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蚱蜢之歌》

第九节

作者:黄石

孟达终于和星期六的关系寿终正寝。他和叶家唯一的纽带就是星期六的饭桌,这张饭桌维系了朱淑贞和孟道庸的婚姻及其附属物:孟家和叶家合二为一——我和昔日同窗成为亲戚。现在,孟家的痕迹在叶家已清扫。你作为孟家唯一的象征已从饭桌上消失。孟道庸不属于孟家,他是朱淑贞的丈夫;他甚至可以为了朱淑贞而改名换姓;他可以姓叶或姓朱,与其说孟道庸续娶朱淑贞,不如说是他重新嫁给了一个小学女教师。

我至今仍为孟道庸一生的喜剧性巧合而惊讶不已:两个小学女教师延续了他的一生。是李冬香和朱淑贞瓜分了他的一生。多年来我的丈人没有朋友,他胆小慎微,温和而精打细算。他不仅能够忍受后妻驱逐儿子的举止——他当然不会跟着孟达回到孟家——同时还默默容许了死去多年的工程师亡灵高高在上。他容许了妻子缅怀前夫的权利。可以想象,朱淑贞因为和孟达间的龃龉悲戚时,躺在黑暗笨重的床上暗自啜泣,似乎是向前夫诉说寡妇之苦,或者说是向亡灵求助,而孟道庸则会在枕边细声柔气地慰藉她。任何烦恼,儿子或争吵,都不能代替一个情感丰富终日厮守的女人。

只有孟道庸才能身兼数职。柔弱和机智使他陷入一种可笑的境地。他有两个家,是叶孟两家共同的家长。他下班后如同往常,在叶家围上女式围裙大显身手;他还和朱淑贞开开玩笑,卖弄些小学问,食品厂厂医做起游戏来兴致勃勃(在争吵间脸色煞白接连抽烟的形象荡然无存);只要蚱蜢不在,他就是乐呵呵的丈夫或我们的长辈,像个姓叶的一家之主。他有妻子、女儿和女婿,说不定不久还有个外孙或外孙女。只要我和叶寒愿意,孟道庸就会变为外祖父。尽管这样,但是,因为你,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他都是另一个家庭的家长。

那个家犹如纠缠着孟道庸的一个情人。只有借着上街办事的名义一一隐瞒着朱淑贞——或上班期间偷偷溜出,孟道庸才能探望独生子。他像个不忠的丈夫,仿佛不是去看儿子,而是去和幽冥间的李冬香会面。在短促的时间里,他重新成为孟家的主人,变成李冬香的丈夫或鳏夫孟道庸。一个只有父子两个的家。父亲给儿子叠被子或整理零乱杂物,嘱咐儿子多加照料自己,不要一切都由着自己脾气来。儿子则发牢騒、顶嘴,甚至拿死去的母亲来为自己辩护。死人永远比活人有理。一提及李冬香,孟道庸就会顺从孟达。是李冬香死去的幽灵把他和独生子紧紧相连。无法分离。只要一提及李冬香,食品厂厂医就会让步,就像朱淑贞一提及工程师,他同样会让步一样。他如此辗转于两个家庭之间,就像仍然辗转于两个小学女教师之间。

冬日来临;无论在叶家饭桌上或者其他场合,我都没有见到一个重新成为孤儿的孟达。我和叶寒仍然星期六回她娘家吃饭。叶幼幼也回家了(她和那个赌徒的关系告吹),她终日无精打采,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朱淑贞早就怒气消散,对小女儿的种种行为既往不咎。朱淑贞实则十分宠爱小妖精,她对她的任性听任放纵为多。我和叶寒夜夜蟋缩在公寓里闭门不出,她把时间消磨在电视机前(仍然练体操),而李央则与书本及写作为伍。微薄的稿费进项——虽不足以筹办像样的婚事——使她十分自愿地独守空房。一想到结婚或一大笔人民币,我们顿时沮丧不堪。

我在公共浴室也没有见到过他。每周一次去洗澡,我总是在众多的躶体者中希望和你不期而遇,但那些奇形怪状的身体中并没有一个神情惘然的蚱蜢。水龙头下活蹦乱跳的形象并未出现。星期日,下午2点,当我骑着自行车不得不从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灯前停下来时,却意外地和你邂逅相遇。当时他从后面骑车上来在我背后刹住了车,口齿含糊地叫了一声,李央、你好。然后他提出让我去他宿舍坐一会。当然,我立即就同意了。这是入冬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看上去情绪挺好,有些兴高采烈,没有一丝和叶家断了牵连后不快的阴影。在街上,他违章地单身骑车,另一只手令我意外地勾住我的肩和我并驾齐驱。

我又一次站在了他的房子里。房间没有多大变动(望远镜不翼而飞),我说:“差不多有半年没来过了。”他说,是的,上次来还是夏天。三个月不见,我们双方都一时语塞。几个且前特意为相亲而弄得乱糟糟的头发梳洗多次后恢复原状——那一绺标记又重新出现在前额。在聊了聊各自近况后,他才谈兴大发。我们的谈话自然离不开收藏品和书本上的奇闻异事。提到那次相亲和玉芹时,他说:“想想当时真好笑,女人和男人哪里不一样?她们却总是觉得受委屈——以后我再也不会找女人了。”罗啰嗦嗦地说了许多以后,孟达突然话锋一转,有点伤感地说:“以后老爸就委托你多照顾了。”又说:“我不大可能尽儿子的责任。”

我第一次听他像孝子似的提到孟道庸,“他最近没来过吗?”我问。

“来过几次,”他说,“不过我不能去看他,要是他身体不好我也不会知道。”

刚才轻松的气氛瞬间就变得压抑起来。他又露出那副大苦大难的神情。我劝他说,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家人总归是一家人,朱淑贞也只不过是一时生气,日子长了就没事了。一触及到朱淑贞,他立刻就叫嚷了起来:“不,”他说,“歹毒妇人心!我当初就反对我爸娶她!她巴不得没我这个儿子——把乡下姑娘介绍给我就是要赶我走!嘿嘿,问题是她自以为高明。”

在这种话题上我无法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只能佯装不知,装聋作哑。我在桌上零乱的旧杂志中乱翻——本陈旧的相册抖落出来。他从未向我展示过相册,而李央则为随手翻到的照片而震惊不已。要不是你肯定,我会以为那些发黄照片上的婴儿或儿童是孟道庸和李冬香的另一个儿子!

或许只有婴儿才能摆脱时代特征。这些照片大多拍摄于六十年代即孟达6岁以前。成年人神情呆板,不高明的摄影术无比忠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人物的精神及心理面貌。贫穷年代里人们严肃执著的神情和拘谨的微笑在如今的彩色快照或生活中难以寻觅。我从一张三人合影中一眼就认出穿中山装带着谨慎微笑的孟道庸,尽管他的发型如今看来有些好笑,但他像女人一样清秀的风采一目了然。是照片上的李冬香复原了我对她体弱多病的形象。这个小学女教师在微笑的丈夫旁维持着某种妇女的端庄和刻板。这张4寸合影让我足够清楚地端详你的婴儿模样——孟达在父母簇拥下笑得正欢。一个相貌俊美的儿童3岁、4岁、5岁、6岁每年几张的系列照片在我面前频频曝光。只有孩子才能摆脱时代局限:他瞪大着一双眼睛,似乎要洞穿那个世界的晦涩,无忧无虑,丝毫不想承担父母表情中的责任或负担。李央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照片上的孟达和成年孟达统一起来,既使是五官也不肯相互妥协:既不能从你身上辨认孩子,也不能从孩子身上辨认你的特征。

相貌的骤变始于6岁以后——正逢孟达学龄前一年。6岁以后痴呆丑陋的小男孩和6岁以前判若两人。你对我说:“那一年,我得了脑膜炎。”越往后翻,我就越来越走近此刻的蚱蜢。最后一张是初中毕业合影,我从上面看到了少年李央的模样。“你看,我们那时真像一群收租院的孤儿。”他说。

朴素的照相术无疑提供了短暂的孟家历史——照相就是把时空压缩成画面。我为俊美秀气宛若天使的幼年孟达所着迷。它(他)所占据的位置和孟道庸、李冬香构成了稳固的三角形画面。稳固的三角形造成一种时光永存的假象。显示出审慎家庭的和谐。这种和谐的脆弱感只在你6岁以后略有流露。这一切都以脑膜炎为界。如今,面对幼年的复制品,蚱蜢人为地赋予自己看破红尘似的表情,我从来见过他如此消沉,几乎是矫揉造作地说:“其实嘛,做人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并不相信你的话。无论何时何地——即使你得意忘形之时——我都会看到佯装无聊后的刻意认真(到了负担的地步),你略略变曲的脊椎骨和覆盖前额的头发就是证明。你的举止毋须目睹,只要一闭上眼睛,那副古代圣贤般的怪样就会历历在目。即使我们不再见面,春天的燕子和空气中流淌着的桔花香也会传递你的行踪。春天,他和他们厂传达室倔强的老头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象棋循环赛(他还被评为他们厂的先进工作者),引起了厂里小小的轰动。我还听说29岁的孟这沉溺于街头比比皆是的电子游戏室,成为8岁至15岁年龄不等的孩子们——游戏机室是他们的天地——熟知的人物。只要蚱蜢一露面,小猴子们就会纷纷让出座位。他大大咧咧地宛如孩子王自行其事。但是,在18岁至20岁出头的小赌棍经常出没的弹子球房里,他却只能靠边站着,成为可有可无的角色。弹子球对于你如同木马。那些比你少10岁的小赌棍们西装革履、头发油亮,叼着高级纸烟,玩起斯诺克台球精灵无比。斯诺克就是障碍,它和木马一脉相承,足以让蚱蜢头晕眼花,输得垂头丧气。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伏在台球桌上只有出洋相的份儿。弹子球就像折磨人的魔术游戏。有一日,我在街上遇到叶幼幼(她坐在一个时髦男人的摩托车后座上下来对我大叫大嚷,我没有料到她又跟一个混上了),她摘下头盔束起的长发一下子就落了下来。她竟然对我说起你昨夜烂醉如泥地被人扶着在街上走,“那模样太可笑了。”她格格格地发出鼠叫般的笑声。

这一切都是传说。我相信,熟知你的人都会把你作为即兴话题。在“五一”节的老东方红中学同学聚会上自不例外。昔日同窗,今日生活中的平庸者们在30岁前夕试图聚会以总结或温习过去。方丸来了;鲍学雷、吴谦来了;李央及赵、钱、孙、李都受到了邀请。我们回到了母校。我们相互交换地址、通讯录、电话号码,在剥瓜子的噼啪声中怀旧。所有的人都把过去当做过去来提——好像他们都和以前截然不同了。我们提到了马招响和章艳,提到了木马轶事和游泳;方丸这家伙还记得,是他第一次把你的后衣领夹上了纸条从而使你成为众矢之的。然而此刻你却不在现场。从聚会的那一刻起,我就指望你再一次怪模怪样地出现在旧教室门口——然而你并没有露面。

只有你的名字或绰号。在那些发疯了似的傻笑声中偶尔透入我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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