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北京》

第二章 人生代代无穷已

作者:黑马

从前门站密个透风的人肉堆中钻入车厢中另一堆人肉之中,那些个老老少少大铺盖卷把他和小雷死死顶在门口动弹不得,一车厢的酸臭汗味,铺盖卷上露着黑汗淋漓目光滞钝含辛茹苦的脸,大包小裹中散发出霉腥味。

浙义理跟大伙儿扫水筑坝,出了一身汗,倒觉得自己那习惯性背痛轻多了。这病,只要不写字不弹琴,就一点痛都感觉不到。“这是诗人的职业病。”义理为自己发现了这个真理感到无比自豪。

随后又烦。这一身臭汗,还得上那间臭气熏天的厕所里去洗。没办法,只好趟着臭水进去,冲了凉,再进乌烟瘴气的厨房里去冲脚。厨房里,“天下第一俗女人”滕柏菊正和门晓刚两口子一起大呼小叫着用开水浇蟑螂,看着都恶心。煤气灶上煮着几锅开水,三个人用勺子舀了向成群的蟑螂泼去,赶得黑压压的蟑螂满墙爬。他们就满墙浇。厨房地上已经成了河,冒着腾腾热气,热水中蟑螂在作垂死挣扎。晚饭刚做完。人们留下一地的菜帮子、菜叶子、肉皮、鸡蛋壳,陆续有人又吃完了西瓜,一堆堆的西瓜皮又扔进来了。昨天就轮到冒守财值日,这小子没做,想攒两天一起做,可昨天的垃圾早已臭不可闻了。冒守财又说今天厕所发大水,等水退了再说。人们一个个走进走出,骂骂咧咧,都说冒守财不好。门晓刚最损,说:“冒守财穷根儿改不了,他家住窑洞,肯定是窑里吃窑里拉。”一听这让人不中听的话,“天下第一俗女人”立即表示反对,要他“少糟改农村人,再胡吣小心这楼上的农村人联合起来揍你!”门晓刚赶紧吐舌头告饶。

其实滕柏菊从山里来,她最“种族歧视”,最不爱和农村来的人打交道,老想和小门、小沙、小季和义理这号城里出身的套近乎。她尤其爱散布冒守财的坏话,借以博得大伙儿一笑,于是感觉自己一下子就不土气了。可攻击归攻击,她攻击小冒行,别人就不能嘲笑小冒的苦出身,因为当她的面笑话小冒土,就等于是在说她。滕大姐一走,门晓刚“呸”一声,大笑起来,对义理说:“义理,我刚发现一个真理。你说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内不爱国,一出了门比着劲儿爱国?我全明白了,咱们全他妈是滕柏菊的干活。咱们自个儿怎么骂中国落后愚昧都行,一到外国,就是不许洋鬼子骂中国。因为骂中国就是骂咱们自己。”义理正在油乎乎的洗菜池子里用香皂搓自己雪白的脚,越搓越觉得脏,洗干净了脚,小腿肚子又让池沿儿上的油泥给蹭黑了,干脆抓过小门手中的勺子,接了水往腿上泼。

“这丫的也是人住的地方!”义理骂着。听小门一说,忙点头称是。“就是啊,这道理多明白。可是写歌儿时就不能这么写了,得写成‘长相思/长别离/相见别离我怀念你/无论我走到哪里/我们永远不能分离’。妈的,我上次写一首歌词给毙了,就是你那个思路的。”

“唱唱,怎么写的?”难得义理这么有兴致,竟屑于跟门晓刚这号小人物说这么长的话,小门赶紧得寸进尺。

义理很忧伤地念起来:“黄皮肤啊黄土地/中国/你的命运刻在我深深的皱纹里/唉/你挣不脱的黄皮肤/唉/我挣不脱的黄土地。这歌儿谱成那种沧桑味儿的,让一男一女两个粗嗓子的大腕儿唱,就像唱《意大利之夏》似的,准震倒北京。愣让审节目的给毙了。思维方式简单透了,一根线式的,不会拐个弯。这歌儿多爱国,比什么‘长相思’感染吧?”

小门一个劲儿点头:“就是,就是,比你所有的爱情诗都好。”

“啧,搭得上吗?我说的是那种在中国不爱国一出国比着劲儿爱国的意思,是为一个归国留学生晚会写的主题歌。他们都说盖了,在国外就这种感受。一张黄脸皮,张口中国话,你想不爱国都不行。想爱美国,人家得让你爱呀。”

“哟,义理今天怎么了,上厨房做诗来了?”进来的是胡义,现今小有名气的青年翻译家。他看厨房脏成这样,干脆不进门,一脚在里一脚在外,“哗”把一堆西瓜皮天女散花般扔进来,西瓜皮纷纷落水,红红绿绿漂起来,“真像小时在水洼里玩纸船。义理,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哎。就咱这黄脸干儿,出去受人白眼儿。反正我不出去。我那帮同学开着‘皇冠’天天在外国忧国,心情老沉重,像是替全体中国人受难的耶稣似的。可是回来受受呀。住这楼里爱国那才不容易。话又说回来了,国家也不需要咱们这号穷酸爱国者。”

义理打心里恨透了这种扔东西的架式,还他妈念外国文学的呢,一点公德不讲。这种人与其住破楼里爱国,倒不如出国打工去,瞧他那自在样儿,闲疯了。但义理想利用胡义,就热情邀他去自己家唱卡拉ok去,说是镭射盘。

义理自打出了名,就跟穷弟兄们格格不入起来。有他自以为是的原因,也有别人妒忌的原因。反正是木秀于林,不是风吹就是招风,总不如混在杂树里头。可混在万人坑里的滋味也不好受,挤挤插插也受挤对,说不定哪天让人家给踏在脚下呢,倒不如像现在这样秀于林,让他们恨着去。不过义理对胡义很瞧得起,主要是胡义会两国外语,而义理只会中文。胡义这人好就好在不强出头秀于林,但绝不会让人踏在脚下。总比众人高那么一丁点儿,让人妒忌也妒忌不起来,因为有义理和沙新这样的出大风头的人把他给挡住了。最后落个清高自好,受人尊重不对人构成威胁。学外国文学的那伙子人都这样,对中国的事儿不那么上心,对外国知道得多了也不热衷于吹捧外国月亮圆,跟哪儿都隔一层儿。好像中国没他们也行,有他们也不觉得起什么大作用。

可义理现在最用得上胡义。那次记者采访义理,问他今后打算。义理一高兴就说:“我的诗红透中国了,下一步该译成外文与国际接轨了。”并发誓赶紧学英文,自个儿译。可真拣起大学时念过的《新概念》英文就头发炸,死活念不进去,别说译什么诗了。这才想起胡义来。

胡义是北京外语学院英文系的高才生,英文水平之高自不待言,连那满嗓子眼儿冒泡儿的法文也念得大气不喘。他老婆是德文系的,现在某部国际司当翻译。若能说动这两口子给译成英文德文和法文卖出去,没准儿就能在40岁前得诺贝尔奖呢。中国一直没人得过这个奖。林语堂获得过提名,主要因为林语堂有十几本书是用英文写的,评委能看懂。泰戈尔获奖,也是因为他能用英文写诗。在这个西洋人把持评奖的时代,亚洲人想得奖没有足够的外文译本怎么行?

当然义理一开始并没有先想到胡义两口子。他一夜间红得发紫,报上纷纷赞美,电视台也播访谈,各大学请他去给诗社讲课,有点像“文革”时代全中国只一个作家似的。他那时是想等全中国十几个大语种的翻译家主动找上门来。等了几个月竟没人来。这才想起屈尊去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找专家。先找了一个研究菲茨杰拉德的老干巴瘦研究员,这人说话连表情都没有,只说:“我只研究菲氏,别的人一概不管,我不相信还有比菲氏更伟大的作家值得我译。”又找了几个都差不多。

社科院的遭遇倒挺让义理长见识:这些个什么研究员五六儿的,一个人一辈子只啃一个外国作家,就成权威了。啧啧,一个人一辈子只干一件事,为一个外国死人耗费生命,不值得。不过这些人日子挺好过,每日看看书,翻译翻译,写写文章而已。这样的专家似乎不难当,只要有恒心搭日子就行。于是义理开始看不上他们了。

然后去找燕京师大外文系的年轻教师。没想到他们一点不感兴趣,也不为他这样的校友光临感到光荣。说到译他的诗,一个个懒洋洋的。义理算看透了,这些青年教师毕业几年了,什么事都不做,就一门心思准备考“托福”和gre,考出国去。这批没良心的,他心中狠狠地骂,国家培养你们念几年外文,就是为了让你们学会外文上外国去打工么?

义理真生气,但又想给它们留点面子,不好说他们胸无大志。于是提出经济条件,问他们想要多少钱。一听钱,人们全来精神,说反正你出了好几本诗,讲课也收费,又会写歌词,是文人中第一大款。我们也不讹诈你,英、法、德文本,一本你出一万好了,一本10万字。我们保证10天内招集强兵壮马交稿。义理几乎要气晕过去。这他妈也是大学教师!都穷疯了。黑心肠的狗东西们!一千字一百块,我成冤大头了。啊——呸!

义理一气之下打算出五千块搞一个英译本,找到了北大一个五十年代归国留美博士。这位博士的英文比中文还好,平时几乎不说中国话。听说义理找过社科院的人了,不屑一顾地说你干嘛找他们?他们不是不想译,是不会译,他们只会英译中,根本不会写英文,写出的英文满篇语法错误,美国小学生水平。说着拿出一大叠他在英美发表的诗歌散文论文,一一告诉义理这些报刊的名字,有《泰晤士文学副刊》,有《纽约人》,有《新共和》。还宽厚地说:“你找我算找对了。我正好九月去美国做一年writer in residence,写一本宋辞方面的书,哦,你不懂英文,对不起,就是‘住校作家’。你这种诗很好译,每天花半小时就能译十来首。就交给我吧。具体情况让我老伴跟你谈,她是我的agent,代理人。”他老伴打扮得像一具抹了花脸的干尸,很做作地操着江浙味的普通话说:“我先生在美国享受优厚的稿酬待遇,通常是千字50美元。你很有实力,收入丰厚,但毕竟是中国人。不难为你,折个对,按千字25美元算吧,人民币是130元,10万字,哦,一万三。若让我们代理出版,优惠一下,收你10%的代理费,就是你所得收入的10%。通常我们收15%。”

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这才想起胡义来,打算出一万五让小胡两口子给搞英法德三个译本。但他接受了前面的教训,不提译书的事,先联络感情。

胡义两口子从来不串门——不与本社的人串来串去。可他家中常聚一些搞翻译的,一来人就大放外语唱片,一群人唱外国歌,说外语,做西餐。很显然,他不与楼上的人来往,不是看不起,就是觉得与这些人没共同语言。对于义理的邀请他照样谢绝,反过来邀义理去他家。

义理再次强调他新置了音响,请胡义去唱。胡义笑笑说:“我不会唱中国的流行歌曲。我只唱美国歌。上我那里去吧,别唱ok,听听唱片吧,也是镭射的,小雷刚从德国带回来一箱,全是卡拉扬指挥灌制的,《被出卖的新嫁娘》最过瘾。”

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义理愣是让胡义给占了上风。胡义不去他家,他就得上胡家,大热天戴上那种皮耳机听西洋唱片,对义理来说纯属受罪。所以一进胡家,义理就说犯了中耳炎,听不了耳机,聊聊天更好。

胡义的老婆小雷淡淡地给义理递了半杯啤酒,说是德国的。“稀客呀,大诗人。”

义理笑笑:“雷小姐住这楼可受委屈了。”

小雷哼一声说:“我其实才不要住北京这种冬天冷夏天热的地方。我是要回苏州的,我家的大院子紧挨着府政园呢。我每年都回上海的祖宅住些天,是花园洋房。我叔叔从台湾回上海搞独资,给祖宅装了空调呢。可胡义这人不敢去上海。他是扬州人,上海人看不起江北人的。我叔叔让他去当经理他都不干,怕下面的上海小赤栳们害他。”看看胡义,又说:“话又说回来了,像他这样的学究,你不让他译小说搞什么文学研究,像要他命一样。我也看透了,钱钱钱,忙一辈子图什么?太异化了。我们是文化人,有基本物质条件就够了,主要活个精神上的意思。说到底,总得有人关心人的心灵,西方还有牧师呢。人家韦伯老早就批判了金钱物慾对人的精神摧残,我们想用清贫来代替物慾反倒物极必反,现在要补物慾满足人性异化这一课了。知识分子面临着又一个新的挑战。烦透了。只有宁静淡泊了。”

义理让小雷那吐烟圈的样子迷住了。也被一屋子的日本电器和苏联钢琴震住。小雷常出国,卖大件指标发了点财,叔叔又在上海搞独资,这都是她贵族气的背景,相比之下自己倒成了暴发户,还此地无银地率先装防盗门,真是太蠢了。为掩饰自己的窘相,他打算谈谈胡义最有研究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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