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发端》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作者:关鸿

评顾颉刚的古史论——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孔子与六经——在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的几个趋向——殷周间的故事——补说(《春秋》与《诗》)

颉刚足下:

我这几年到欧洲,除最初一时间外,竟不曾给你信,虽然承你累次的寄信与著作。所以虽在交情之义激如我们,恐怕你也轻则失望,重则为最正当之怒了。然而我却没有一天不曾想写信给你过,只是因为我写信的情形受牛顿律的支配,“与距离之自成方之反转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懒者之行步,德国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国内朋友信竟是稀得极利害,至于使老母发白。而且我一向懒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动一下子,不久又回复原状态。我的身体之坏如此,这么一个习惯实有保护的作用救了我一条命。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我当年读嵇叔夜的信说自己那样懒法,颇不能了解,现在不特觉得他那样是自然,并且觉得他懒得全不尽致。我日日想他写信给你而觉得拿起笔来须用举金箍棒之力,故总想“明天罢”。而此明天是永久不来的明天,明天,明天……至于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后又是明天,明天,明天……。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对于爱我的朋友如你,何以为情!

私事待信末谈,先谈两件《努力周报》上事物。在当时本发愤想写一大篇寄去参加你们的战论,然而以懒的结果不曾下笔而“努力”下世。我尚且仍然想着,必然写出寄适之先生交别的报登,窃自比季子挂剑之义,然而总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当时如泉涌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记得者寄我颉刚,潦草,不像给我颉刚的信,但终差好于无字真经。只是请你认此断红上相思之字,幸勿举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对于丁文江先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篇文章的意见。(以下见本刊第十期《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文,不复载。)

其二、论颉刚的古史论。三百年中,史学,文籍考订学,得了你这篇文字,而有“大小总汇”。三百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这俩以外,也更没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谬物事,如今文家经世之论等。拿这两样比着看,量是语文学的成绩较多。这恐怕是从事这类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为从事这科,不如从事史学文籍考订者所受正统观念限制之多。谈语言学者尽可谓“亦既觏止”之觏为交媾,“握椒”之汉为房中葯。宋大儒,康成玄晦,如此为之,并不因此而失掉他的为“大儒”。若把“圣帝明王”之“真迹”布出,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但这一流比较发达上差少的史学考订学,一遇到颉刚的手里,便登时现出超过语文学已有的成绩之形势,那么你这个古史论价值的大还等我说吗!这话何以见得呢?我们可以说道,颉刚以前,史学考订学中真正全是科学家精神的,只是阎若璩崔述几个人。今文学时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华之士;又专以门户为见,他所谓假的古文,固大体是假,他所谓真的今文,亦一般的不得真。所有靠得住的成绩,只是一部《古文尚书》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这也只是提议,未能成就);而语文那面竟有无数的获得。但是,这语文学的中央题目是古音,汉学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所以最大的成绩是统计的分类通转,指出符号来,而指不出实音来。现在尚有很多的事可作;果然有其人,未尝不可凌孔盫轩而压倒王氏父子。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的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前见《晨报》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掘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自然有无量题目要仔细处置的,但这都是你这一个中央思想下的布列。犹之乎我们可以造些动力学的theorem,但这根本是newton的。我们可以研究某种动物或植物至精细,得些贯通的条理,但生物学的根本基石是达尔文。学科的范围有大小,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但他自是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去年春天和志希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此时你应做的事,就是赶快把你这番事业弄成。我看见的你的文并不全,只是《努力》《读书杂志》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三号未见过,十四后也未见过)所登的。我见别处登有你题目,十四号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间你必更有些好见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看来禹的一个次叙,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几个观念,如尧、舜、神农、黄帝、许由、仓颉等等,都仔细照处理禹的办法处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汤、周文、周公虽然是真的人,但其传说也是历时变的。龟甲文上成汤并不称成汤,商颂里的武王是个光大商业,而使上帝之“命式于九围”的,克夏不算重事。周诰里周公说到成汤,便特别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结论到周之克殷,“于汤有光”的滑稽调上去(此恰如玄晔谀孝陵的话)。到了孟子的时代想去使齐梁君主听他话,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气,便造了“汤以七十里兴,文王以百里兴”的话头,直接与诗颂矛盾。到了嵇康之薄汤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于文王周公的转变更多。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时代,是建国立制的一个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说讵诐行的时代,是位息邪说讵诐行的冢相。在今文时代,可以称王。在王莽时代,变要居摄。到了六朝时,真个的列爵为五,列卿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谢夫人所不满意事之负责任者。(可惜清朝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诗书”,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又成多尔衮;这恐怕反而近似。)这样变法,岂有一条不是以时代为背景。尤其要紧的,便是一个孔子问题。孔子从《论语》到孔教会翻新了的梁漱溟,变了真正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剧烈的变化,简直摸不着头脑的。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苏洵是个讼棍,他的六经论中的圣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术便如讼棍。长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做一部《孔子改制考》;其实《新学伪经考》,便是汉朝的康有为做的。梁漱溟总还勉强是一个聪明人,只是所习惯的环境大陋了,便挑了一个顶陋的东西来,呼之为“礼乐”,说是孔家真传:主义是前进不能,后退不许,半空吊着,简直使孔丘活受罪。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实妙文多着哩。如果把孔子问题弄清一下,除去历史学的兴味外,也可以减掉后来许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后来的梁漱溟但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复能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历来的“孔丘七十二变又变……”写成一本书,从我这不庄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欧洲教会教条史之可以解兴发噱。从你这庄重的心思看去,便是一个中国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镜,也许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complexes)来,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书中选择的材料证成这个“累层地”,但这个累层地的观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这话是虚吗?然则我谓他是个“大小总汇”,只有不及,岂是过称吗?

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恐更没有什么有形的标准。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来。前年我读你文时,心中的意思如涌泉。当时不写下,后来忘了一大半。现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几条写下。其中好些只是你这论的演绎。

一 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

大小戴记中,材料之价值不等,时代尤其有参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实应该从早分析研究一回。我从到欧洲来,未读中国书,旧带的几本早已丢去。想戴记中最要四篇,《乐记》,《礼运》,《大学》,《中庸》,当可背诵,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乐记》已不能背。见你文之初,思如涌泉,曾于一晚想到《大学》《中庸》之分析。后来找到戴记一读,思想未曾改变。又把《礼运》一分量,觉得又有一番意思。今写如下:

《大学》《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见孟子时尚没有《大学》一种完备发育的“身家国天下系统哲学”。《孟子》只是始提这个思想。换言之,这个思想在孟子时是胎儿,而在《大学》时已是成人了。可见《孟子》在先,《大学》在后。《大学》老说平天下,而与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时候有孔子时候的平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业是也。孟子时候有孟子时候的平天下,所谓“以齐王”是也。列国分立时之平天下,总是讲究天下定于一,姑无论是“合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扰为“东周”,是“以齐王”,总都是些国与国间的关系。然而《大学》之谈“平天下”,但谈理财。理财本是一个治国的要务;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的要务,必在天下已一之后。可见《大学》不见于秦皇。《大学》引《秦誓》,《书》是出于伏生的,我总疑心《书》之含《秦誓》是伏生为秦博士的痕迹,这话要真,《大学》要后于秦代了。且《大学》末后大骂一阵聚敛之臣。汉初兵革扰扰,不成政治,无所谓聚敛之臣。文帝最不会用聚敛之臣,而景帝也未用过。直到武帝时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学》也就大骂而特骂了。《大学》总不能先于秦,而汉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敛之臣,如果《大学》是对时而立论,意者其作于孔桑登用之后,轮台下诏之前乎?且《大学》中没有一点从武帝后大发达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见以断于武帝时为近是。不知颉刚以我这盐铁论观的《大学》为何如?

《中庸》《中庸》显然是三个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从“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顺矣乎”止。开头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话。其所谓中庸,正是两端之中,庸常之道,写一个petitebourgeois之人生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不述索隐行怪而有甚多的修养,不谈大题而论社会家庭间事,显然是一个世家的观念(其为子思否不关大旨),显然是一个文化甚细密中的东西,——鲁国的东西,显然不是一个发大议论的笔墨,——汉儒的笔墨。从“子曰鬼神之为德”起,到“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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