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屋》

无罪的大地

作者:李佩甫

《创世纪》里有一个神话说:那时,天下人的语言都是一样。他们迁移时遇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名……耶和华看到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那城和塔都不得不停工了。人们就分散在大地的各处。那城名叫巴别。意思就是变乱。(《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

从那以后,人们总还在一再地重建巴别之塔,为了显示意志,为了显示荣耀,为了传扬名。自然,那幸福的天堂并不能够建成,因为它同时就带来了“变乱”。

《金屋》讲了一个现在到处都在发生的故事,这正是野心勃勃的人们建造新的巴别之塔的故事。一个暴发户回来了,盖起了一幢金碧辉煌的小楼。这是从小被人唾弃的“狗儿”杨如意的复仇方式。这座“金屋”就盖在村民们的脊梁上。为了炫耀,为了仇恨。这座金屋似乎聚集了扁担杨所有的阳光和目光。这座藏娇的金屋使所有恬然自足的农家瓦舍一夜之间变成了黯淡的地狱,扁担杨所有的男人在女人眼里都变成了废物。所有到过金屋的人,在精神上都崩溃了,所有迷恋于金屋的辉煌的人,在心理上都陷入了黑暗的深渊。麦玲子守不住她的小小代销点了,终于神不守舍而失踪;来来变成了徒有慾望的性变态者;河娃林娃兄弟也往鸡屁股里打水而铤而走险;春堂子更因无法忍受靠他家里那头种猪配种挣下的几个钱娶媳妇而自杀了……这自然是一群易受诱惑的年轻人。然而即使那位老姦巨猾功高德彰的老村长杨书印,也终于被打败了,当他到过金屋之后,竟鬼使神差地当众撒尿了,而老族长瘸爷也终于“自挂”金屋门了。

“金屋”带来了变乱和灾难。或许可以说这是老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在“新的生活”面前不知怎样作出反应的惊慌失措,一种传统、一种古老悠久的传统文明在面临唯金钱物质至上的“唯物”时代到来之时彻底的溃败。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将用唯物主义的嘴宣告,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灵、精神,没有什么道德,因此也无所谓有什么犯罪和罪孽。只有饥饿的人口,只有慾壑难填的肚腹。人们因此将摧毁一切神圣的东西,在精神的废墟上建起金屋,造起巴别之塔,虽然这高塔也不会建成,和从前的那座一样。

在不义的、唯物或唯利是图的人类眼里,还有什么比手中的贪钱更为真实可信么?如果人类抛弃了虚幻的唯心的心灵或精神,就是说,我们不再以神性存在为媒介建立我们人类之间的普遍联系,不再以神性存在为根基建立人与大地宇宙的联系,而仅仅以金钱建立我们的存在和人们之间的联系,那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失去了对一切神性存在的“信”、“望”、“爱”,而唯信唯望唯爱金钱,那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在如此真实可信的金钱之上建立我们人类的通天塔,又会怎么样呢?

人们已在受到这更真实的“理想”的诱惑。在李佩甫所展示给我们的扁担杨这个小小的世界中,人们对此充满向往、恐惧与仇恨,然而却没有对“新生活”的爱。人们只有一种占有慾的向往,一种不能占有的仇恨,和一种不曾占有的恐惧。麦玲和来来都徒然地只有向往,只有慾望。林娃兄弟却充满了不能占有的仇恨,以至要拼刀子赌博和以杀人绑票要挟。村长杨书印也充满了不能占有的仇恨,不过他是笑里藏刀,企图以权杀人或借权杀人。而扁担杨的一老一少,瘸爷和小独根,则是不曾占有的恐惧之象征。这一老一少也许代表了更为普遍的心理倾向。金屋是一种重负,压在扁担杨的心头。物质财富的诱惑,使人们发生了严重的心理错乱。对不曾拥有过的压倒一切的金钱的恐惧,以精神病的形式出现了。三岁的婴孩小独根在梦中无端地突兀地说出,“杨万仓回来了!”人们对此神经质的呓语惊恐万状。小独根的呓语正是村民们内心恐惧之象征。瘸爷出之于对本族命运的担忧查阅族谱,在远祖的“脉线卷”上查到了“杨万仓”,然而在这个名字之下没有任何记载,只有一个无法理喻的因而更生恐怖的符号“◎”。瘸爷和他的一族人就被这不可理解的未知的命运之恐怖所抓住了。

“金屋”不仅令人们向往,更使他们仇恨与恐惧。他们向往它,但因为(也不仅仅因为)不能占有而仇恨它,人们把扁担杨种种灾劫的降临归之于它的邪气,而蜂拥齐上要仇恨地扒掉它,但是却因为恐惧,人们又不敢扒掉它。这邪气镇住了他们的手。老族长特地不惜血本请来灭灾赐福的阴阳先生对这所阴宅施行各种法术,也仍然无济于事。人们生活在无力的仇恨、恐惧与屈辱中。

我们必须问一下,在扁担杨的人们眼里,一所新屋怎么就会变成了邪恶的阴宅呢?一座旧房子由于它所包容的隐藏的世世代代的死亡、罪恶和罪恶的灵魂,可能就会“闹鬼”,这所旧房子就会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显示可怖的异象。而这所新屋之“闹鬼”也是因为它有什么罪恶、不义和邪恶之包藏么?佩甫着意描绘了这座金屋的辉煌的恐惧,作家使这座金屋在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色调中反复呈现其各种异象,描绘了一种由无限的开门、错综的回廊、班驳陆离的色调所造成的无底的空旷的空间之恐惧。是的,这种恐怖感是从扁担杨人的眼光里才能看到的。如果这座金屋建在城市里,在林立的建筑群里就像是一片怡人的田园风光了。然而在一片乡村大地上,它就像一个不协调的怪物了。那么金屋所生的恐怖是否是眼界未开的乡野之人的愚见呢?

如果我们作这种肯定的解答就未免是所谓文明人所持有的据傲与愚见了。是我们对于人类筑居和栖居这一活动的本质意义的无知。

人,这个大地上的流浪者,在他获得了一个栖居之所时,他就获得了一个根。栖居的房屋或住宅就是这个扎到土地里去的根。通过这个扎到大地里的根,他就建立了自身存在与大地万物的永恒联系。在建筑了住宅的同时和地方,人就同时建立了庙宇。这差一点就是建立“宇宙”了。在佩甫的家乡有一个古老的地方是“神垕”,“垕”就是中国神话和古老宗教中的女神后土。这儿也就是奉大地母亲为神的寺庙。(今日闻名于世的神垕钧瓷,也许就是最初人类敬奉的后土女神或大地母亲之化身。)住宅和寺庙在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是人的庇护或守护。是人与天地神建立的一种共在。本质地说,每一座房屋都是一个宗教的大穹窿。只有在这里,人才开始祭天祀地,埋葬并祭典祖宗。

筑居和栖居这一活动于人具有真正的神圣的性质。房屋对于人的意义,是一种天地人神共同存在的安宁的栖息之象征。人借此扎根于大地之中,并成为大地的守护者,成为宇宙这座宙宇的朝圣者和守护者。就像植物一样,房屋和大地万物是协调一体的风景。奠定基石,筑起庙宇,树起社林而有了与大地相适应的文化社会。作为动物的人类在栖居中就获得一种神圣的植物天性。他有了一个根柢,一个家,有了一个家,他就可以在无尽的灵魂漂泊中进入返回,向大地的返回。房屋住宅本如植物一般,它的发展是植根于大地之上的文化形态的开展。但是物质文明时代的城市,则剥除了文化精神与大地的根柢,剥除了住宅与天地神的联系,栖居的寺庙性质或宇宙性质荡然无存。物质把人和神性存在却挤到了边缘地带和乌有之乡。城市定居所以不再植根于大地中,城市傲慢地鄙晚地遗忘了它立于其上的根基。

城市那种以砖石钢铁混凝土而砌成的非自然的暴力形式已与市民本身的心性结为一体。市民的心性如城市的景貌一般,表现了倨傲、实用、冷漠、隔绝。在砖石钢铁的牢狱里,人变成了漠然的囚徒,失去了与大地的联系,人的心灵就像空中阁楼里的花一样苍白而萎缩下去。具有文明末日气象的钢铁动物城市,否定了它根植其上的大地,就像城市一样,人的历史命运和存在已被连根拔起。这种被连根拔起的命运难道还不令人恐惧吗?连想一下这种命运难道不足以令人颤栗吗?具有城市意象的“金屋”难道不是因此而令人恐怖吗?作为城市意象之象征的金屋在扁担杨这乡野之地所显示的就是这种已被“连根拔起”的恐怖的异象:

入冬以来,在寒风中矗立着的楼房更少了像挂有玉米棒、红辣椒串儿那样的小瓦屋才有的村趣,显示了钢筋水泥的骨架所特有的冰冷和严峻。一个巨大而坚硬的固体,一个野蛮地堆立着沉重的黄色的固体,一个播撒着神秘和恐怖的固体,碎了扁担杨村的和睦、温馨的田园诗意……

这座金屋之所以会成为罪孽深重的阴宅,就因为它所表现的对大地的鄙睨、拒斥,它的冰冷与隔绝,它拒绝成为大地怀抱里的风景,而处于被连根拔起的状态。

从问题的另一面看,这座金屋的邪气还来自于这所阴宅里供奉着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是“外来的神”。这位被金屋的主人杨如意供奉的神就是金钱。金钱这位新神的邪气比旧日的财神爷可更神通广大。财神爷也只是自足地守护着“万仓”粮食和肚皮。而金钱这个新神,却可以便利地畅通无阻地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东西。而所有能被金钱购买的都变成了“东西”。金钱可以购买东西,但也能够购买权力、法律、女人、眼泪和微笑。这一切在金钱面前都变成了“东西”,变成了“不是东西”的东西。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说:

金子?贵重的、闪光的、黄澄澄的金子?

不,是神哟!

我不是徒然地向它祈祷。

它足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邪恶变成良善,衰老变成年少,

怯懦变成英勇,卑贱变成崇高。

金钱这个“看得见的神”,使一切神性存在变成乌有,使所有价值变成多余的垃圾,使所谓的人格变成“不是东西的东西”。金钱只为慾望服务,金钱是慾望与对象之间的皮条匠。所以杨如意不是徒劳地奉拜这位看见的神,他借助于金钱的神通,买通了仓库主任,买到了某某部的招牌,买到了县长这个朋友,甚至给他的父亲买来发丧送葬的一群“孝子”,金钱这个皮条匠还不断给他拉来如痴如醉的女人,给他买到眼泪与柔情,甚至给他买到“结婚证书”这种法律凭证。这种无限膨胀的“商品意识”,使一切存在物都变成了不是东西的东西,但却使这个昔日被人鄙视的狗儿变成了人上之人。

古老的传统固然已令人失望,然而新的生活的根基也并不稳固。就像杨如意财运亨通的道路都是用金钱铺垫下来的一样,他的金屋也是用金钱铺成的。当大地女神的塑像和维纳斯女神像被他作为纯粹的商品购置于金屋里来,这些女神却己成了金钱这个娼妓的奴仆。然而,一种新的人类生活能围绕着金钱这位人尽可夫的娼妓而建立起来吗?这座渎神辱圣的巴别之塔能建立起来吗?不。在这种生活里,“连眼泪也是假的!”在这个世界里,只徒然地只有“变乱”而已。

古老的生活传统和新的生活方式都不再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道德的基础。而没有这个道德的基础,新的生活秩序新的世界就不能够建立起来。

人类能凭借什么建立这个道德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他的世界,人类仅凭借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荣耀,“为能扬我们的名”,就能顺利地最终建立起通天塔吗?

在《金屋》中,我们看到了众生为追逐个人的幸福与荣耀而经历着普遍的堕落。那些得到了公认的幸福与荣耀的人,不是由于人格的成就,而恰恰是因为其道德的沦丧。而人对此堕落没有意识,没有呻吟与叹息,没有忏悔与赎罪,那么这堕落就只是有恶无罪,或有罪无罚。只要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罪薄,没有来自于内心的自律的惩罚,道德上的拯救就毫无希望。只要人们没有用心灵的眼泪去洗净自己的罪恶,那么就没有真正的赎罪,因而没有拯救。这个种族就还没有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道德基础。

李佩甫有意无意地接触到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或者说,《金屋》对罪的问题有了一个描述性的指向。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些恶贯满盈的家伙。金钱化身的杨如意的全部行径就是欺诈、行贿、玩女人;权力化身的杨书印贪赃、姦污,而其一生的惯伎就是以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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