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发端》

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

作者:关鸿

昨天夜间一气写成一篇《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写时感情动荡,直写到上午三时才勉强结束,以致要说没有说完三分之一。今晚再把我所记得的和我所推想的在君一个人物中的几回,无次序的写下。

一 在君的逻辑

在君的逻辑,无论在从事学问,或从事事务时,都有一个原则常在明显着,即“权衡轻重”是。有一晚我们闲谈到我们所读通论科学方法的书,我便把我所好的举了些,并我的意见。在君很高兴的说,“这里边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我们共同读过的。”当时我所说最常读的是henripoincar’e,ernstmach,karlpearson,bertrandrussell,此外如mexplanck,a,eddington,j.h.jeans,每出通论之书必买来一读,故既非甚爱美国之pragmatism,尤绝不敢谈德国哲学。(自然如avenarius,vaihinger等除外。)而统计的观点,尤可节约我的文人习气,少排荡于两极端。在君听到大乐,他说,“赖有此耳!不然,你这个bundleofcontradic-tions更不得了。(按这个名词是多年前我的好朋友俞大维送我的。在君与他不谋而合的惯以此词诮我,我也有点承认,也还要自辩着说,“矛盾可以相成,此是辩证法,也正是中国古所谓‘成均’(harmony)也。”说完一笑。)我(在君)当年所看也正是这一类的英国书,这一类的大陆上思想家,虽然我对于mach读得不多,而poincar’e也是我熟的。这一派的科学思想,真是科学思想,不是学究作论。至于统计的观点,助人权衡轻重之效力最大,于读英文书外加以能读德法文书,心智上受益实大。”我在外国语言的基础上,对在君十不当一,所幸走的道路大致不错耳。

在浅人,统计的观点使人思想中庸,见识平凡,仿佛统计观点专是论平均数的。这是极错误的。诚然,有些人在一般思想上受肤浅的统计学之害,但是我们要知道,统计只是要把各样平均数之且然的(probability)意义分解出来,决不是依赖平均数为大义。拿些现在中国通行的统计学书读,或者不免觉得统计是以平点为基点,这样子连笔算数学上的百分法的意义还不曾透彻明白呢!其实统计不是靠平均数,而平均数转是基于一科算学——且然论。且然观念,在近代物理学尤表显威力,几将决定论(若干哲学家误名之曰因果律)取而代之。这个观念,在一般思想上有极重要的施用,众体事实赖此观点寻求其逻辑根据,个体事实对于他的众体赖此观点决定其价值。所以这个观点不错的施用着,是助人分解事实的,不是助人囫囵吞枣的;是助人权衡轻重的,不是助人放任着多数专制的。在君论学论事论人之权衡轻重,固与此义相合,他的透辟分解,论人论事都分方面去看,或者不免无形的受这类思想的感化。

我也受过两三年实验室中的训练。因为这个训练已在我的少年之后,终不能直接生效。现在想起我当年的一阵“科学迷”,不过等于一番脑筋锻炼,思想洗涤,然而这个作用是很有益的。在君幸早岁致力于自然科学,不特学术的贡献我将来不敢比拟,即思想之坚实一贯也是使我羡慕不已自惭不如的。在君所在的英国本是达尔文论治世,他所习又是进化论的科学——生物与地质。达尔文论盛极一时之时,chesteraton名之曰“一个含糊的战胜”(avaguejriumph)。此人虽是不负责者,此名词却是不错。在君受此一线思想之菁华,而毫无此一派通论者之“含糊”,他直是中国的赫胥黎。他以近代论为思想之基础而多面发展,看来像是一个科学的基侯特爵士(donguixote),实在是逼似高尔敦(sirfrancisgalton)。他由进化论出发,弄出些个杂趣杂学杂见识,又很近于威尔士。他也能写那一部伟大理想的通史,只是他不能写小说罢了。

二 在君的几片风趣

在君的一般行事和他通常的谈话法,很使和他不熟的人觉得他是一个无多风趣的人,英国话所谓matter-of-fact的人,dry-sa-sadwdust的人。和他很相熟,高谈闲玩的人,要知道事实并不如此。他谈论时如火把一般,在亲熟的环境中,玩得高兴了如顽童一样,流露很多的趣语,不少的出了趣事。他仿佛像是一个“抹杀一切艺术论”的人,其实他对于艺术也有和他的哲学一贯的理论,即是,要有意义要进步。那些因帝王赐顾而成的奢侈生活中的艳品,如故宫博物院中所藏多数艺术品,他决不觉得好,不过,这些物件既然代表物质文化的进步,自有历史的价值,自当保存着。他论画不大重视山水画,我说,“这里边有诗意。”他说,“画鬼也有诗意。”记得一天,我同他由西城到东城,各坐人力车上。车过金鳌玉蝀桥,北望北海,正是仲夏荷花盛开,绿岛照在碧海上,又是太阳要落下的时候,真美丽的很。我在车上叫,“丁大哥,你向北看,好看不?”他转头一看说,“是好看。”我就大笑了,“丁大哥,你也知道好看,你的字典中也有好看一个名词!”过后把这一段话告朋友,朋友顿觉得酷能形容在君的一面。其实奢侈的好看固是在君所痛恶,静止的好看也每是在君所不见,而有意义的能表示动作之艺术,无论是文字或有形的,在君也欣悦的。

偶与在君谈中国诗,他极不欢喜选学派的诗,这是必然的。他欢喜杜诗,这也是想象得到的,他很喜欢苏诗,能成诵的很不少。我听到他爱苏诗的话,恰中我的意思,我说,“苏诗真是气象万千,没有人像他这样多方面。”他说,“唯其如此,专就一格论诗是不当的。”他对于文词既不喜那些小品的风趣,也不爱排架子的古文,他很不佩服韩退之,说“韩文蛮不讲理”,他很崇拜柳子厚。

他在英国学会了recitation,一次北大聚乐会中手足舞蹈的把杜诗《兵车行》照样一办,大家大乐。

在君吩咐一个英国出版者,凡威尔斯(h.g.wells)罗素(bertrandrussell)金斯(j.m.keynes)的书,一出来,即寄来。他爱这三人全不是偶然的。我问他觉得bernardshaw怎样,他说,“他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活脱了爱尔兰人。”我又问他johngalswothy,他说,“专门描写英国中等阶级之最上层没有大意思。”当罗素(bertrandrussell)来中国时,他做了总招待。大家只知此君可佩,人云亦云,然而知道此君是怎样一个来头的有谁呢?众人正在欢喜这位“民众圣人”时,他对罗素说,“罗素先生,你乃真正的是英国贵族产生的精品。”我想罗素自己恐怕要是最同情这个批评的。罗素后来对英国人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陈通伯告我)

三 在君与政治

在君的一生,最为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者所最不了解或责备的事,就是他之任淞沪总办。在君常把这件事的动机及下台情景告我,告我时总有些自解的样子(apoloagetically),大约因为他听到适之先生说我要“杀”他罢!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会试验一回。然而一到里边去,知道事实不如此简单,孙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商量。孙在军人中,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注意,这句话是在君惯用来批评一切中国历年来当政的军人们的,在他以为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只因为他们的知识不够,故不能成大事。迨孙传芳与党军可和可战的时候到了,孙不与他们商量,先决定了态度。迨武穴紧张的时候,在君(与陈陶遗君?)觉得非与孙彻底一谈不可了,跑去陈说一番,孙正在鸦片铺上,说,“我本来也这样想过,不过请你们看这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孙的在武穴的前敌指挥打来的,电报的大意说,现在听说联师(当时孙自号五省联军总司令)有与赤军(当时北方军阀称党军曰赤军)妥协的谣言,消息传来,军心不振。赤军皆南人,我辈皆北人,北人受制于南人,必无好日子过,且必为南人所弄。必不得已,只有北人联合云云。孙传芳把这电报给他们看完便说道,我不能不向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得许多了。这也许就是在君所指为缺少近代常识的表现罢。当时在君告我很详细,日子全有,可惜我不曾详细记下,因为当时没有准备着享受这个苦痛的权利,即写追忆他的文。至于这位主张不与南方人合作的前敌指挥,却最先归正,在党军旗帜下历历做中外大官,直到现在。

详论在君的这一番出处,我们要细想两件事。第一,在君参加孙传芳政治集团时是如何一番空气。孙氏固与其他战豪同为北洋军阀遗孽,然孙氏神速的驱逐张宗昌部队出上海,驱逐杨宇霆出南京,在淮浦斩戮白俄的一着,顿引起一时清望。无间南北,不满北京政府者,皆以为“国贼曹操,非孙权也。”等他驻在南京,颇做了些沽名钓誉的事,当时一般清议,颇觉中国目前之急切的办法,应该是以广州政府为本体,联合上北方(当时已赶到西北去了)之冯,长江之孙,以便先把二张解决,再把吴佩孚解决。记得那时候我在柏林,南口之战开始时,好些朋友(都是“南倾”的,至少说),有一天聚到一块谈这事,大家都觉得开始应该如此做。有一位更说(这位不久回国,在北伐时大效气力),“这时候孙传芳若不出兵打二张,真正可惜,且是自误,若使二张稳固,中国事不可为矣。”这种论调颇代表当时甚多量之清议。孙做他的“联帅”时,也很试着和广州拉拢,这中间的文章多着呢!我在广州便听到许多。那时候国民党公葬孙先生于南京之工程开始,他还很敷衍着。直到夏超事件与赣西之战,他才不作壁上观。我说这些,并不是为孙传芳辩护,孙亦一无知军阀,然比之二张则差强。强不强,也不关我事。我只是说,在君是在孙氏清誉未扫地前加入他的政治集团的,不是在他向张作霖摇尾乞怜,渡江战龙潭时加入的。既已加入,意气上亦无一朝竟去之理。然而碰破鼻子救了他,孙北向后倒行逆施时,在君早已退开了。

第二点要细想的是,在君是注重行政的,不是玩钩心斗角的政治把戏的,所以在君自己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大家朋友也都知道,虽然他有处置政务的天才,他并不是“拨乱反正”之才。在必须拨乱不可的时候,固需要拨乱的人才,然而真能反正并且要所反的正安定下去,是非有安分守己的“能臣”不可,非有才大志疏的贤士不可。用两个英国名词形容,在君是一个bureaucrat,并且是一个顶好的。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他若做politician的生涯必焦头烂额而后已。在君在淞沪任中,行政上的成绩是天下共见的:为沪市行政创设极好的规模,向外国人争回不少的权利。在君以前办上海官厅的固谈不到,以后也还没有一个市长能赶得上他一部份。即以此等成绩论,假使当时在君的上司是比孙传芳更不好的,在君仍足以自解,因为在君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批评他的人,要先评评他所办的事。

次年党军再度北伐,日本人造成济南惨案,张作霖很知趣,有知难而退之势,而张宗昌大有寄生于日本炮火下之势。这时候,在君用北庭外交部的密电码打给孙传芳一个电报,劝他在内争中要以国家的立场为重,不要再跟着张宗昌胡干。此电为奉系查出,几乎给罗文干惹大祸。在君也就从北京溜之大吉了。

所以在君的这一段文章正是在君的写照,很显出在君的性情,很显出在君的本领,很显出在君之有时“不识时代”,不知取巧,在君用不着自解(apology),我更用不着替他解说。

在君自苏俄回来后,对于为人的事非常倦厌,颇有把教书也扔去,弄个三百元一月的津贴,闭户著上四五年书的意思,他这一阵精神反常,待我过些时再写一文说明。他这反常并未支持很久,便被蔡先生和大家把他拉到中央研究院去了。他到中央研究院服务只一年半,便遭不幸而去世了。他在中央研究院做总干事,久而愈显得他实在爱这个工作,所以虽有人拉他做官,比较上是不容易拉去的。

不过在君性情是好事的,他觉得为国家真正服务,就是把事情办好,是一件至上的德行。真正在国家对外打起仗来的时候,他一定为国家效力的,即令不到如此的场所,只要他觉得找他的人有诚意把要托他的一桩事办好,他自己又认为成功不是没有希望,或者他终不免为“知己之感”所驱再做一回官?这是比较上且然性不大的,但是非不可能的。果然如此,在君仍要到后来爽然自失,他要真的做成荀文若了,决不会做成刘歆。“论时则民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或曰可怜,我曰可佩。不过有一点我可断言,在君在同情的天性上是站在大众方面的,为大众而非由大众,所以决不至于佩服墨索里尼希特勒,也正同他不成民众领袖一样。因为他不主张由大众,无端为人呼为独裁论者,因为他是真正的为大众。

       ——选自《独立评论》第一八九号(1936年2月23日北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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