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发端》

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

作者:关鸿

这两部书备受清代汉学家的攻击——其实朱子同时的人,早已有许多争论了。许多人认他做全无价值的“杜撰”书。但是据我看来,他实在比毛公的传,郑君的笺,高出几百倍。就是后人的重要著作,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端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虽然考证算胜场了,见识仍然是固陋的很,远敌不上朱晦庵。我且分成三个问题,逐条回答。

一 《诗经》里的“诗”究竟是什么?

从来的学者,都说他是孔子删定的“经”,其中“有道在焉”,决不是“玩物丧志”的:其实这话非特迂腐的可笑,并且就诗的本文而论,也断断讲不通。所以必须先把《诗序》根本推翻,然后“诗”的真义可见;必须先认定“诗”是文学,不是道学,然后“诗”的真价值可说。孔子在《论语》上论诗的话非常明白,决非毛公以下的学究口中的话。现在就用他的话,证明“诗”的性质。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这是孔子删去的诗。孔子所以删去他的缘故,正为他说的不通,没有文学的意味。从此可见孔子删定的标准,止靠着文学上的价值。拿这章诗和《卫风》的《河广》来比,这章诗是无味的,那章诗是有味的。(那章诗的本文是“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因而去此存彼。“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此节把诗礼两事分得清楚。诗是文学,所以学了诗,语言会好的;有个雅驯的风度,去了那些粗浮固陋的口气了。礼是治身的仪节,所以学了礼,行事才有可方。道学先生讲的诗正是孔子说的礼。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照这一节看来,可以见得孔子的教育,很注重美感的培养。诗是文学,所以能兴发感情。若如道学家的意思,不应当说“兴于诗”,应当说“立于诗”了。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节里说从政,是因为《诗经》里的雅多半说当日的政治和风俗,从政必须知道当日的情形,才可以“达”,所以孔子有这话,并不是学了诗然后“心正意诚,可以从政。”至于“专对”说,同上面说的“无以言”一样。当日使命往来,总要语言讲究;所以有了文学的培养,才可以做“行人”。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所谓“兴”,“观”,“群”,“怨”,都是感情上的名词,文学上的事件。至于事父事君两句,大可为道学先生所借口;但是仔细想来,孔子说这两句话,不过是把文学的感化力说重了(emphasized)。其意若曰,有了诗的培养,才可以性情发展的得宜,一切行事,都见出效用来;和那些“夫妇之道,人伦之始”的说话,是不相干的。

就以上的证据,可以断定诗的作用只是文学一件事。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有一段说:“孔子是一个有文学眼光的人;他选那部《诗经》,替人类保存了三百篇极古的绝妙文章。这部书有无上的文学价值,没有丝毫别的用意。不料被后来的腐儒,以为孔子所删存的诗,一定是有腐儒酸气的;所以他们做造《诗序》,把那些绝妙的情诗艳歌,都解作道学先生的寓言。如《周南》各篇,本多是痴男怨女,征夫思妇的情诗,那些腐儒却要说是‘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如《关雎》一篇,本写男女爱情;从无可奈何的单相思,到团圆,所以孔子说‘乐而不婬,哀而不伤’,腐儒偏要说是‘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慎固幽深’,云云’。文学变成了道学。”这一段话,说得痛快极了。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我还记得去年曾对一位朋友说:“孔子独许子贡子夏可与言诗,子贡是以言语著名的,子夏是以文学著名的。他两个有推此知彼的力量,用到文学上,最能兴发想象,所以可与言诗。若果《诗经》真是道学书,还要让颜渊闵子骞干去了。”(但是这话很有点酸气)

总而言之,诗是文学,可用孔子的话证明,可就诗的本文考得。诗是道学,须得用笺注家的话证明,须得离开诗的文义,穿凿而得。我们既不便“信口说而悖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还是就诗论诗,不牺牲了诗,去服从毛亨卫宏的说话为是。

二 《诗经》里的诗,对于我们有什么教训?

现在虽然断定诗是文学了,但是从古以来的文学,正是多得很,为什么专来标举《诗经》呢?我自己回答这问题道:正因为《诗经》的文学,在中国的韵文里,古今少有。现在我们想在四、五、七言,词、诗、曲等类以外,新造一种自由体的白话诗,很有借重《诗经》的地方,换句话说,《诗经》虽然旧了,然而对于我们还有几条新教训哩!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一条教训是真实两字。拿《诗经》和《楚辞》比,文章的情趣恰恰相反。《楚辞》里最动人的地方是感想极远,虽然是虚而不实,幻而不真,可也有独到的长处,但是这种奇想的妙用,到了后人手里,愈弄愈糟了;起初是意思奇特,其后是语言奇特,最后是字面奇特,起初仅仅是不自然,结果乃至于无人性。《诗经》里的《国风》《小雅》,没有一句有奇想的,没有一句不是本地风光的。写景便历历如在目前,写情便事事动人心绪。画工所不能画的,他能写出来。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回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或降于河,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簑何笠,或负其餱……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洪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又有“声情兼至”,真是“移我情”的,如: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

燕燕于飞,参差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又有情事逼真,我们一想便坠落到里头的,如: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

毋逝我梁,毋发我笋,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墍。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诸如此类的例,举不胜举。《大雅》和《颂》,因为被体裁所限制,应当另论外,若《国风》《小雅》里的诗,没有一句不是真景、真情、真趣,没有一句是做作的文章。为着这样的真实,所以绝对的自然,为着绝对的自然,所以虽然到了现在,已经隔了两千多年,仍然是活泼泼的,翻开一读,顿时和我们的心思同化。文人做诗,每每带上几分做作气,情景是字面上的情景,趣味是他专有的趣味;所以就在当时,也只得说是假文学。诗经的文章,有三种独到的地方,一、普遍;二、永久;三、情深言浅。这都是自然的结果。我们把《楚辞》和他对照一看,《离騒》里千言万语,上天下地,终不如《诗经》里的三言两语能够丰满啊!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二条教训是朴素无饰。一句话,(primitive)。文学到了文人手里,每每要走左道。所以初民的文学,传到现在的社会里,仍然占据文学界的一大部。《诗经》的《国风》《小雅》既不是文人作的,又不是文化大备的时代作的,所以只有天趣,不见人工;是躶体的美人,不是“委委佗佗,如山如河”的“不淑”夫人。例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

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牖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酒。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自昔徂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七月》一篇,真是绝妙的“农歌”。此外的文章,也是篇篇有初民的意味——质直、朴素,因而逼真。即如《蹇裳》的头一章说:“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可以说是鄙污极了。但是揣想那话的情景,止欢喜他的逼真,活灵活现,忘了他的鄙污了。后人做诗,意思尽管极好,文章尽管很修饰,情气每每免不了一个游字。《诗经》里全没有巧言妙语,都是极寻常的话,惟其都是极寻常的话,所以才有极不寻常的价值。chaucer的tales到了现在,还给一般人做师资,只因为是初民的(primitive)文学。

《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也是如此。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三教训是体裁简当。文章里最讨厌的毛病,是滔滔刺刺,说个不休。后来的赋家,是不消说的,很犯这病了。就是五七言的诗家、词家、曲家,也多半专求尽量的发泄,不知道少说比多说更有效。《诗经》的诗,除去《大雅》和《颂》有点铺张外,其余都合最简当的体裁,须知天地间的文章,最怕的是说尽了;最可爱的是作者给读者以极少的话头,却使读者生无限的感想,换句话说来,作者不把他的情景全盘托出,却使读者自己感悟去。《小雅》《国风》没有多说的话,因而结构没有松散的,因而没有没含蓄的,因而没有缺少言外的意境的。作者不全盘托出就是使读者完全陷入,这是《诗经》里唯一的文学手段。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四条教训是音节的自然调和。做诗断离不了音节,全没音节便是散文。但是这音节一桩事,颇不容易讲。律诗重音节了,只是他那音节,全是背了天真,矫揉造作而成的“声病”。《诗经》里的体裁,真可说是自由诗;然而音节的讲究,还比律诗更觉自然,更觉精致。押韵的方法不限一格;句里又有声韵的组织。双声叠韵的字,上下互相勾连,成就了“一片宫商”。总而言之,《诗经》里的诗,体裁是自由的,押韵法是参差不齐的,句里边都是有声韵的组织的。这样又自由又精致的音节,是我们做白话诗的榜样。(孔巽轩先生的《诗声类》,讲《诗经》的韵法很详;钱晓徵先生的《养新录》里,也有一段,论《诗经》里音节的组织的,都可参看;今人丁以此先生的《毛诗正韵》,我曾经见过稿本,实在是讲诗声最详最完的书。)

以上的四条,不过一时偶尔想到,顺便写了下来,其实《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还不只此。约略来说,《诗经》可分两大项;一项是《国风》《小雅》,一项是《大雅》《颂》。后一项是后来庙堂文学的起源,我们对他不能得什么有益的教训。至于前一项,是二千年前的自由体白话诗,不特用白话做质料,并且用白话做精神,不特体裁自由,思想情趣意旨等项,也无一不自由。我们有这样的模范白话诗,当然要分点工夫,研究一番了。

三 为什么单要举出朱晦庵的《诗集传》和《诗序辩》?

朱晦庵的这两部书,在清代一般汉学家的眼光里,竟是一文不值了;其实这是很不公允的见解。据我个人偏陋之见,关于《诗经》的著作,还没有超过他的。先就训诂而论,训诂固然不是这部《集传》的特长,但是世人以为训诂最当的毛传,也不见有什么好处,如“施,移也;”“济济,难也;”“京,大也;”真个不通极了。后人不明白他的意思,“从而为之辞”,说他是说文字的本训。他明明白白是做《诗经》的注,偏牵连到文字的本训上,弄得意思愈加不明白了。算什么营生呢?又如“履帝武敏歆”一句,毛传的穿凿,可谓达于极点了。平情而论,毛公只是个冬烘先生,幸而生的较早些,因而粗略记得几个故训;这可谓生逢其时的人,他自己何曾有深密的学问。后人说他和《左传》《周礼》互相发明,其实《左传》《周礼》是经,他和他们互相发明,更见其不妥了。况且《小序》尚是卫宏做的,《后汉书》上有明文,《故训传》也就可想了,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郑康成的笺,实在比《故训传》好些;凡是笺传不同的地方,总是笺是传非。现在举一个例:豳《七月》说“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传说,“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笺说,“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慾嫁焉。”这真比毛传通多了。我平日曾玩笑着说:“郑康成免不了几分学究气,还不至于像小毛公的冬烘气象。”正义一部书更是不足道的。每逢传笺反背的地方,他先替传说话,再替笺说话,自己和自己打架。这简直是明朝的大全,清朝的高头讲章了。宋朝人关于《诗经》的著作,零碎的多。训诂一层,除朱子的《集传》外,其他是全无所得的。清朝人对于诗经训诂,很有些整理发明的功劳。散见的不必说了,即以专书而论,《毛诗稽古篇》《毛诗传笺通释》《毛诗传疏》全是重要著作。但是这些著作都是依附着荒谬的《诗序》而作的,都有点“根本错谬”的毛病,所以一经讲起礼;谈起故论到“诗人之义”来,便刺刺不休的胡说一片。朱子这本《集传》,在训诂上虽然不免粗疏,却少有“根本误谬”的毛病。他既把《小序》推翻了,因而在故训一方面也就着实点儿,不穿凿了。况且朱子在宋儒中,原是学问极博的一个人;他那训诂,原不是抄袭来的,尽多很确当的地方。就是反对他的戴东原,注起诗来,还不能不引用他呢。还有一层,我们读《诗经》无非体会他的文章,供我们的参考,那里有整工夫去“三年而通一艺”的办呢?所以那些繁重的训诂,大可以不闻不问,还是以速议为是。朱子这部书,虽然不精博,却还简当啊!

至于诗义一层,朱子这两部书真可自豪了。朱子是推翻《诗序》的,他推翻《诗序》的法子,只以《诗经》的本文证他的不通。这真可谓卓识了。《诗序》上的高子,就是孟子所说的“固哉高叟诗”;序从这种人的徒子徒孙做出来,还能要得吗?所以《关雎》等篇必定加上后妃,真个傅会迂腐的可笑。后妃是谁,谁也说不清楚,至于“淑女”,更难定了。郑康成竟然硬把太似安上,章太炎先生又异想天开的说:“文王与纣之事也。后妃淑女,非鬼侯女莫之任。”更曲喻穿凿了一大篇,读者不曾看完,必要发笑的。然而这事不能怪太炎,都是《诗序》上妄加后妃二字,勾引出来的。总而言之,《诗序》的大毛病,是迂腐,穿凿,附会,妄引曲礼杜撰事实。

“正心”“诚意”“修齐治平”(这几个名词虽然不是汉儒所重,但是《毛诗》已有这气象)的道气,已经很重了,所以自他而降,讲诗的人,都不免有“先生帽子高”的气象。和《毛诗》同时或者较前的鲁韩两家,都是道学派的诗。《韩诗外传》有很多的道气,《齐诗》翼氏诸家,弄上些五行谶纬,道气变而为妖气,成了方士派的诗学。(这都本胡适之先生的话;道学方士两个名字,也是胡先生造的)。宋元人讲诗,都是学道派,其中还有几家,把诗论政,大讲起功利主义的,尤其可笑。就是王柏《疑诗》,也还是道气重的紧。他敢于删诗,固算有强毅的魄力了;然而他所以疑诗的缘故,仍是道学先生恨情诗的心理,所以要删郑卫。只有章如愚的见解是极透彻的。他说:“正使学者深维其义,而后可以自得。诗人之义,不若春秋易之微。学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知。”这真透彻极了。程伯子是个聪明不过的人,对于《诗经》很有些远妙的见境。他虽然说《诗序》是国史做的,我们却可翻过来借他这话证明《诗序》的不可靠。因为他说;若“不是国史做的,孔子又如何凭空做出来”。(这话的原文忘了,意思确是如此。)朱子这部《集传》也还有几分道气,但是他的特长是:

(1)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

(2)很能阙疑,不把不相干的事实牵合去。

(3)敢说明其某是婬奔诗。

就这几项而论,真是难能可贵了。虽然他还有他的大缺点,但是总算此善于彼的。他虽不曾到了“文学的诗”的境界,却也在道学的诗派中,可称最妥当的,实在是有判断,有见识,能分析,能排众议的著作。(朱子这两部书,很被当时人和后人攻击。)现在我把他解一番,奉请读者诸君:

(1)学他的敢于推翻千余年古义的精神;

(2)学他敢于称心所好,不顾世论的魄力;

(3)再把《诗经》的研究更进一步,发明文学主义的《诗经》。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忽然想起《诗经》的诗,只有一种最大的长处,就是能使用文学的正义,文学的至高用处,只是形状人生,因而动起人的感情,去改造生活;决不是丧志的玩物。《诗经》里的哀怨之词,虽然出在劳夫怨妇的口里,却含有许多哲义。这种“不平之鸣”,天地间的至文,都如此的。所以《诗经》(专指《国风》《小雅》)的文学主义比他的文学手段更是重要,可惜我为篇幅所限,现在不能畅畅快快说了。

——选自《新潮》第一卷第四号(1919年4月1日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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