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北京》

第三章 诗人与歌女

作者:黑马

浙义理有时很怕这个不惑之年的女人,怕她那张牛屎一样的脸绽开温柔的笑颜,反倒像牛屎又被踩了一脚。但那目光中旺盛的*火和满身荡漾的风情却依然。

义理虽然没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但是总算有不少收获。同自己渴望已久的全社第一美人单丽丽跳了舞并帮她报仇雪恨,这是最惬意的事。

虽然这一阵子出了名,总有女孩子来找他讨教签名,追求他的人也成排成连了,可他发现那都是涉世不深的单纯女孩子,可爱固然可爱,总让人觉得有点像初登讲台的中学男教师,面对一群傻乎乎的女学生。竟然没有一个成熟女性向他表示过什么,除了他那个顶头女上司边大姐,很温柔,但很丑。

对这个边大姐,不知该感谢她还是该恨她。如果没有边大姐,义理现在还灰溜溜地混在穷诗人堆里做排尾呢。那会儿为了维持一张小小的诗报,弟兄们累惨了,到处张罗着为乱七八糟的乡办企业写报告文学,写一篇收人家几千块,刚够印报纸的钱。出本诗集要倒贴钱。凭什么艺术要沦为这样的乞丐?想想那日子真憋气。多亏了边大姐慧眼识珠,发现了义理的强项,费尽心血为他精心编了一本《爱情——童贞的自白》,竟一炮打响,使他脱离苦海。浙义理有时很怕这个不惑之年的女人,怕她那张牛屎一样的脸绽开温柔的笑靥,反倒像牛屎又被踩了一脚。但那目光中旺盛的*火和满身荡漾的风情却依然。义理多么希望把这双目光和一身的风韵转移到单丽丽身上。对边大姐,义理实在无法报答她,哪怕闭上眼睛盲目报答都不行。只好拼命地拉开距离,一口一个大姐,甚至让她的儿子叫自己大哥乱了辈分,这才足以让多情似火的边大姐冷静下来。正因为有这么些对比,义理才更渴望那些成熟而美丽的妇人。边大姐成熟则成熟,温柔也温柔,能踢能打也算泼辣,算得上女中豪杰,只可惜那张牛屎脸太不作美。义理很为自已被这种女人情有独钟感到那么点耻辱。自然,边大姐还是很克制的,从不在众人面前露出她对义理的感情。所以,至今这份爱只是在两人独处时才由边大姐很尊严地向义理用人体语言发送着,而义理则敬而远之,试图将这妇人的痴恋扼杀在萌芽之时。义理愈是冷漠,边大姐愈是火热,目光中总是透着壮志未酬情不死的决心与赤胆忠心,令义理十分不安。

回到屋里,老婆仍然在昏睡,两片安定葯足以让她睡得丑态百出,义理因此更添一分苦恼。“最爱的梦从不会实现!”义理悲戚戚地哼一句小曲。他一直在试图说服自己:你不过是偶然让一个单恋着你的丑女人推上了名人的宝座。你其实是个暴发户诗人,你有一条无比无比可怜的穷根,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加倍奋斗才能真正以一个大诗人大艺术家的姿态立住脚,必须同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作斗争。在这样的时候,你不能放纵自己的感情为换一个老婆而苦恼。

他们凭什么看不起你?凭什么看不起你的爱情诗?难道纯情就是浅薄吗?难道连声“我爱”的直白都不能入诗,非要用什么谁也看不懂的象征么?其实他们是妒忌,妒忌你的高稿酬。他们是假贵族,想靠写诗写评论发财却发不了,当然要妒忌你了。还有那些混出国去打工打了几万块回来后靠这血汗钱贵族起来的人也看不起你。他们早没了作文作诗的冲动,彻底改变了人生的态度,压根再看不起文人墨客。去了美国的几个,只有一个发了,写了一部纪实作品,通篇是他的发家史,炫耀着他的别墅和汽车,满本子的市侩庸俗气。那几个打工的打工,天天在与开饭馆的华人小业主做着斗争,为增加半块美金的工钱耍着心眼儿,自以为是在与资本主义斗智,很觉得“卑贱者最聪明”,什么东西。上学的上学,三十大几了仍在啃着永远啃不清的英文,过了关专找最冷门的什么学前教育和亚洲历史甚至中国文学系念,泡着不毕业,只是为延长打工的机会多挣几块美金。这样的人回来写这种生活,写一本有人看,写多了谁看?他们凭什么看不起我?这世上谁比谁活得容易?那样混真不如像我这样子混法儿。

想到这些,义理很为自己骄傲,为自己看不起这个老婆、慾“换换”的想法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是的,我确实是名人确实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做老婆,我混到了能甩老婆的份儿上。可心里又总有点儿不忍,很内疚。

想当初,一个一文不名的小编辑,义理真为这个老婆付出了代价。

上燕京师大那会儿,义理可不是现在这种大领人间风騒的风云人物。他从老远老远的天水市考了高分进来,到了班上一排队竟然是倒数第五名,没法跟那些大才子们比。四年下来,班上的同学中小作家、小评论家的出了几位,一般的也小发几篇作品。他不行,没那份能耐。因为这年头发点东西靠的并非只有文才。他这人羞怯,人又长得不够像北方男子汉,一点闯荡不起来。他的最佳战绩是在“新苗”诗社的油印刊物上发过三首各十行的短诗,每次都发在最后一页上,连义理的名字都不敢署,笔名小草。待到毕业分配,大才子们都争先恐后地去了大杂志社、大报社、国家机关、留校,大城市来的一些人眼看北京没太好的单位了,也不留恋北京,纷纷杀回南京、武汉、哈尔滨等省会,进了本省最好的文化单位或省委办公厅什么的地方,自以为成了地方一霸。最惨的是义理这样来自小城市和农村的学生,他们当中混得好的入了党当了学生干部,凭着政治上的优势分进了党政机关和总政总参之类的大地方,而义理等少数人就面临着一些没人爱去的无名小单位或小城市。义理不想回天水,西安、兰州又挤不进去,就选择了没人去的单位——“向导出版社”的少年儿童编辑室。这个编辑室声明一定要男编辑,为的是改变一下少儿图书的阴盛阳衰局面。一般的男生哪个爱干少儿图书?所以只有义理一个人报了这个单位。义理认定:只要先留在北京,那个户口就铁定在北京了。人生日子长着呢,干两年调走就是了。咱条件不好,不能指望一开始就大展宏图,只能给人垫背做两年牺牲。那一刻义理开了窍,口齿也伶俐了。“向导”少儿室的女主任来面谈时,义理果然信誓旦旦:一定要给少儿读物注入阳刚之气并极力谴责出版界不仅不重视少儿读物,还把少儿读物弄得一派娘娘腔,有把中国的一代好儿童全培养成奶油小生的危险。这话很迎合女主任的口味,认定义理是合适的人选,一锤定音,要义理来“向导”。

“向导”少儿室像欢迎宇航员返回地球那样欢迎义理。义理是本室建室以来第一个男编辑。面对一屋子老老少少的女编辑们,义理竟羞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大家在欢迎会上对他寄予无限的期望,似乎把中国孩子培养成男子汉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义理肩上。这个抓一把瓜子,那个抓一把糖果,这个削一个苹果,那个递一块西瓜,义理立即被这浓厚的友情所淹没。但他心里毫不动摇:早晚要调出少儿室。这样大的向导出版社,是他强大的后盾,只是换个编辑室的小问题。于是,对外他一概称向导社编辑。

那两年真像二十年一样难过,整天和小羊小狗小猫混在一起,一点也阳刚不起来。他倒是也想以乌苏里江为背景,组织人写一套当代少年儿童在江上和森林里冒险的故事。可那些儿童文学作家到森林里玩了一趟提交的写作大纲全是些童话,什么小熊过生日,小猴小狼全来吃蛋糕之类,实在让人扫兴。于是自己动手写了儿童长诗《大兴安岭,阳性的森林》。兴高采烈地交了稿,引来全体女士的讥笑:这样的诗怎么给儿童看?慢慢地他发现编辑室似乎不需要弄什么阳刚文学,而是编辑室的人们需要有一个男的。搬书,搬家具,种树,爬高擦玻璃,抽血献血,下工厂蹬自行车来回跑,打开水,甚至谁家要换煤气搬家,这些全是他的活儿。至少每天会有人找他去给自行车打气。他得到的是无数的巧克力、糖果、水果,冬天有三个女士为他织了毛衣,过年过节大家抢着请他去家中吃饭。义理说不清这是幸福还是受罪。在这里他主要起着一个男劳力作用而不是一个编辑。更确切地说,他像万花丛中一点绿,为编辑室的颜色起一点点缀作用。他还是个公用的仆人和长工。

当他终于离开儿童编辑室调进文学编辑室时,全体女编辑们在欢送会上都哭了,哭得真心实意,真的很伤心的样子,像为什么亲人送行似的凄凄惨惨。他却离心似箭。

到了文学室,除了那个丑主任和小编务是女人,别的全是男人。空气立即不再甜蜜。那会儿丑主任还没被男人离了,家庭很幸福美满,在她眼里她男人是世上唯一的男人,别的男人全是中性。于是义理不知不觉与小编务就是现在的老婆小琴亲密起来。人就这样,什么东西吃多了会腻,可一没有了又会渴望到久旱盼甘霖的地步,实在是饥不择食。

像他这种小地方来的外地大学生,又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想在北京找个像样的女孩实在不容易。每次分来新大学生时,有点门路的家长或好心肠的月下老人就会挤到人事处那里翻这些人的照片和简历,先相中几个入围选手,然后再有的放矢地个个击破。最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相中的人选是“自带”朋友进京留京的,常常令这些人空欢喜一场。如发现如意人选的对象人在外地,这些人就会展开强大的攻势,劝其蹬了外地的对象,招他们做儿媳或女婿。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往往会在这种攻势下败阵,老老实实与原先的心上人一刀两断,被北京人收编为女婿儿媳。因为他们急于在北京立住脚,先“齐家”再去“治国平天下”。等到结婚后发现那家靠山多么不理想,已经是无法挽回了,真是不堪回首。义理则既没有入赘的幸运也没有被迫做东床的不幸,因为他其貌不扬,也没什么大才。可能他的照片是让人们一翻即成过眼烟云的那种。来“向导”后尽管当了一阵全室唯一的男子汉,仍没人看中他作女婿。他那模样实在让人无法相信是北方男子汉。人们都惊叹:绝了,分到这个出版社的北方男学生怎么尽是这种獐头鼠目、五短身材的废品?

义理那阵子的确陷入了性饥渴的*挛期,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只觉得北京像茫茫大海,他像一根小草在海上漂浮,随时会让大海吞没。远在天水的父母是小工厂里的工人和出纳员,八辈子也没个北京的亲戚,无法指望他们在北京找靠山,只要他们不找他麻烦就行。

最让他难受的是那一对可怜的老父母攒了钱来北京看儿子,看到他住在这里就赞不绝口,对这条浓荫覆盖离长安街只有二十米的胡同大为艳羡。老两口白天没事就站在街口睁大眼珠地看长安街的风光,看川流不息的大汽车小汽车,看黄毛红毛白毛的外国人,看得中午饭都忘了吃。后来,“天下第一俗女人”滕柏菊的公婆小叔子什么的也来观光,这几个人就凑成一组,坐在长安街的马路牙子上东张西望。夏天天气很热,几个人就脱了鞋摆一溜坐着。那神情那阵式立即成为长安街一景,反倒招来行人的围观。老外们操起疙疙瘩瘩的中国话问长问短,还咔嚓嚓拍照一通儿。这一堆人几乎影响了交通,招来警察疏散,把他们轰回楼里。义理几乎为这事气疯,让他们在楼里憋了三天就打发走了。

不过半个月,儿时的伙伴大芬竟袅袅婷婷地出现在他的宿舍中。那天他不在,大芬早早就到了,一直在他床上从早坐到晚,害得同屋的三个小伙子午觉睡不成,跑到办公室去大肆宣扬“义理的对象来了”,长得如何如何。快下班时义理回到办公室,小琴正给他留条子,见他回来了,就酸酸地说:“回去吧,你媳妇儿来了。早知道这样,跟我装什么蒜?整个儿一个陈世美!”义理忙赶回宿舍,看到大芬,也不问她吃没吃晚饭,二话不说,拎起包就送她去火车站。大芬就那么高高兴兴地来,稀里糊涂中哭哭啼啼走了。临上车大哭,说:“你骗我,我饶不了你。想甩我,没那么容易。你娘给我家二千块定金,就不还了。”随后大芬的父母写信给出版社,控告义理是陈世美。这就成了一件大事,义理在向导社立即臭了。领导们反复找他谈话,要他照顾影响,回心转意,娶大芬为妻拉倒。义理竟有口难辩,谈一次话哭一场,从主任哭到社长那里,说明是他父母一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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