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蜻蜓》

第五章

作者:李佩甫

姥姥去世的时候,二姐已经嫁过去三年了。

在这三年时间里,二姐没有进过一趟城。逢年过节的时候,二姐就差姐夫来看一看姥姥。那时姥姥已来城里住了。姐夫每次来从没空过手,或是一兜鸡蛋,十斤白面;或是一包点心,二斤芝麻什么的,实在没什么可拿,就烙几块油馍兜着。姐夫来了,姥姥总要问:“妮咋不来?”姐夫便说:“忙哪。”母亲说“忙啥,地都净了,还忙啥?!”姐夫说:“白日里一摊子活计,夜里浇地呢。浇一夜两毛钱,她不舍那钱。”母亲气了,就说:“叫她来,没钱我给她!”可二姐还是没来。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上了二姐。她跟姐夫上山拉煤去了,从城边路过却没有进城,硬是从城关绕过去。三年不见,我几乎认不出她了。二姐头发披散着,一脸煤黑,裤脚高高地绾着,腿上的血管一条一条地暴出来,整个看上去就像一段枯枯的树干,我不禁怔住了,赶忙拉她上家。她硬是不去,说:“兄弟,不去了。看俺这要饭花子样儿,丢大姑的人。”二姐还是走了。姐夫驾着车,二姐拉着襻绳,在暮色里,就见二姐背上那块地图样的黑色汗斑……

那是怎样的苦做呀!从二姐身上已看不到年轻女子的影子了。听画匠王村人说,没有见过这么能干的女人,也没见过这么狠的女人。夏天里二姐在地里割麦,曾经拼倒过八个精壮的汉子!别人割麦一人把六垅,她一人竟把十二城,头一扎进地里就再也不出来了,就那么弯着腰一镰一镰地割下去,无休无止地割下去。还听说她游过街,为养鸡游过街。人们让她在村街的碾盘上站着,她就站着,直直地站了一晌。可下了碾盘,她竟又去赊了十二个鸡娃娃。村干部说:“怎么还喂?!”她说:“还债哪,还债。”干部摇摇头,说她聋,也就罢了。

姥姥是腊月里过世的。姥姥临咽气前曾反复地叫着二姐的名字。母亲赶忙打发人去叫她。可是,待二姐赶到医院的时候,姥姥已经咽气了……

按照乡间的习俗,姥姥是送回故土安葬的。回到乡间的那天夜里,一家的亲戚都坐在姥姥的身边守灵。半夜时分,我熬不住就躺在姥姥的身边睡了。突然我听到了哭声!睁眼一看,“长明灯”忽悠忽悠的,竟是二姐在哭。二姐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一家人都怔怔地望着她,只听母亲惊慌地说:“下来了,下来了!”

二姐“下”来了。二姐盘膝正襟端坐在姥姥的灵前,一副灵魂出窍的样子,忽然就说起话来。二姐竟用老人那种庄严、肃穆的口吻,像“先人”一样地缓缓诉说久远的过去,诉说岁月的艰辛……那话语仿佛来自沉沉的大地,幽远而凝重,神秘而古老,一下子慑住了所有人的魂魄,没有人敢去惊动二姐。母亲一向胆大,可这会也情了,只是呆呆地听……直到鸡叫的时候,二姐说:“我走了。”于是,“先人”就走了。

多年后,在我的记忆里仍然留存着那晚的印象。因此我无法说清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魂灵。虽然后来我问过母亲,母亲说是老祖爷的魂儿扑到二姐身上了。可老祖爷的魂儿为什么会扑到二姐身上呢?或许,在冥冥之中真有一种神秘的磁场,这磁场可以跨越阴间阳世,那“先人”的魂灵就借着二姐的躯壳返回阳世,借二姐的嘴传达出他的神性意旨?或许,是二姐过度的悲伤造成了精神的混乱,这混乱便产生出幻觉?

第二天,当人们纷纷议论二姐如何“下”来的时候,二姐却一切如旧,没有些微的神经失常。她先是坐在姥姥的遗体前一遍一遍地用温水给老人擦脸,极小心地把皱纹中的污痕拭去。尔后又脆在姥姥跟前,把姥姥苍苍的白发重新梳理一遍,梳得很亮很亮,梳着梳着就有泪下来了。待入殓时,二姐就跪在一旁,一声声喊着:“奶,躲钉吧。奶,躲钉吧……”

母亲是极注重形式的,一切都按乡间的礼俗来办。可二姐比她更注重形式,“牢盆”上的“子孙孔”几乎全是她一个人钻的。别人钻了,她总嫌不圆,还要再钻,直到一个个孔都圆了为止。钻了“牢盆”,她又去糊“哀杖”,糊的极其认真,倏尔,她郑重地走到母亲跟前,说:

“大姑,我给俺奶写(请)一班响器吧?”

母亲瞪她一眼,说:“咋,你老有钱?不写。”

二姐是很伯母亲的,可她却重复说:“大姑,我给俺奶写班响器。”

母亲说:“不写。”

为安葬姥姥,按乡间的礼俗,母亲已经请了一班响器了,就不想让她多花钱。况且,在那种时候,写一班响器已是很冒险了。

二姐没再说什么,就默默地走出去了。大约二姐很想做人,她在兜里摸了很长时间也没摸出钱来,就悄悄地把姐夫拉到一边,让他回去借,不准在这儿借。姐夫吭哧了一会儿,还是去了。

半晌,门外的国乐响起来了,不是一班,而是两班,二姐硬是花了三十块钱又请了一班,与母亲花钱请来的一班对吹!引了许多村人围着看。

姥姥的葬礼开始时,母亲与二姐为响器的事反目了。母亲怒冲冲地说;“谁让你叫的?谁让你叫的?一点儿话都不听!……

二姐一声不吭,以沉默相抗,那沉默里含着强烈的倔强。姐夫缩缩地蹲在地上,更是不敢吭声。

下葬的时候,二姐趴在姥姥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许多人去拉,她都不起来……

当天夜里,办过丧宴后,母亲沉着脸从兜里掏出三十块钱递给二姐,“拿去吧。”二姐不接,说:“大姑,俺再穷,也是奶把俺养大的,写班响器都不该么?”众亲戚也劝道:“妮,拿住吧,你日子过得紧巴……”二姐还是不接。母亲气了,把钱摔在地上,站起就走。二姐默默地把钱拾起来,重又塞到我的兜里,硬是没有拿。

母亲是很固执的人,这件事在她心里留下了很深的裂痕。她常常有意无意地在亲戚面前诉说二姐的不是,说她犟。后来,二姐生孩子的时候,差人送来“喜面”,可作为大姑的母亲,竟没有去!只打发妹妹送去了礼物。这在很重面子的母亲来说,是很少有的事情。

妹妹回来时,母亲问:“孩子胖么?”

妹妹说:“胖。”

“你姐身体好么?”

妹妹说:“脸腊黄,可瘦。就那又下地干活了。”

母亲咬着牙说:“好得死吧!”

母亲愣了一会儿,又差妹妹送去了一篮鸡蛋。回来时,姐姐却又回了一篮子红柿。母亲看见那红柿就恨恨地骂道:“死妮子!”

此后,在母亲与二姐之间,这种“精神仗”打了许多年。可母亲似乎总也胜不了二姐。二姐一年四季都去给姥姥上坟。逢年过节,二姐总要割块肉到姥姥的坟上去祭。烧一把黄纸,磕几个头,总是很认真地说;“奶,今儿过节哩,拾钱吧。”在那个没有了亲人的村子里,姥姥的坟总是添得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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