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发端》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作者:关鸿

有几位北大同学鼓励我在本日特刊中写一篇蔡先生的小传。我以为能给蔡先生写传,无论为长久或为一时,都是我辈最荣幸的事。不过,我不知我有无此一能力。且目下毫无资料,无从着笔,而特刊又急待付印,所以我今天只能写此一短文。至于编辑传记的资料,是我的志愿,而不是今天便能贡献给读者的。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特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一)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dd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d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但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二)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三)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作大将。”蔡先生说时,声色俱厉,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贵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选自《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重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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