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发端》

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作者:关鸿

(与顾颉刚书中的一节)

这篇文章我非常的爱读,当时即连着看了好几遍。我信这篇文章实在很有刺激性,就是说,很刺激我们从这些在欧洲虽已是经常,而在中国却尚未尝有人去切实的弄过的新观点,新方术,去研究中国历史。又很提醒我们这些地方。但这篇文章的功绩,在此时却只是限于这个胎形,看来像是有后文,我们却不能承认其中证求的事实为成立。而且这种方法也不是可以全不待讨论的。丁先生的文章我只看见过《中国与哲嗣学》的下半篇,和这篇,和“科玄之战”的文章。从科玄之战的文章看来(特别是后一篇),可以知道作者思想的坚实分析力,在中国现在实在希有,决非对手方面的人物所能当,而他这一些文章,都给我一个显然的印观,就是,丁君在求学问的线路上,很受了sirfranciscalton,prof.karlpearson一派的影响,而去试着用统计方法于各种事物上,包括着人文科学。这实在是件好事。我们且于丁先生的施用上,仔仔细细看一下子。

(点一)拿现在的省为单位去分割一部“二十四朝之史”(从曾毅先生的名词)中的人物,不能说没有毛病。把现在省拿来作单位,去分割元明清三朝的人物是大略可以的;拿省作单位去分割前此而上的人,反而把当时人物在当时地理上的分配之真正perspec—tive零乱啦。略举一两个例,汉时三辅三河七郡合来成一个司隶校尉部区,三辅是京畿,而三河每可说是京畿文物之别府,文物最高的地方。这实在是一个单位。而若拿现在省划分,使得三辅与当年的边塞为一单位,三河大部分与汝汉为一单位,小部分与雁门代郡为一单位,便把当时人物照当时地理(就是说郡国)分配的样子失啦。丁先生的表是个英语文法在汉语中分配的表,而从此推论到“即如前汉的都城在陕西,而陕西所出的人物,还抵不上江苏,更不必说山东河南了。”仿佛像是几百或千年后北京划得与东蒙车臣汗沙漠同区,统名蓟苏北部,有历史家曰:“蓟北是千年建都之地,而所出人物,反不及今一中部,更不必说大部了。”这话可以行吗?假如我们不拿现在的省为单位,而拿当年的郡国为单位,恐怕这话就不这样了。东汉于郡上有了州,说起来容易些。东汉的陕西所以人物少者,因为当时的陕西(司隶校尉)的大部分精华在省外,而省内有些与当时的陕西毫无相干的地方。(朔方迤南,当时边塞,不属畿辅。)江苏的人物所以多者,也正以当时的江北老把江南的分数带着提高。不然,吴郡自身在西汉恐怕也不过和东汉样的。况且今之省域,不即合于当时的国界。所以这表中直隶甘肃之在北宋(燕云十六州已属契丹,甘肃已属夏),河南安徽江苏之在南宋(交界区)……等,都是困难的物事。又如把南宋的中国和现在列省中的中国为一般的排对比,自然事实上出入很多。

但既不用一贯的百分单位,比起来,又怎么办?我回答说,我根本上不赞成这个表。如果制一个表,必须比这个详细的多。不在当年“中国”的境内的即不应一般待遇去百分,而当年国界省界也要注明。或者把省分为数部(如今道区),比起来可以不太妨碍;当时区划也不妨碍一统一体的比较。余详下文。

(点二)丁君从他所造的表中推比了许多事实和现象,但这些事实和现象和这个表中的数目字,严格说起,多毫无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推比也但是些预期anticipations而已。换句话说,这些推比的事件多是我们时常所想及,如建都的关系,都城外更有文化中心一种事实,地方与“龙兴”的关系,物质与文物,殖民同避乱的影响……等等,都是我们读起历史来便引想到的题目。但我们对于这些题目,有意思而有的意思无界略,总而言之,都是些多多少少模糊着待考的意思。现在丁先生这表中的数目字,也并不能给我们这些待考的意思一判然的决定。这些意思与这些间的关系,只是联想,不相决定的“因数”。这类,看起来像很科学的,而实在是“预期”之件,颇有危险。

(点三)第一表所以不见得能得好成就者,因为包罗太宽大,立意上太普遍,而强从一个无从分析的表中去分析事实。至于第二表,却是一件极好的作品,这一表之所以成功,正因为题目是有限而一定,不如上一表一样。这个表中的意思,也或者可以有斟酌的地方。鼎甲数虽然不受省分的制限,但恐怕也不能说是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尤其不见得鼎甲是能代表文化。我很疑心有下列二种分数在其中有贡献。(一)考试官与投考者乡族的关系。如考官中多是昔年的鼎甲,恐即有偏于其同乡的趋势。(典试不密书。)(二)考殿试竟成了一种专门的技术,如某一地方最便宜于殿试所需要的各种质素,则这一地方所出之科甲为多,然我们却不能竟拿他出科甲的数目为文化最高的数目。此两点均可于我们贵县在清朝多出状元一件事实中证明。但如果明朝不如清朝在考试上之腐败,则此层即不成问题了。不过我们看来,明朝晚年士林中,那种讲师生门第交游等等一切的净恶习惯,恐怕好不到那里去。言归正传,这一个表却是把他所要证明的东西之一件证明了,就是下一个消极证,官定的各省科举额,不足代表各省的程度,不过分数上尚有斟酌呵!

(点四)丁先生谓在两汉的时代,中国文化分布的不平均,后渐平均,到了明朝至平均,这恐怕也是因为拿着现在的单位去比量才有这个现象。浙江之在西汉,犹之乎今之吉林,恐尚不及,福建等省,则等于黑龙江阿山道之间。所以在后汉,广东贵州云南奉天“都是零”。与其说是文化不平均,毋宁谓为这些地方之为中国,意义上尚不尽完全。如果我们做一个中华民国时代的表,势必至于外蒙西藏(康省除外)青清下面加零,吉黑三特别区,新疆阿山贵州下面加一个很小的分数,其相貌或与汉朝差不多。至于在各种意义上,完全为中国之地方,如关洛汝汉淮泗及沿着黄河的郡国,细比起来,其平均或不平均,恐与今之各省之平均相等。是则丁君所谓古不平均今平均,又一幻境也。总而言之,这事实与其谓为当年文化之不平均,毋宁谓是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

把上列几点约起来,我对于这篇文章的一个一般的印象,是觉着把统计方法应用在历史一类的研究上尤其要仔细。普通说起,凡是分布上凌迟出入的事实,都可应用统计方法,而这样分布上凌迟出入的事实,几乎是可研究的事实之大部分。但统计方法的收效,也以他所施用的材料之性质为断。统计方法最收效的地方,是天文。岂特如此,我们竟可说天文是统计学的产生地。因为统计方法之理论,几乎都是从天文学中造端,而近代统计学方法之立基柱者quetelet自身是比利时的钦天监,这正因为天文学上的数目,我们用来做统计学的比较的,总是单元(homogenous),而所用数目,多半是由我们所限定的标准造出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数目有管辖之可能。几乎到了生物学的事实上,就不这样便宜,虽然这些数目还是由我们定的标准所出产,然而事实的性质已远不如天文事实之单元,实在是些复元的(heterogeneous)。至于历史现象,我们不能使他再回来,去量一下子,又是极复元的物事,故如不从小地方细细推求比论,而以一个样子定好如当代欧美都市统计表一般的形状,加上,恐怕有点疏误。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我不赞成这个以现在省为二千年历史的总单位,去百分国土大小很不相等的各时的人,正是因为这表太整齐,这表里面的事实却是太不整齐。

研究历史要时时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mass-facts)。然而直接用起统计方法来,可须小心着,因为历史上所存的数目多是不大适用的。

假如丁君把这一个大表变散为小点去研究,恐怕收效比现在多得多。现在略举几个提议——

(一)以当年的州郡为单位,去求方里数目,户口数目,财赋数目三件之互相比例。假如能画成地图,以比例率之轻重为颜色上之浅深,或者其分配上更可提醒些事。(二)把世族(姑假定有二人同出一家同有传者即为世族,更于其中以年代分类)按州郡列一个表,再把非世族之人物照州郡之分配者和他一比,恐怕使我们显然见得文化低的地方多非世族,文化高的地方多世族。(母系有可考者即列,如杨恽为司马子长外孙之类。)(三)把历代的世族比较一下,比较他们在人物中的百分数目,在各类职业文官武将文学等的分配比较,或者更有些事实可得到。此时没有根据,但人们免不了泛着去想由东汉至唐,世家之渐重,实在是当时社会组织上很大的一个象征。宋后世族衰,是一个社会组织上很大的变化,这三件正是偶然想起,其实中国历史上可用数目表图研究的题目很多。richter拿字数统计去定plato语之先后,何况历史上的实事呢。但总以从有界画的题目做去,似乎才妥当。

我可以把上文总结起来,说:丁君这一种方法,将来仔细设施起来,定收很好的效果,不过他这文(特别是第一表)却但是一个大辂的椎轮,我们不取这篇文章所得的结果,因为他们不是结果;但取这篇文章的提议,因为他有将来。

至于他论唐朝与外族的一段,完全和我的意思一样。汉唐决不能合作一个直线去论,我曾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研究》详细说过。这篇文章大约是民国七年春天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错字连篇。原稿我仿佛交给你了。是么?我在这篇文章用所谓“元经”的话。谓陈亡是“晋宋齐梁陈亡,中国亡”。永嘉南渡前为“第一中国”。南渡后失其故地,而尚有第一中国之半,犹一线也。隋唐两代实是以五胡拓拔为原始,合着有踏践的剩余再造的。所以唐朝文物习惯从南朝,而生活的精神反截然和南朝两样。这个第二中国,固然在文化上仍是因袭第一中国,然一要部分亦以苻秦拓拔为根据。(苻秦拓拔都有中国以外的领土,又恰恰这个时候是西域文化最高的时候,故即无人种变化,亦甚能使文化历史入一新期。)大野三百年一统后(这个一统之为一统,也和我们五族共和之为共和一样),大乱上一回,生出了一个文化最细密的宋朝。在许多地方上,宋朝是中国文化最高点。这第二中国与第一中国之为一线,不是甚深的现象。其内容上所谓南北朝之纷乱,决不等于三国唐季,而实是一个民族再造的局面,恐怕这个时期是历史上最大的关节了。汉朝盛时只是中国的,唐朝盛时颇有点世界的意味。这固然也由于汉朝接触的外国除西域很小的一部分外都蛮夷,而唐朝所接触恰在西域和阿拉伯文化最盛期,但要不是自身民族上起了变化,就是说等于社会组织和生活的趋向上起了变化,这外来的影响究竟不容易济事。梁陈的“冢中枯骨”局面是不能使民族的生命继续下的。或者殷周之际,中国的大启文化,也有点种族关系正未可知。要之中国历史与中国人种之关系是很可研究的。

〔按:此书写于1924年1月2月间,丁氏原文载在《努力周刊》。颉刚记。〕

——选自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十期(1927年广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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