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森林》

第23章 雨港之忆

作者:凯子

一个月后。十月十八日。

火车一路踏着铁轨的声音,在逐渐飘起的雨丝中向北缓缓驶去,这是一班周六中午往基隆的平快车。规律的振动,古旧的车厢,在烟尘漫空的沿途留下叮咚的回响。

我穿着制服,坐在这班破烂的火车里数着节拍。从台北到基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正好让我学习如何听着别的节奏,手上却打出完全不同的拍子。这个月来狗弟教得很勤,他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如何抓拍,怎样转弦,什么是切音等等弹奏贝斯的技巧。此刻我已是“小雁”的贝斯手了,只差一段时间的苦练,我们乐团便将再次出发,醒自五个多月的冬眠。

第一次上台的时间是十二月四日;为了让我顺利进入情况,大伙儿决定暂时不唱贝斯难打的歌。大姐亲自动手修改老摇滚,配合森怪的键盘弄出不少作品。一来那些什么“长腿莎 ”、“月光先生”我都熟,二来贝斯变化不算难,加上几位明师的指导,相信年底上台一定不成问题。

其实我并不担心贝斯练不成,最痛苦的还是台步和动作。在说唱艺术社走惯了相声台步,我实在很难动得起来。高一苦练的“弓挥”、“羽排”全得忘掉,硬是学着如何凑麦克风,如何用上身打节拍等新架子。近来是好多了,刚开始我每走一步都想撩袍,每次切音,也都必须忍住不摇扇点头,练得几近发飙。更惨的是,不管他们笑了多少次,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会在唱完歌后一立正,给大家来个“下台一鞠躬”;搞得胡不胡、汉不汉,中体西用,文白夹杂。

上上个礼拜开始上社团课,我和小光示范“好”给学弟瞧。下台后小光竟然问我是不是穿少了,怎么上台净打哆嗦,一副疟疾发病的德行?我苦笑一番,回家却还是开着音乐练摇滚,搞得现在连走路都别扭。终於知道学步邯郸的燕人,为何会爬着回家了。

提起说唱艺术社,九月十六的表演还真是成果丰硕。不但学校各记参与人员小功两支,我更和范胖一齐得到了“成功三等奖”,预定下学期校庆时在典礼上统一颁发。此外这场表演亦招徕不少社员,依照十月初的统计,本社现在已经有八十四人。其中高一五十一人,占全社六成以上,可说是前景看好,声势大振。照此下去,那被我们奉为南针的“四大任务”,似乎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了。

北一女方面似乎也颇有斩获。郑巧怡说演讲社的工作人员各有嘉奖,学妹入社情况亦称踊跃。尤有甚者,班联会还打算把明年北一社团联展的主持人交给她们。我闻言颇感欣慰,这种结果,也不枉我辛苦一场了。

至於基女相声社的成果反而比预期差,这大概是因为她们地理位置较远,而参与行政工作也较少之故。据小忆说,相声社一向在省办相声赛中名列前茅,今次出锋头的尽是说唱艺术社,她们好像有点不服气。尤其她们社团成立了八年,反而不及一岁的说唱艺术社吃得开,更在社内造成了争执。听说寒假后她们也想办一次活动,让我们说唱艺术社赴基隆吃鳖什么的。

在“小雁”成员及诗圣的联手相劝下,我终於放下包袱,和小忆在一起了。这一阵子每天讲长途电话,身上零钱越来越少,昨天我甚至还跷课去银行换了一大袋。 

我们通电话的时间是早上七点,一般而言都是我打过去。近来发现火车站的电话又空又安静,故每天早上我都差不多六点半出门,七点到车站拨通,和她说到七点半再去上学。平均一天电话费没有一百也低不过八十。

我俩见面的日子是周末,一向是我去基隆,两人玩个整下午再回台北。通常火车到站是一点半,小忆每次都在候车室等我;两人见面之后,便去庙口吃午饭,再去别的地方玩。接连五个星期都是这样,基隆可玩的地方,我们大部份都去过了。

对於基隆,我有一种既怀念又排斥的感觉。这里总是阴阴地,间歇下着恼人又无休止的小雨;大街上行人拥挤,却散发着一股死寂的感觉;巷弄阴暗狭窄,房舍破旧褪色,迎面吹来的风,都带着市场与浮油的味道。港中停满雄壮威武的巨轮,乍看之下十分昂扬;但走近细看,油渍和锈迹却又指着风霜。走在爱四路的大道上,总令我觉得有些低落苍凉。

小时候我住过基隆,记忆深处,似乎对这里有着深沈而古老的回忆。当时住的地方是一处依山而筑的老警眷,沿着水泥斜坡即可看到北回线的铁路。奶奶家的房子是一间单进的中式平房,正中一间八角厅,外头即是当时以为广大无边的院子。那栋房子很暗,摆设也十分传统,连厕所也只有一盏幽暗如鬼火般的小灯泡。穿过正厅到厕所中间是一条黑黑的长廊,或许是怕黑,亦或是长廊太长又太窄,只有两三岁的我从来不敢单独穿过去。

爷爷有一个老部下跟我们住在一起,我叫他李爷爷。他有一支老旧却光滑的菸斗,与一台敲几下就能听的收音机。他的声音又慢又不连续,每当他吸着烟斗听平剧,我就觉得他好像是收音机那端的周瑜海瑞王宝钏。他脸上满是皱纹,每次开始讲故事,我就不懂他在想什么。那张脸为什么提到鬼子就笑,谈到共匪就皱成一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白天大屋中没有什么人,上班的上班,小姑姑据说还在上学。整个房子里空荡荡地,梁柱和长廊中只有李爷爷收音机传出的平剧声。李爷爷的故事则是我度过漫长一天的唯一乐趣,那些故事遥远而生动,就像大屋一般,充满了无数既真实又虚幻的感觉。故事中有共匪打国军,也有国军打鬼子,打来打去,在八角厅中打出如梦似幻的声音。

就像每一栋古老的建筑,直到今日我还是相信自己在大屋里看过鬼。李爷爷说爷爷年轻时遇过一个狐仙,似乎救过谁还是受了狐仙的恩,我们家一到过年必定会祭一祭这位大仙。三十八年的故事,游击抗日的历险,常常跟狐仙的传说一起出现在大屋里;每天午后,我就觉得有人在爷爷的屋里走动说话。当时我又怕又好奇,每次都想看看鬼的模样,却从来没有上前一瞧的勇气。多年之后,我还是不知道那是鬼子还是共匪,是狐仙,还是李爷爷的收音机。

那段日子里唯一可以离开大屋的方法就是是看火车。每次火车来了,李爷爷就会背着我走上斜坡,我兴奋地叫着“火车!火车!”,他则沈默地吸着烟斗。那时基隆的天空似乎都亮了起来,即使我们打着伞,长空仍一是片开阔。火车叮咚叮咚,小雨浠里浠里,天地既热闹又响亮。

火车一过我就开始撒娇,又是哭又是闹,死也不肯回去。李爷爷很宠我,从来没见他对我发脾气,只是用山东国语哄着我回转,进到大屋里,用浓浊的乡音说起浓浊的故事。火车朝远方开去,三十八年就朝我开来;青天白日,顿时化成满地红。从来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不肯进屋,就如同我从来不知道屋里是不是有鬼一般。在大家心中,对方都有鬼。我不懂为什么国军要杀鬼子,也不懂为什么鬼子喜欢去中正纪念堂;我不懂为什么中正纪念堂那么光辉灿烂,而大屋却又为何如此阴沈幽暗。一样的杀鬼子,一样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凭什么大屋里没有散步中的我和薇,而中正纪念堂内,也没有李爷爷收音机中平剧的声音?

火车叮叮咚咚,小雨浠里浠里,火车从台北叮咚浠里地开往基隆。火车一过八堵,基隆站就快到了,我整整衣冠,继续打着我的节奏。

不知道小忆到车站了没?她今天会带我去哪里?过去几周我们去过和平岛,爬过中正公园那爬不完的楼梯;她带我吃遍庙口大大小小的摊子,也带我坐在基隆麦当劳,看着行人说非道是。

上周我们一起去基隆文化中心,坐在空无一人的大厅聊了整下午的相声和曲艺。她跟小玫一样很少讲话,每次我一说,她就静静地听。我对她说着二十次上台的事迹,也告诉了她九月十六表演时的心情。文化中心十分冷清,基隆也十分冷清,站在舞台上,我也觉得十分冷清。也许只有她的笑,才是这许多事情里唯一温暖的场景。

她说赖声川那个表演工作坊即将推出“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续集,问我要不要看,倘若在台北买不到票,她便跟我去基隆文化中心的那一场。我瞧瞧空荡的大厅,很想说不要,但还是答应了,脸上更摆出一副颇为感激的德行。说实在我不太喜欢赖声川,因为他每次都把剧本搞得神秘兮兮地,本来蛮好的黑色喜剧,最后一定急转直下,半途跑出一个超现实的结局,我一向认为这种设计是他的败笔;故作玄奇,反而混淆了原本应有的婉转;他想表达的寓意,观众反而难以体会。

此外,他那部“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明明是一出舞台剧,只因效果取向比较通俗,反而在外行人的眼中,成了相声的代名词。想来真是讽刺,就凭李立群那副德行,好多说唱艺术社的学弟竟然都信了那一句台词∷“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我们就是了。”於是那些笨蛋,也真的追随李国修的捧哏,来个“大家将就着用吧!”。把不同的艺术形式混为一谈,指鹿为马,一塌糊涂。要不是小光和我在社团课上力证两者不同,只怕此刻我们社团得改个名,叫做“成功戏剧社”了。

不过,我必须承认之所以不愿答应小忆的邀约,其实跟赖声川没什么关系。近来我一直努力地保持着“钢索上的平衡”,白天忙功课忙社团,晚上练贝斯练唱歌,行有馀力,则写几段实验性的段子。不但靠忙碌来麻痹自己,更用非常用功,非常疯狂的日夜生活差距来冲击心情,逼得自己一天到晚要专心去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教心情有一丝馀暇。如此一来,才不会偶一独处便想到薇,想到她的笑,想到她的身影,想到她的一言一行。

然而,赖声川的剧——一如我所说——充满了那种古怪感觉,基隆文化中心又是如此地冷清,加上表演在晚上,回程我一定会独自走过那灯火一片的基隆港;这三种感受一连系起来,我会很静很静,心情很沈,然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低落,再度打乱我努力控制着的情绪。到时候会怎么个难过法,便不是此刻能猜到的了。

不过,我叹了口气∷还是答应她了。

车子照例停了下来,我知道那是为了等自强号过去才停的;只不过我很疑惑为什么如此。难不成自号太快,怕这种老火车翻了吗?

想起上星期诗朗队集合就好笑,高三下来了一堆,高一新队员傻傻地一个也没缺,倒是咱们高二只来了臭屁、黄肥和我三人。河马一如惯例地吼叫着,现在人家高三了,真是大声得理所当然。臭屁听听烦了,开言道你骂我们有什么用?来的挨骂,没来的倒耳根清静。河马心想这话也对,才不甘愿地闭了嘴。

见到希特勒的感觉好暖,他一点也没变,还是嘻嘻哈哈,穷开河马秃头胖子的玩笑;尤其我把表演弄得不差,又在不损大局的布置下抢回了社长,更使他笑得开心无比,直夸我能干,并自称自赞自己眼光卓越。他似乎知道我的情况,拍拍我笑道∷“就知道还是你行!看吧,连小达都办不出来的活动,你硬是办成啦!哈哈!”

那一瞬间时光彷佛回到去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就在小光和我演完“好”之后,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他满意地也笑笑,学长友,学弟恭,我被肯定,亦受期许,前途一片光明灿烂……

希特勒啊希特勒,学长啊学长,你知道吗?当时我就快要流下眼泪了;我好想对你说声谢谢,也好想告诉你我有多需要你这个学长。我可不可以永远不要当社长?永远不要自己去筹划经营?你说什么,我就去做好不好?你知道我会弄好的,只要你在旁边,什么都不必管,只要你在身边就好了,真的。

学长,我们不要走下去了好不好?我想练“海祭”,我想练“好”,我好希望自己永永远远是高一。你不知道,上学期结束后我受了好多委屈∷我没有存心要赶走阿强,可是现在他逢人就说我逼他滚蛋;我很用心地做着公关,但是相声社她们硬是觉得我对她们不公平;我帮范胖好多好多忙了,但是他现在仍为广告差额负着债;还有,虽然阿丹很愿意分担课程教授,但他什么都不会,小光也不肯帮忙行政,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训练任务。学长,我不敢跟你说这些事,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要是换成你,你会怎么办?请你教教我好不好?我怕你会失望,但是,我真的没有像你想像得那么好。我是一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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