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玩笑》

第13节

作者:李元胜

到办公室的时候,老刘还没来,来得最早的老马在仔细地抹桌子。

看见我进来,他翻了一白眼,又低头继续抹桌子。

自从我稀里糊涂地成为他的家庭矛盾的目击者后,他就一直对我怀有戒心。甚至有好几次,我发现他在偷听我和小孙的谈话。肯定是想侦察是不是在散布他家庭的谣言,我暗自好笑,佯装不知。

电话铃响了,我转身到门边拿起话筒。

是大卫打来的,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电话,大卫说,据可靠情报,这次我们局提拔名单里没有我,科长的位置别有其人。

“是不是一个女的。”我忍住心中强烈的失落感问。

“不是,据说,你们处长提名的是一个男的,据说当过复员军人。”

可能是听出我的情绪比较低落,他安慰了几句,又批评我像个旧式的科员一样,好像除了朝上爬就没有别的乐趣了似的,最后他问:“那天早晨的事解决得如何了。”

我支吾了几句。心里却十分诧异想着科长提名的事,原来张大姐并未捷足先登,倒是老刘不动声色地跑到前面去了,真是黄雀在后。

现在我感到了危机,但是危机并不等于是令人绝望的结果。危机这个词由两个汉字构成,一个表示危险,另一个表示机会。

这是一个叫肯尼迪的老外说的。

不过,我感到最强烈的还是伤心,老蒋呵老蒋,你当科长当得稳稳当当,难道没有我的一半的功劳?你的新房子是谁粉刷的?那次去无锡出差时,被人拎了包,是谁冒着生命危险给硬抢回来的?你儿子考大学,是谁辅导的?连你那篇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论文,是谁执笔写好又找关系发出来的?

我恨不得老蒋就在这里,我会立即把他拎出办公室去质问。

老刘这时碰巧和老蒋一前一后走进办公室,我什么也没敢说,满肚子的苦水也没敢乱流,只是暗地里观察了一阵老刘,觉得原来一个看似平庸的人,现在一举一动都变得大有深意。

而且,从着衣来看,早晨挽着小黄散步的就是他。

看不出来,这家伙还真有些内容呢。

张大姐看样子那场娇也白撒了,她那个内线老头恐怕没能一手遮天,要不然,怎么提名也没有呢。何况,在科里,还有一个由小孙发起的反对运动,在进行民意测验时,对她的影响也不小。

电话铃又响了,老蒋正在电话边泡茶,顺手就把电话拿了起来。

“老马,财务处叫我们去领个什么费。”老蒋放下电话说。

老马顿时有点紧张。

他一边站起身来,一边又不停地在抽屉里翻找着什么东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矛盾。

老蒋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老马,在忙什么,走不开。”

“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老马慌忙把抽屉一推,夺门而去,他那本来就有点驼的背看起来更驼了。

老马对领钱之类的事情的恐惧,有个历史原因。对,这恰恰印证了我在大学里常用的一句话:在一个人的那怕是细微的习惯中,有他个人的历史。时间过去了,但它带来的东西并未随波而去,恰恰相反,它们淤积在我们的动作、语言和思想中。

这桩历史个案科里只有我知道。

20多年前,老马还是小马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不像现在这样驼着背吧。

那时,老马工作不久,但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秀才,他在单位上一直倍受重视,不久,他被当时的副市长慧眼识中,成了他的秘书。

如果不是一件偶然的小事改变了他的未来,老马现在起码应该是马局长了吧。

发生这件事情的前几天,副市长一直忙于跑基层,指导工作。应该说,那是一个很勤勉的副市长。

小马则奉命留在家中起草一份报告。

办公厅的财务处的同志来副市长的办公室,向小马抱怨说,副市长的工资已经在他们那里放了半个月了。小马很自然地就跟着去了财务处,帮副市长把工资领了回来。他诧异的是,副市长的工资并不如传说的那样高。

几天后,副市长回来了,小马闻讯带着完稿的报告和代领的工资去了副市长家。

副市长坐在客厅和他随便聊了一阵,又看完了报告,甚感满意,夸奖了几句。

小马最后把工资拿了出来,钱是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的,出于谨慎,他又把钱数了一遍,才递给副市长。

事情就是那一瞬间发生的,副市长正准备把钱接过去,可他脑袋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对,报告开始这一段如果把提法这样改一下,恐怕效果更好,他伸过来的手顺便把钱朝沙发扶手上一按,便重新拿起报告,指指点点。

小马连连点头,对副市长的画龙点睛之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接过报告,表示一定加个夜班,明天一早就把改好的报告交出来。

小马走后,副市长才想起工资,从沙发扶手上拿起来一数,顿时脸色由睛转阴──差了一张10元的钞票。

副市长甚至叫家人挪开了沙发,在茶几、地上都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的确差一张10元的钞票。要是财务处弄错了,可小马送钱来时还点了一遍的嘛。

钱是小事,人品是大事。

副市长不禁陷入了沉思。

两周以后,小马接到组织部通知,他被调到一个镇上去锻炼,他自己还以为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般地下来晃段时间就回去,没想到这一锻炼就足足有10多年,他作为一个外来人与当地干部格格不入,在这些年里吃够了苦头。

几年前老马才重新调到局里来。

其实,在小马被调走几年以后,事情就已真相大白,副市长被调往另外一个城市,走之前,为了搬家方便,把很多家具都拆开了,那张改变了小马一生的10元的钞票就安静地躺在沙发扶手和座垫的夹缝里。

副市长甚感内疚,但这事情又确实不便明说。

因为当初就没说小马犯了什么错误,现在也不存在什么平反。

他吩咐组织部考虑把小马调回市府来。

想进市府的人太多了,毕竟副市长已人走茶凉,组织部权衡再三,没有照办前副市长的指示。

对春风得意的小马来说,突然被调往基层,一直是一个谜。这个谜直到他几年前偶然遇到副市长家里的保姆(现在她在另一个单位当门卫)才完全明白。

在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操办退休老局长的丧事时,大概是言及生死,触动他对命运的感慨,他才向我透露了这件历史往事。

我正在想老马的事,眼前的一切被推远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局台球,各种颜色的小球滚来滚去的,我想人生他妈很像一局台球,大事小事滚来滚去,是谁在关键时刻在外面用球竿把我们恶狠狠地捅这么一下呢。

而且只有这一局,没有让我们再来一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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