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第三部分

作者:胡也频

“喂,”那个人向他说:“怎么的,站在这儿?”

他猛然转过身,看见是一个同志,一个最能够抄写和最擅长宣传的同志,也是一个为工作而不知疲劳的人物。

“印字机!”他叫出他的浑名了。“你也来逛公园么?”便和他握了手。

“我只是过路,”他的同志回答:“你怎么老不叫我王振伍呢?我们在中学时候就给你叫惯的。”

“这是你光荣的符号呀!”他笑着说。

王振伍作出不乐意的样子:

“我可不愿意这就是我的光荣呢。我们是该干出一点更大的工作的。”接着问:“你笑些什么?”

“我快活我现在看见你,”你真心的说。

“我们不是常常见面么?”

“也许是我自己的缘故,”他继续说:“我今天看见你特别觉得高兴。”

“你发生什么得意的事?”王振伍猜着问。

“有一点,但是现在不是告诉你的时候。”

“你站在这儿做什么?”王振伍猜想这是一个原因。

“看风景,”他玩笑的说。

“的确是一件雅事呀。”他的同志感到兴味似的说:“你一个人的情致倒不错……我呢,我成天只知道运动我的手和嘴,我从没有用眼睛看过风景——我不想这种开心……”

他插口问:“你现在到那儿去?”

“回去。”

“到我那儿去吧。”

两个人便动步了。

他们一面走着一面密谈起来。

“刚才,”王振伍低着声音说出秘密机关的代表名称——“‘我们的乐园’里接到一种消息……”他把眼睛看了两边——“恐怕在上海就要发生大事件呢,说不定就是空前的大事件……而且是马上就会发生的。”

“什么时候接到的?”

“下午一点钟,”接着又用低声说:“如果这一次真的发生了,是我们将来胜利的预兆……我们实在应该在这时发些火花……所以……好的,我们等着。”

“那末你的意见呢?”

“我自然是贯彻我的主张:须要流血。不流血——不流一次大血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要得到大成功,我们是必须经过许多小暴动,否则,要一次就将我们的全民众激动起来是不可能的。他们——我们的民众们还是太幼稚的,至少要给他们几次大刺激,然后他们才能够醒觉而自立起来,而站到我们这一面。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这样想,现在我们最急切的就是牺牲——同时也就是暴动。我们是应该赶快把我们的火花散开去,而且要散得多,散得远。”

“好的,我们等着。我想我们要走到紧张的第一步了。”

便不约而同的握了一次手。

于是静默地走了好些路。

“我刚才看见张铁英,”王振伍离开了正题目,而说起闲话了:“她今天很不高兴,一连给我三个钉子碰。我想这是我替你受的冤枉……你今天没有看见她么?”

“看见过,”刘希坚平淡的说,在他的心里还飘荡着白华的影子。

“这就是她不高兴的缘故了。”王振伍笑着说:“我猜的没有错。”

“你不要乱猜,我和她没有什么的。”

“我知道,”他望了希坚一眼。“我知道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在你的观念上——自然只是对于异性的观念上——你不会喜欢她。”

刘希坚没有回答。

“其实,”他接着带点严重的声音说:“张铁英在我们的工作上她是成功的,可是——她在恋爱方面总是失败的。我听说她以前曾爱过好几个人,人家只把她当做开玩笑的目的。”

“的确,”希坚承认了他的话。“她是我们的好同志,最能够工作的一个很难得的好同志。”却把恋爱的一面省略了。

“她真能够吃苦呢。”王振伍接著称赞似的说:“这自然有她的历史做根据的。她父亲是一个雇农——”

刘希坚惊讶的插口问:

“你怎么知道?”

“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说她九岁时候就替人家看过两条牛,她十四岁还在田上帮她父亲播种,你只看她的样子就会相信了……”

“是的,”希坚用坚决的声调说:“我相信。我早就看出她不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连小资产阶级也不是呢,”王振伍赶快地补充说。

“她怎样跑到北京来的呢?”希坚探求的问:“为什么她离开她的环境。?”

“我不大清楚。她没有对我说。她只说她的父亲被穷苦所迫而变成一个暴戾的酒鬼,要卖她……我想她跑出来就是这个缘故。”

刘希坚沉思着。

王振伍接着问:

“她没有对你说过么?”

“没有,”刘希坚简单的回答。

“怎么会没有呢?”

“不知道,她从没有说到她以前的生活。”

“大约是这样的,”王振伍想了一想便分析的说:“她把我看做一个朋友,而把你看做……唉,我们所处的地位正相反!”

刘希坚被这位忠实朋友的自白而笑起来了。他想着这位朋友在工作上是前进的,在恋爱上便常常被人挤到落伍者的地位。

“你可以努力进行,”他笑着说。

“完全没有用。”王振伍尊重的回答:“你知道,我在这方面是不行的。我努力也不行。我已经失败过好几次了。对于张铁英,我认为是最后的一次,以后我不想再讲恋爱了。”

“你们怎么样呢?”刘希坚完全关心他朋友的问。

“没有什么,”他低沉着声音说:“我不会使女性喜欢,这就包括一切了。不过我对于张铁英并不这样想,因为我认为在我和她的出身阶级的立场上,我们是应该结合的。你知道,我也是从……”他把话停住了,过了一会又接下说:“我常常回想我以前当学徒的生活……”

刘希坚不作声,只望一下他朋友的脸,在心里充满着对于这朋友的历史的同情。

彼此都沉默着。

这时的天色已经灰暗起来了;暮霭掩住了城墙上的楼阁;孤雁开始在迷茫的天野里作哀鸣的盘旋;晚风躲在黑暗里而停止在树梢上;路上的行人和车马都忙碌地幌动于淡薄的灯光里……

王振伍忽然用慎重的低声说:

“上海内外棉织会社的罢工风潮,我对于这风潮的扩大,认为我们的民族革命要走到爆发的时期,你呢?”

刘希坚向他点着头。“到公寓里再谈,”他说。

他们便加快了脚步;十分钟之后,就走进三星公寓的大门。

刘希坚照着他的习惯,在饭后吸着香烟,靠在藤椅上,如同他干过疲劳的工作而休息的样子,现着一种惬意的沉思,一吐着烟丝。

他的朋友,却因为吃饱了肚子,精神反十分兴旺起来。人家说“王振伍是一架印字机”,那意思,有一半就是说他不知道疲倦,因为他的身体象铁一般的的坚实,同时也象铁一般不会得病。他是健壮而且耐苦的。这时他仍然把他坚实的身体坐在四方的凳子上——一张北京城公寓的特色之一的凳子上,而且笔直地坐着,喝着那带点油质的公寓里的白开水。

“你好象很疲倦了,”他望着刘希坚说:“你白天做了很多的工作么?”

“惭愧呀!”刘希坚心里想:“什么都没有做。”但他不愿意说他有许多时间都消耗在中央公园里,便笑着回答他:“这是我的习惯,也许是小布尔乔亚的习惯呢……我并不喜欢的。”

“不能改?”

“我还没有试验过。也许是这习惯太小了,值不得费许多心思去想改革的。”

王振伍却摇了头。

“你没有想到罢了。”他反对地说,“虽然小……可是和‘意识’是有密切关系的。”

刘希坚不想和他辩驳,只沉思地吐着烟丝,烟丝成圈地袅上去,宛如是一种闲暇的消遣。

“你倒学会吸烟——不,是吹烟的技术。”王振伍看着飘浮的烟圈,一面笑着说。

“几乎是十年的练习。”刘希坚也笑着回答。“你呢?”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吸烟?”

“一定要吸烟么?……我一吸烟就头痛。”

他们这样的闲谈着,慢慢地把话锋转变了,转到他们的工作,策略,新加入的同志,以及苏俄的经济和教育等的建设,随后,他们的谈话转到了上海的罢工风潮。

“这一次内外棉织会社罢工风潮的扩大……”王振伍开头说,带着非常关心的神气。

刘希坚也不象懒散的样子了,他从藤椅上端坐起来,把香烟头“吱”的一声丢到痰盂里。

他们便奋头地谈着。彼此都对于这罢工的社会根据作了深切的检讨。

刘希坚,他站在经济的立场上来观察今日的帝国主义。“无论帝国主义在我们中国将施行怎样的威力,帝国主义的自身是已经临到了暂时稳定而趋向于崩溃的时期了,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他补充一句——“这次上海的罢工风潮应该使它扩大到全国……”

王振伍同意了他的话,只说:

“我认为这一定要扩大的,并且扩大起来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劳动者对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的反抗,还深入地造成中国各阶级的联盟而发生民族革命的运动。”

刘希坚沉思着。

“但是,”他带着思索的说:“民族革命纵然成功了,然而终究是不能长久的,因为这时代的要求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自然,”王振伍回答说:“那只是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的民族是很落后的,没有法。”

谈话就停顿了。

刘希坚又燃上一支香烟,又靠在藤椅上,吐着连环的烟圈……

暂时的沉默之后,王振伍重新告诉他一个消息:

“早上我听说,在顾正红追悼会上被捕的四个学生,已经被英巡捕房枪毙了。”

“你从那里得来的?”刘希坚惊诧的问。

“从一个通信社。不过这事情的发生是可能的。现在帝国主义所采取的压迫手段,是越来越暴戾越残酷的。我们不能够把“国际公法’来评衡帝国主义对于次殖民地的行动,所以,”王振伍带着不平的声音接下说:“四个学生被违法的执行枪决,的确不能看做意外的事情。”

“如果这样,”刘希坚却平静的说:“那好极了,风潮就立刻扩大起来了,说不定就会扩大到全国呢。”

王振伍想着什么似的不作声。

刘希坚便接着说:

“我认为帝国主义应该聪明一点:否则,那举动,实在对于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没有利益,因为,那枪毙四个学生的枪声,我认为是替我们的民族革命放一个发动的信号。”

“我不象你这样乐观的观察,”王振伍有点阴郁的说:“杀死几个次殖民地的人民,这不过是帝国主义很平常的玩笑罢了。”

“不错,”刘希坚回答说:“我们不管他们是玩笑或都是策略,我们只是看那事情的影响和效力,是不是和帝国主义没有利益。”

显然,王振伍对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是深深地感着愤慨的。他的脸颊在讨论着罢工风潮的事件之中,已渐渐的发烧起来了。在他充足的眼神里,灼闪着热烈的光……

“现在”他最后奋兴地,却又客观的说:“我们等着,等着我们民族革命的爆发!”

于是他看了一下左手上的那只车掌的手表——“十点半钟了。”他说,便带着新时代将临的信仰,欣然地和刘希坚紧紧的握一握手,走了出去。

刘希坚又重新燃上香烟,而且重新靠在藤椅上,可是他没有吐着烟圈了,只把香烟挟在手指间,让它自由地消蚀着。

这时他的思想是纷乱的。许多复杂的问题和严重的事件都挤在他的脑子里:内外棉织会社的罢工——枪杀工人——拒绝工人上工,和文治大学学生的被捕,上海大学生的被捕,以反帝国主义的横暴行为,都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尤其是这风潮的扩大,将怎样地造成中国民族革命的诸问题,更常常的钉在他的脑筋里。

他渐渐的由沉思感到苦闷了。“冷静一点,”他向他自己警告说:“在昏乱的头脑里是解决不了什么的。”便丢下香烟,跑到院子里。

在繁星闪耀的天幕底下,他一连作了五六个深呼吸。北京的夏天的夜,是凉快的,空间飘荡着清凉的微风。他的精神便爽然了。仿佛他的头脑注射了什么葯水,立刻清醒而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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