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发端》

中国狗和中国人

作者:关鸿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道,“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他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的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他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不负责任的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

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若不把“社会性”用心的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无论他革命也罢,立宪也罢,总有坚苦不拔、蓬蓬勃勃的气象,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民国元二年间更是朝气瞳瞳。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风暴雨,全国人的兽性大发作。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所以我以为中国人的觉悟还算容易,最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发挥去。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们应常常自反,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若生在科举时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能不能有绝俗遗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单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一流败类比,我们有不有他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我们并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而亦没有,那么,后人看我们,和我们看前人一样,我们现在觍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

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

          ——选自《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随感录”(六七)”

         (1919年11月1日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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