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倒儿爷生涯》

第08节

作者:范伟

我倒没有真的在车上拉肚子,可却连续发了两天低烧。那两天我几乎滴水未进,我觉得我快要死掉了。迷迷糊糊中我反复做一些恶梦,梦的内容多数跟高考有关(这很奇怪),比如试卷发下来,钢笔却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或者漏了水,弄得手脸卷面一片龌龊,或者考完跟别人一对照操他妈漏掉了一页题。或者正当我因金榜题名而沾沾自喜时,权威机构突然宣布本次考试因故不算数,大家需要扎堆儿重考。我知道这是高考的重压在梦中的宣泄,可凭心而论,我参加高考时并没有感受到多大的压力。如此想来,全中国所有参加高考的人对这类可恶的梦境都不会陌生。梦醒之后我的心情非常沮丧,甚至突然对生命的意义充满了疑虑,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止的“考试”,那么我他妈情愿弃权。我喜欢轻松。

不过,我现在不顾一切介入的这种生活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考试呢?我不得而知,或者还不能坦率的承认。我一下子想起了周大汉,我不知道谋生于海南孤岛的周大汉会不会在某个子夜突然猛醒而伏枕大哭,尽管他曾经拍着我的背说过“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内的豪言壮语。

吕齐屡屡劝我进食,可我一点儿食慾也没有,说实话,我当时只想就着六必居咸菜喝碗小米粥。这个愿望实在太奢侈了。有时侯我坐起身来呆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或一闪而过的山石树林,听着火车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单调的声响,心里便涌出一股莫名其妙的凄凉感觉,那声音好像在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滚蛋滚蛋,去他妈的去他妈的——”。我知道这都是让那些恶梦搅的,可我也同时对莫斯科之行隐隐约约产生了一些不祥的预感。从此以后,这些阴郁的情绪便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我的闯荡江湖的激情也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泰半,这实在太可怕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太脆弱了么?

16次国际列车在亚欧大陆上颠簸了六天六夜,终于伴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舒缓旋律徐徐驶入莫斯科站。

车厢里的倒儿爷们却都像听到了冲锋号一样紧张起来,一点儿没有到达旅行目的地的那种愉悦感,一个个脸绷得紧紧的,当然那些纯粹旅游者和俄罗斯人除外,他们是真正的快活。

车到莫斯科时,我的烧已经基本退了,只是还有些头晕,身体虚弱得要命,我恨不得一脚蹋在平实的大地上。火车都要把我从里到外颠烂了。

相比之下,我和吕齐的行囊算少的,很多倒儿爷又从满洲里海关抢购了货物,因沿途价钱偏低,都指望到莫斯科卖个好价钱,这会儿都大包小包地往门口拖。

我贴着车窗玻璃在一万颗攒动的人头中找到了正在东张西望的张红卫和刘斌。他们俩发现了我,相视一笑,探头作了个同样的口型,随即拖着两轮货架小车侧身移动。

吕齐还在和同包厢的两个香港女孩儿卖弄口才,他刚刚讲了一个马三立的单口相声小段逗得两个丑丫头前仰后合。

“行了行了,别辅导她们了,用点儿手纸都计较,”我一边整理东西一边说,“又不是抢你们的金银财宝,一点互助友爱的精神都没有。”我真的看不上她们的鸟作派,老子病了两天两夜,她们也不说奉献个水果吃吃,只顾自己吭吃吭吃嚼(她们带的苹果可真诱人)。

名叫阿珍的姑娘委屈地说:“对不起了啦,当时我们不懂你们嘛。”

我乜了她一眼:“是黑眼珠黄皮肤不是?不懂不懂,那叫不了解。九七年以后非把你们的洋泾滨话正过来不可。”

俩姑娘撇了撇嘴。

吕齐说;“甭理他,他这人从小就狗牙写字——尖刻,属于刀子嘴豆腐心那种。”

阿珍把玩儿了一路的微型磁性象棋推给吕齐说:“送给你做个纪念啦,你的棋下得蛮不错噢。”

吕齐道了谢,笑着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橘中密》不曾记载的要诀啊,记住喽:象棋这东西取胜之法有三:一曰争先,二曰错步,三曰悔棋。”

阿珍姑娘笑了,亮出一口四环素牙。

另一个名叫阿玲的姑娘托着下巴问吕齐:“以后会给我们写信吗?”

吕齐道:“那还能不写?很快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大陆新近发起了普那路亚家庭运动,特风靡,欢迎你们加入。”转头问我,“——看见他俩了吗?”

我笑笑:“没有。”

吕齐也笑:“很好,朕就喜欢这种举目无亲的感觉。”

阿珍、阿玲争着问:“什么是普那路亚家庭啊?”

吕齐说:“这得听下回分解了。跟你们丫说话真费劲,一切都得从猴儿变人说起。”

列车震动了一下,停稳了。

张红卫和刘斌率先冲了进来。我一把抓住张红卫说:“可也见到组织了,老张,您可瘦多了。”张红卫说:“您也是,——我操,徐庄你可真瘦了。”吕齐和刘斌也象征性地拥抱在一起互道辛苦。几日不见,真真恍若隔世。我敏感地发现张红卫和刘斌的脸上均有一层明显的焦虑之色。尤其张红卫,小脸都起皱儿了。

张红卫撅着腚边往外拽包儿边问:“路上价钱怎么样?劳驾让一让让一让。”

我说:“不怎么样,开始还行,后来几站价钱地得要命,我们都没怎么卖。对不起。”我碰着了一个人的腿。那家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别的人呢?”

“都差不多。”

张红卫摇摇头,叹口气:“妈的,俄罗斯市场提前结束了。”张红卫说得我心里一惊。

莫斯科车站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壮观,比北京站还差远了,迈出车厢就算出了站,检票口验票口一律没有,离站台不远处就是一个交易场地,衣着邋遢怪异的莫斯科小贩们怀抱货物站在那儿展览出售,其嘈杂纷乱如同国内三流的集贸市场。站台上大多是中国倒儿爷,操北京官话或各地方言。

我努力使自己找到身处异国的感觉,但这并不容易。这不同于看国外电影,电影里一阵陌生的音乐和少数几个场景人物立刻就能使你体验到异国情调,而我当时脑子里的思绪和印象都还留在北京呢,况且,车站站台上到处都是中国人。

吕齐茫然四顾,说:“这他妈哪有出国的意思呀,到处都是同胞,没准儿把我们误卸到西直门了吧?”

刘斌闷声闷气地说:“傻逼才觉得出了国呢。那么丫还拎着这些臭鸡毛服干什么,路上怎么不甩掉?”

吕齐皱眉道:“你以为我们不想啊,价钱忒低,听人说莫斯科行情还行。”

张红卫说:“蛋。莫斯科中国鸡毛服都他妈的成了灾了,大火烧三天剩下的还能给莫斯科捂一身痱子。”

我心头一沉,吕齐也瞪大了眼;“那咱空运那批货不就全栽了吗?”

张红卫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行了行了回头再说吧,现在先把这些破烂儿处理掉。”说罢掉头走了。

刘斌、吕齐和我把货拉到旁边不碍事儿的角落。我和吕齐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一个须发斑白的俄罗斯老者比划着问我们要不要车,刘斌说;“孽,孽,去你妈的。”老头儿摊摊手走了。

我问刘斌;“现在美圆什么价?”

刘斌拢着火点烟,说;“三百卢布一刀(doiiar)没准儿明天就四百了,你们身上那些卢布得赶紧兑换成美圆,我们兑时还二百二呢,这才几天?”

我们从北京出发时知道的消息是一百二十卢布一美圆。按现价算我们这一趟的利润几乎是损失大半。

我的心里一阵阵的发寒:“合着咱们给俄罗斯人民送礼物来了。”

吕齐说:“这不是他妈的及反市罢遂不得鞋嘛。”

刘斌喷了口烟说;“操,谁说不是来着,我和张红卫刚到莫斯科那天,听强子大头他们一说,差点儿没给气死。咱这是干吗来啦?空运那批货还指不定怎么样呢。现在莫斯科秩序混乱,卢布狂跌,人人都跟疯了似的。”

跟我们同包厢的两个香港女孩儿笑盈盈地背着旅行包走过来了,冲我们打了个招呼。

刘斌问:“这俩妞儿干吗?”

吕齐说:“顺地图玩儿的。”大声喊俩女孩儿,“跟我们走得了,有我们干的就有那么稀的。”

俩女孩笑说:“我们早就定好房间啦,谢谢啦,谢谢你们一路的照顾啦!”然后把小手摆在齐胸的位置频率极快地摇晃,嗲声嗲气地喊:“白白白白。”

吕齐敷衍:“好,白白白白,”回头对我说,“你说咱们算他妈的怎么回事儿?洒向人间都是爱,自个儿却发不了财。”

刘斌盯着俩女孩袅袅亭亭的背影儿喊:“干嘛叫伯伯呀,叔叔就成。回来回来,叔叔带你们到列宁山看熊去。”俩女孩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几个干笑了几声。

同车见过面的几个比较忠厚的河北哥们儿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拉着小车过去了。我偷眼找司马倩和杨丽,总也看不着,后来想起她们的包厢在车头部分,也就作罢。

刘斌笑道:“六天六夜不接地线,滋味不错吧。”

吕齐说:“不错,我都快虚脱了,徐庄还发了两天烧。”

刘斌关切地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好多了。我的确感觉好多了。可心里却不那么舒服。

这时,张红卫带着两个矮个儿小伙子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走过来,对我和吕齐说:“货给他们吧,五千三一件。”

两个矮子立刻嚷:“刚柴(才)不系(是)索(说)好五千饿(二)吗?”

张红卫回头呵斥:“你大爷!我说五千三就五千三,赶紧点数!”

两矮子说:“你们北方人就系(是)不讲道理罗!”

刘斌把烟头一扔:“你丫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听听!”

矮子之一惊恐地瞥了一眼人高马大的刘斌,边自己动手点货边委屈地说:“人家吃了亏还不让索索(说说)。”

刘斌阴笑道:“吃亏?操,吃亏是福。”

吕齐啧啧连声,皱眉道:“不是,我就是不喜欢你们南方人这斤斤计较。知道国内有首歌儿怎么唱吗:少年壮志不言钱。怎么他妈的受的教育。”

那个中年男子站在旁边满脸阴沉,一声不吭。

我捅捅张红卫:“他们仨一起的?”

张红卫:“啊,不是,这位是老谢。呆会儿你和吕齐到老谢那儿下榻。”指着我和吕齐,“徐庄,吕齐。我们哥们儿,刚从祖国来。”

听了张红卫的话,我浑身打了个冷战,我们凭什么去他那儿住啊?这都是怎么回事?叫“老谢”的家伙伸出手和我们握了一下,他的手湿漉漉的,我感觉像是握住了一条垂死的鱼。“老谢”的左眼皮和左肩膀一块儿向下耷拉,皮肤黎黑、暗弱,穿一身质地很次的茄克衫和皱皱巴巴的裤子,一笑露出两颗大金牙,看上去极像一个心怀鬼胎的姦细或叛徒。

吕齐疑虑地看了我一眼,可当下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点好货付完钱,两个南方青年嘟嘟囔囊地走了。

吕齐说:“他们要这干嘛?”

张红卫说:“练摊儿呗,市场上卖五千七八,赚差价。”

刘斌道:“还少不了挨‘玻璃碎’(police)的气。操,出来混事容易吗。”

货顺利地抛出去了,可我的心里并不轻松,甚至有些栖栖惶惶,吕齐的脸也绷得紧紧的。我们简直一下子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搞蒙了。街角处一支穿戴古怪的俄罗斯民间月乐队面无表情地演奏着一首忧郁的乐曲。

九月下旬的莫斯科,风已经很硬,天阴沉沉的,空气倒还凉爽宜人。电影里常见的那些“瓦西里”大叔和“企鹅”大婶,深目高鼻的姑娘和小伙像是刚刚步出了画面。四周小商店招牌上那些高压线架似的字母文字使我切肤地体会到自己业已闯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符号世界。

我们一行顺着站台口的石阶走下去,立刻引得出租汽车司机们纷纷举起多毛的手“阿流阿流”(俄语中的招呼语)地喊。

我小声问刘斌:“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老谢?”我他妈实在对这个阴沉的老家伙不放心,我甚至从他的身上嗅到了一股凶险的味道。他那歪歪斜斜的步态总让我联想起一部电影里的卧底特务。

刘斌说:“也就是今天上午,在乌拉尔旅馆。你们刚来不知道,莫斯科接待中国人的旅馆几乎全被整顿了,天鹅、爱华、吉庆什么的全都关了门。我和张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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