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发端》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作者:关鸿

丁文江(在君)先生去世,到现在过一个月了。北方的报纸仅《大公报》上有一个认可而悼惜的短评,南方的报纸我所见只有《字林西报》有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是能充分认识在君品行的。李济之先生说,“在君的德行品质,要让英美去了解。”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他若不作,我就要有点自告奋勇的意思。

论在君立身行世的态度,可以分作四面去看:e对自己(或应曰律自己),f对家族,g对社会,h对国家,现在依次叙说一下:

一:在君之律自己,既不是接受现成的物质享受之绔袴子,也不是中世纪修道的高僧。他以为人们没有权利过分享受,因为过分享受总是剥夺别人,同时他也不愿受苦,因为他觉受苦的机器是没有很大工作效能的。人要为公众服务而生活,所以服务的效率愈大,生活愈有意义,起居饮食愈少磨擦,服务的效率愈大。我们在此地不可把舒适和华侈看混了。在君很看重舒适,有作用的合理的舒适。他对于朋友的趋于华侈的习惯,却是竭力告戒的。舒适可以减少每日生活中之磨擦性。只要不为舒适所征服,舒适是增加生命力的。臂如,在君是有机会坐头等车,他决不肯坐二等车,有地方睡安稳的觉,他决不肯住喧闹的旅馆。但是这些考量,这个原则,绝不阻止他到云贵爬高山去看地质,绝不阻止他到黑海的泥路上去看俄国工程,绝不阻止他每星期日率领北大的学生到西山和塞外作地质实习,绝不阻止他为探矿为计划道路,半年的游行荒野中。他平日之求舒适,正是为储蓄精力,以便大大的劳作。他以为人人有要求舒适以便工作的权利,人人都没有享受奢侈,或得到舒适而不动作的权利。在这一个道理上,他不是明显的受英国的“理论急进者”的影响么?虽然他没有这样自己宣传着!

他有两句名言,“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永远活着的。”所以无论在何等疾病痛苦之下,无论在何等的艰危环境中,我总不曾看见他白日的发空愁,坐着忧虑消耗光阴(不幸得很,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人)。若是他忧虑,他便要把这忧虑立时现为事实,若不能立时现为事实,他决不继续忧虑着。例如他大前年冬天从俄国回来后,觉得身上像有毛病,到协和医院去诊察他的左脚大拇指发麻的症候。他问医生说,“要紧不要紧?”医生说,“大概不要紧。”“能治不能治?”医生说,“不能治。”他告我,当时他听到这话便立时放心了。我问所以然。他说,“若是能治,当然要想法子去治,既不能治,便从此不想他好了。”他这次在病危中,除末了一星期不大言语外,以前,虽偶有病人免不了的愤怒,但大体上是高高兴兴专说笑话的。他从不曾问过医生,“我这病有危险没有?”他在病中也不曾忧虑到任何身内的事。他能畅谈的最后一日,和我所谈的是胡适之先生应该保重他的身体,节约他的用度,是凌鸿勋先生的家庭如何快活,北方大局如何如何。这样的心神安定,有几个宗教大师能做到?

二:论到在君的对家庭,真是一位理学大儒。他对于他的夫人史久元女士是极其恩爱的。他们两个人的习惯与思想并不全在一个世界中,然而他之护持她,虽至新少年的恩爱夫妻也不过如此。丁夫人也是一位很可以敬佩的女士,处家,待朋友,都是和蔼可亲,很诚心,很周到的,并且对两方的家庭都是绝对牺牲自己的。她不断的病,在君便伺候了她二十多年的病,不特做她的保护人,并且做她的看护生。他真是一个模范的丈夫,无论在新旧的社会中,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说到这里,我不妨连着叙述他的性道德观。他并不反对“自由生活”,假如“自由生活”不影响一个人的服务社会。他主张人的“性本能”应得其正,不然,要失却一个人的精神平衡,因而减少一个人的用处。他从俄国回来,尤其称赞俄国的婚姻制度,他说,儿童既得公育,社会上又从此没有scandals了,这是自从人类有配偶制度以来的最大革命。他这样的信念,却是想送给将来的中国人们去享受。他自己,不特没有利用任何一种现成的左倾或右倾思想便利私图的事,或存心,并且凡是合理的旧新习惯所要求者,他总要充分的尽其责任。他论人是很宽的,自由恋爱是可以的,或者有时是很好的,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业。娶妾也未尝不可,也要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业。我们大家知道,他对于志摩之再度结婚是反对的,在君不是反对志摩再婚,他是反对志摩那样一结婚不能工作了。他十分的相信,服务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在能充分服务一个条件下之个人自由,不应该用成见的道德论去干涉他或她。

在君对他的兄弟,又是一位模范的人格。他同母的,一兄二弟,异母的,三弟。从他的老四以下,求学的事总是他在操心。他之所以辞地质调查所的原因,据说,大部分由于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薪水不够他津贴弟弟们上学。在他“失业”的那一年,我问他小家庭外大家庭内之负担,连着亲戚们共若干。他说,今年两千。待他次年不失业了,他的进款也只是每年六千。

三:在君对于社会的观念完全支配在“服务”一个信心之下。若把他这个主义写文字,我想可以这样说。看看中国人是在何等阶级的生活中。据何廉博士的研究,中国人平均进款,是每年二十七元。再看看我们知识阶级的生活是怎样。若把我们的生活降低到每年二十七元,一件事业也不能做了。若受今日社会给我们的待遇而给社会以相当的回报,只黾勉服务,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尽了,然后可以问心无愧。在这一个基本认识之下,他是永不间断的为社会中团体及个人服务。他论一件事之是非,总是以这一件事对公众有利或有害为标准。他论一个人的价值,总是以这一个人对公众有利或有害为决定。他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功利论者,但是他的基本哲学,确是一种社会价值论。

他一生的服务范围虽是多元的,但十之七八是学术及学术行政,其余二三或者当由行政的(包括有助行政之技术的)及实业的平分了罢?他放弃了自己研究来管别人的研究,他牺牲自己一时的工作来辅助别人的工作,其意无非以为一人之成绩总有限,多人之成绩必然更大。在不深知者或者觉得他有一个舍己耘人的天性,其实他是为社会求得最大量的出息,而不求其自我。这样热心的人本已少见,这样热心又加以在君那样的见识与学问,又有谁呢?

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他的操心法,纯粹由他自己的观点行之。他是绝对信赖近代医术和医院规律的。朋友病,他便如法泡制之。举例说,受他这样待遇的,有适之咏霓两先生。他是绝对相信安定生活是工作的基础条件的,朋友们若生活不安定,他便以他的见解促成之。受他这样待遇的有我。他为一个朋友打算,要从头至尾步步安排着,连人如何娶妻如何生子都在里头。据李仲揆先生说,在君这样为他安排过,只是仲揆没有全照他的方法。朋友死了,他便是孤儿寡妇第一个保障人,赵亚曾先生的事可以为例。

他之看重朋友,似乎大多由于他认识为有用,学术上或事业之用。一旦既成朋友之后,他每每不自觉的颇以监护人自居,对于同辈(听说对于比他年长的也有时如此)俨然像个老大哥。因此,朋友们一齐称他曰“丁大哥!”若他认为某一朋友不努力,或行为上丧失或减少其社会服务的或学术的作用,他必要责备,必要督促着改过来,因此常和朋友发生纠纷。

我可以记一件亲见的事。前二月,翁咏霓先生在杭受重伤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在君正在协和医院躺着,一面检查身体一面还发点小烧。朋友想,不要告他这消息,偏他看报看见了。一听朋友说明详情,他立时想从医院飞出来。我亲自看见他在涕泗交流中与医生争执。医生说:“你在这个时候离开医院去坐车是极傻的。你到了杭州,一个病人也无一点用处。”因此他才不走,就在床上料理了许多事,皆关于咏霓事业的安排。他没有许多话,只是说:“咏霓这样一个人才,是死不得的。”

四:在君之对国家,或者外国人看得清楚些。他死后,《字林西报》作一社论,题目《一个真实的爱国者》,我相信这是对在君最确切的名称。诚然,在君没有标榜过爱国,尤其没有办过“救国会”,然而在君对于国家的忠勤是极其显明的事实。就消极的方面说,他从来不曾坐过免票车,从不曾用公家的费用作私用,从不曾领过一文的干薪。四年前,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他到中央研究院后,经济委员会送他每月公费二百元,他便分请了三位助理各做一件事。他在淞沪总办卸任后,许多人以为他必有几文,乃所余仅是薪俸所节省的三千元,为一个大家庭中人索去。

积极方面说,他在中国建设出地质学,至少他是创造了一个可以使地质学在中国发达的环境,已可谓功在国家。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在提倡科学研究上比得上他。他在淞沪任中,为后来之上海特别建造弘大的规模,只可惜后来人并不能步趋他。他除了好些积弊。他从外国人手中争回重大的权利,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这些权利的外国人,反而能够诚意的佩服他!虽然他当时的上司是孙传芳,然而他并不是孙传芳的私人,他仍为中华民国服务。后来孙传芳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时,他并没有跟他。(此中故事,在君曾为我详说,待后写出。)至于他对外国人,永远是为中国辩护的,至少是为新中国辩护。凡外国人抹杀了中国实事而加菲薄,他总起抵抗,论政如他驳濮兰德的小册子,论学如他评葛兰内的文,都是很有精采的。北平教育界致国联调查团书,是他的手笔,是一篇伟大的著作。

用充分的知识,忠勤的为国家服务,丝毫不存自我利益心,便是真实爱国者的定义,也便是在君的行事。

在君虽是一个真实爱国者,却不是一个狭隘的国家主义者,他以为世界上的文明的和平的民族都应该共存共荣,共致力于人类之知识与幸福,所以有时候他真拿某一外国人作朋友看,这是我所最难能的。

以上所说是在君的“立身”,以下再谈在君的“行道”。

***

我们且看在君的道是何道。

这当然不是“貉道”,“貉道”在近代中国也曾经为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提倡过,现在不闻声气了。在君既信仰近代物质文明,当然不能简单成“貉道”。这当然也不是“王道”。我们的近邻无端把霸字读作王字,真正不值一笑。在君的道决不退化到二千年前,无论他是王是霸。

在君的道是近代文明中的一条大道。在这道上走的有“搜求心”,有“理性”,有“智慧”,有“人类同情心”,在这道旁所建筑的庭舍,是“世间经验之扩充”,“科学知识之寻求”,“物质之人工的利用”,“改造不合理性的方案”。自从开辟新大陆以来,人类的知识日向扩充,人类的要求日向增加,人类的思力日向解放,至18世纪出来了成系统的理性论。科学与工业之发达,固颇受这样思想的影响,而若干人生观社会观之改变尤是这类思想所助成。这样一步一步向着开明走的大路,一直到欧战后才出来新生的反动。

在君留学英国,在欧战前若干年(1911以前)。那时候自由党已起来当政,早年的理论急进派(phieo-sophicalrapiacals)若干主张,修改后依然为实际政治上争议之点。以在君的思力敏锐与多才,在这时候好看报,特别是《泰晤士报》,自然要受这个空气的影响。我知道在君是好看经济学书的,我尤知道他关于j.m.keynes的书每本必看,所以我敢说,他纵不是柯波登,边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这一派思想的影响者。聪明人嗅着空气便可得坚实的益处,原不待咬文嚼字如专家。然在君又是学科学的,他在英时的科学兴趣,由动物学到地质学。恰恰这一行的科学在英国有圣人达尔文,有护法赫胥黎,有游击名将葛尔登(erancisgalton),所以在君若于研究这一行学问时越过实验室而寄兴趣于词辩,大有精神的安顿处,连宗教都有一个。在君必是一个深刻的受赫胥黎影响者(严复并不是),他也在中国以他的科学玄学战做成了赫胥黎(只可惜对方太不行了)。在君所在英国又是利用科学造成福利的最前进国,在若干意义上最近代化的地方。本来天才是生成的,在君思力锐而敏,在最短时间中能抓到一题之扼要点而略去其不重要点,自然不是英国人教会他的。但是他的天才所取用的资料,所表现的方式,所锻炼成的实体,却不能不说一部分由于英国的思想与环境,英国有很多极其可恶的思想,不过在君所受者却是最上层精粹。因为在君能读法德文书,走过大陆,他对于英国人之守旧,自大,摆架子,不自觉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绝看不起中国人学来一个牛津架子,或者他对于剑桥清谈,也不尽看重吧。

至于他所受者,大来说近代欧洲的,小来说维多利亚朝以来英国的,究是些什么?我想可以撮成下列几句。

行为思想要全依理智,而不可放纵感情压倒了理智。

是是非非要全依经验,而不容以幻想代经验。

流传之事物或理论,应批评而后接受,而不容为世间的应声虫。

论事论人要权衡轻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

一切事物之价值,全以在社会福利上人类知识上之关系为断。

社会是一个合作团,人人要在里边尽其所有之能力。

社会之不公,不合理,及妄费之处是必须改革的

(虽然要用演进的方式),社会上没有古物保存之必要。

读者看到这里,若是不识在君者,或者觉得此君必是一个“冷静头脑”,这却大不然了。他是一个火把!他又是一个感情极重的人,以强动不息的精神,用极大的感情,来祈求这一个“理性—经验—实用”的哲学,来实现一个进取而不保守的人生。不知必不行,知之必能行。

***

归纳以上两章,我们可以说,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备中西伦理条件的积极的良善公民,永远为团体为个人服务着。这一点是使他不能为革命党处。在君在主义上是钦崇而又信仰近代科学及开明的民生主义者。

近代文化到中国来,虽有成功,亦多失败。今日中国在思想上,在社会伦理上,在组织上,依然甚多荒古的现象,这是不得了的。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国”的大队中最有才气的前驱。中国若有这样人二十个,又都在扼要适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们庶几可以成等的近代化国家了。为什么他先死呢?

***

记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我开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读科学玄学战时,那时我在英国。以为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铁穆之朝,又与吕惠卿辈来往,所以才有“杀”之一说,其中实不免有点如朱子所说,其词若有憾,其实不尽然也。乃民国十八年初夏相见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几年中竟成极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时,心中自思,如我死,国家之损失小得多。这个变迁应该有个缘故吧。所以我说他好,比胡适先生说他好更有要求读者注意之理由吧?

——选自《独立评论》第一八八号(1936年2月16日北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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