候到了——!”

我和吕齐每人拿了几件羽绒服兴冲冲地下车,到月台上去卖。事先我们已经学会了俄语一到十位数字的发音。每件羽绒服的价钱比预想的要低一些,但也不是不能接受。我拿着羽绒服同围上来的俄罗斯人讲价钱,憋不住直想笑,我这个“外国商人”实在有点不称职,有一个俄罗斯姑娘低头翻检了好一阵儿,摇头表示对我的货物不满意,我他妈简直想白送给她一件。吕齐在一旁大声喊:“比亚契努里努里(5000)”招了不少人。很快吕齐把手里的货卖光了,攥着花花绿绿一大把卢布在我眼前晃:“徐庄,做买卖你得吆喝,这是咱中国传统的商业艺术。”我忍住笑张了张嘴,实在他妈喊不出来,只好求吕齐:“吕大爷您老圣明,您吆喝小的我帮你收钱。”

“露怯。”吕齐从我手里拿过一件羽绒服,扬手高喊:“布哈维克欧亲哈拉绍(上好的羽绒服),比亚契努里努里!”我简直服了吕齐同志了,上学时他课堂回答问题就比我踊跃一万倍。

停车二十分钟,我们卖掉了八件羽绒服。

嗯,接下来我要讲一件发生在车上的事情。当时我还觉得很刺激,可事后我恶心得直想吐。我得老老实实承认那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件事与我生命中的女人有关。

事情是这样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和吕齐分开了。这事儿完全怪我。那天晚上,天阴得很厉害,车窗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那已经是我们在火车上度过的第三个夜晚。我叫吕齐到餐车车厢去吃饭,吕齐躺在床上打游戏机,说没有胃口,我只好自己一人去。车行下一站到伊尔库斯克,大概第二天早晨才能抵达。

我来到餐车车厢,看见里面有少数几个人在吃黑面包、喝菜汤。车到满洲里以后,餐车服务改成了俄式,倒是有鸡有鱼,可做的非常寡淡,黑面包也酸乎乎的极其难吃。因此,大部分有经验的家伙就在包厢里吃自备的方便面、罐头、榨菜什么的,很少有人来就餐。我他妈吃方便面实在吃反了胃了。

我要了一份黑面包、一份鸡腿和汤,百无聊赖地吃着,一边看餐车里的人。有两个高大的俄罗斯男女,一边吃一边调笑,互相交替着用汤匙喂饭,看了让人浑身起腻。旁边坐着几位衣着笔挺的中国人,一看就知道是公派出国人员,他们的话很少,吃得也很慢,肯定是对俄国式餐饮不大满意。可在这鸟餐车里你就是再有钱再能花公款也买不到好东西吃。

在距我比较远的一个靠车窗的位置,坐着一位穿白色休闲装的中国女子,年龄大概在三十岁上下,长的样子很一般,只有她他妈吃得自得其乐,几乎是每吃一口舔一下嘴chún。我忍不住频频地看她的吃相。我相信过不了多一会儿她就会意识到我在向她行注目礼。女人天生有这本事。

她先是用眼角的余光扫了我一眼,然后微微低了低头。我没有收回我的目光,我并不介意我騒扰了她,看样子她也并没有不快的意思。我知道在大学图书馆里很多家伙做这种游戏:盯住一个女孩儿看,直到对方愤然起开或抬头嫣然一笑。当然这样做大都没有结果,也很少有人真正指望有什么结果,这只是一种隐秘的青春游戏而已。我当时一边看那个女人一边心不在焉地胡思乱想,所以当她抬起头向我眨了下眼睛时,我结结实实被吓了一跳,甚至有些慌乱起来。

我向周围偷偷看了一下,并没有人注意我。但我感觉到那个女人起身擦了擦手和嘴,款款地朝我这边走过来。

“嗨,”那女子轻轻“嗨”了一声,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我闻到了一股女人的香气。那气味很坏,我不是指香气本身,而是指由之而来的花柳氛围。有些很规矩的女人也把自己弄得满身坏味儿,令人不由得想入非非,可她们自己并不知道,也许她们管这叫“魅力”。

“你好,”我说,把手中的黑面包放在盘子里,咧嘴笑了一下。

“你好。”她笑笑,是那种具有心理优势的笑,这差点儿气着了我,不过她的声音还不错,“我打扰你进餐了吗?”

“没有。”她用“进餐”这个词简直把我笑煞,但我脸上没有笑,“没有,”我说,“是我唐突了您。”

“认识一下好吗?”她说,“我叫司马倩。”

“这名儿不错,”我说,尽量使语气里不含讽刺,“很容易被人记住。”

“你还没有介绍自己呢,”女子脸上仍带着笑,我比较怕这种对自己有把握的女人,她能从容地笑就说明她根本不在乎你。

“我的名字比较粗俗,”我说,“徐庄,徐水县的徐,庄稼汉的庄。”

“那我们得算一家人,”司马倩说,“喂马的也属于庄稼汉一族。”

“那好,小——”我说,“我是叫您小司呢还是小司马?”

司马倩笑出声来。

“随你便,”她说,“你去莫斯科做什么,徐庄?”她强调了我的名字。

“倒卖军火,司马倩同志。”我也笑,并像她一样强调了她的名字。

“还算聪明。”司马倩用眼睛斜睨着我说,“我喜欢别人叫我的全称。——你有二十岁吗?”

“我”我一仰头把险些溜出口的脏字暗示了出去,“这您可走眼了,我都快三十了。”

“那你也得管我叫姐姐。”司马倩笑笑,“你使我想起了一个人。”

“是吗,”我喝了一口汤,“初恋的情人?”她套词的水平挺专业,言辞尽管普通,但态度老到犹如神龙不见首尾。

“我说的是我表妹。”

“妈的。”我差点儿把汤吐出来,她的话使我有些不自在,“你去莫斯科干什么?”我转移了话题。

“我不去莫斯科,”司马倩看着自己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尖,“我去塔林,我们在那儿有一公司。”

“那你是公派人员了?”

“不是。公司是我们自个儿开的,”司马倩说,“不过也挺没劲的。”

“这我可没体会。”我说,三口两口把汤喝光,我不习惯有人看着我吃饭,“能留个联络暗号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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