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泯灭》

八(1)

作者:梁晓声

今年乍暖还寒时节,我又回哈尔滨。

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再没见过翟子卿。自然,也没见过她。

但总共收到过她三封信。第一封信里说——翟子卿他变了。似乎开始打算做好丈夫和好儿子了。在家里整整呆了一个多月。哪儿也没去。也不访友。也不会客。终日侍奉于老母亲左右。

“子卿他对我说,以前太有负于我了。请求我宽恕他。还引用流行歌曲里的话对我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想,我理应宽恕他。一个妻子不能拒绝一个丈夫的忏悔。一个家庭的裂痕如果还能弥合,总归比索性拆散的好。我发现我内心里还是希望弥合的。我相信我们这个家的裂痕也能弥合,还有我们的感情。我原以为我对他,和他对我,已经彻底丧失感情了。看来我对自己的认识是错了。对他的认识也未免太极端了。但愿你能为我们祈祷和祝福。我们的家为什么不可以再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呢?我们有确保幸福的经济基础。还有重归于好的感情基础。我也将为你的家庭幸福祈祷和祝福。对你我来说,有些事情,就保留在记忆中吧。人世间的某些事情,本不过是某种‘缘’。而‘缘’之所以是‘缘’,那是因为它没有更充分的理由可讲。所以‘缘’一旦面对现实,总是要屈从后者的。”

第一封信写得很长。横格信纸,工整秀丽的一行行小字,竟写了七页还多。

我没有回信。我们分别时她有言在先,只她给我写信,而我不得主动给他写信。也不必回信。这“条约”尽管对我欠公平,但我当时答应了。

其实我很想给她回封信。也动过几次笔。动笔前似有千言万语,而真面对信纸,却不知该写些什么了。写了撕,撕了写的,最终还是作罢了……

我对自己说——就让我成为一个信守诺言的男人吧。对她那样的女人,信守诺言也许是最大的尊重和别一种爱法吧……

她的信告诉我,他们分明的又住在同一个家里了。分明的每天夜晚又同床共枕了……

即使他们不重归于好,我和她的关系也是没发展前途的。希望一个女人永远做自己的所谓“情妇”吗?我首先就会替那个女人不能容忍自己。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女人做男人的“情妇”对女人更尴尬的事了。而且我也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根本不具备起码条件拥有一个“情妇”的男人。站在她的角度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我也只能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

那时我已从故宫买回了一尊铜的观音像。接连几天,每晚睡前我燃起香来,恭恭敬敬地站在观音像前,双手合十,心中虔虔诚诚地为她祈祷和祝福。既是为她,也就没法儿不一块儿也为翟子卿祈祷和祝福了……

妻见了奇怪,问我怎么信起观音来了?

我反问——那你叫我还有什么别的可信的呢?

妻又问——你为谁祈祷?

我回答——为一切我爱的人。

——包括我吗?

——怎么会不包括你呢?

妻笑了。

我望着她的笑脸,发誓从此再不背叛妻子的感情(事实上,我也并非是背叛了她的感情),无论再被怎样一个女人所诱惑……

观世音开经偈中言——若有女人,设慾求男,礼拜供奉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慾求女,便生端已有相之女,宿之德本,众人爱敬……

于是我还常祈祷观音,保佑他们生一个将来如她一样好看一样性情的女儿,或将来如他一样英俊一样天资聪颖的儿子……

两个月后收到了她的第二封信。一封短信。与第一封信相比,尤其要短。潦潦草草的,只写了一页半。信中只说翟子卿又到南方赚钱去了。说他强调那是一次大机会。一次今后很难再有的机会。说他强调他期待那样一次机会,已经期待了几年了。好比一心获得金牌的国际级运动员。早就期待着奥林匹克一样非去不可,绝不能坐失良机。她阻止不了他。他老母亲也阻止不了他。小芹壮着胆子帮着说了几句阻止的话,还被他斥骂了一顿……

看得出她写信时心情是糟透了。

我将那封短信反反复复读了几遍。几乎能背下来。我想这一封信,我必须不顾诺言及时复信。但铺开稿纸,顿觉比第一封信更难复。

究竟该说些什么呢?……

怎么复信都言不由衷,也都欠妥。

于是我又接连几天晚上在观音像前为她祈祷。同时也不能不为翟子卿祈祷。祈祷他马到成功,发一笔大财,尽快回到她和他老母亲身边……

年初我收到了她的第三封信。比第二封信还短。信中只说翟子卿南方之行受骗上当,被坑了五十多万。还说——其实她早已怀孕了。按日期推算,不是翟子卿的。是——我的……

他似乎也明白不是他的。似乎也明白会是谁的。所以他坚决让她坠胎。而她坚决不……

她在信中说反正坠胎已来不及了。那么她就好好儿怀着孩子,平平安安地将孩子生下来。说她早想要一个亲生的孩子。男孩儿女孩儿她都会喜欢。都会爱的。说老人家也猜到了孩子是谁的。但老人家也坚决反对她坠胎。说幸亏有小芹,不但侍奉老人家,还担负起了照顾她关怀她的义务。说孩子生下来后,她和翟子卿的关系也就该干脆彻底地分道扬镳了。并保证,今后绝不会因为孩子给我添任何麻烦。说她觉得,做一个只有孩子没有丈夫的女人,未见得不也是一种挺好的活法……

我揣着那封信,独自去到家附近的公园里,在石凳上呆坐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内吸光了一整盒烟。

那一天是星期天。

许多年轻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在公园里玩儿。草地上处处可见男孩儿女孩儿奔过来跑过去的活泼身影。孩子们快乐的笑声此起彼伏……

后来我按着打火机,将那封信烧成了灰烬……

一阵轻风掠过,黑蝴蝶似的一团纸灰,在我脚旁盘旋了几圈,依依不舍地随风而去……

我望着它被吹散得无影无踪,只想永远地在那石凳上坐下去,坐到老,死在那儿……

后来儿子出现在我面前,说家里来了一位编辑……

“爸,你一个人吸了这么多烟?……”

儿子愕然地瞪大了眼睛。

我说:“回家后别告诉你妈。”

儿子讷讷地又问:“爸,你心里烦是不是?”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是的。爸爸心里从没这么烦过。”

“因为……想写,又写不下去?”

“不,比那还糟……”

我牵着儿子的手,更准确地说,是小学五年级的儿子牵着我的手,像牵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爸爸一样,将我领回了家……

我默默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再见她一面,我还算个男人吗?至于翟子卿作何感想,以及将会怎样对待我,随他的便吧。我才不在乎!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个女人腹中怀着我的孩子已经再有几个月就该生下来了,我必须赶到她身边去!……

然而不久我的老母亲病了……

在哈尔滨我依旧住那一家宾馆。依旧住那一层。仿佛的,我与那一家宾馆那一楼层,也结下了某种“缘”似的。只不过这一次住东侧,而前两次住西侧。楼层服务员姑娘们一个都没换。她们对我早已熟悉。我对她们也不陌生。她们有她们的另一种“非缘”的解释,说那一层楼是专为招待外省市来哈领导干部的。所以一般情况之下不安排“闲杂”住客。我是作家,与“闲杂”似乎有着点儿区别。属于破例安排。其实,更真的“一般情况”,乃因那是最高一层,许多人不情愿住。在她们心目中,也许恰恰相反,我可能正该归在“闲杂”的中国人一类……

她们接近时瞧我的目光,或远距离望我的样子,使我觉得,似乎和先前有所不同了。仿佛是在瞧着或望着一个被抛给了社会舆论热点的人。好奇心似乎还掺杂着同情……

我想我并没什么很值得她们同情的。

然而心里不免形成了疑问。

住下后我问她们中的一个——哈尔滨可有什么新闻?

她说这年头还能有什么事儿算得上新闻啊!

我说也对也对。

她问我此次回哈尔滨处理什么问题。

我说一个写小说的人哪儿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啊……

她笑笑,笑得意味儿深长。

我也笑笑,笑得并不自然……

闲闷无事地挨熬过了白天。终于挨熬到了晚上。于是我在房间里拨通了她“自己的家”里的电话——不料接电话的是另一个男人。声音很粗,口吻烦躁地问我找谁?……

我犹豫霎时,说出了她的名字。

“打错啦!……”

对方啪地挂断……

我想怎么会错呢?如果她的电话号码变了,肯定在信中告诉我……

于是又拨……

“同志,是吴妍家吗?……”

“不是!……”

“不可能不是啊,明明……”

“你打错了就是打错了,啰嗦什么!讨厌!……”

对方的恶声恶气,使我先自放下了电话……

我发了半天呆,鼓足勇气,又往翟子卿家拨电话。话筒里却有另一个女人的声音礼礼貌貌地告诉我——“对不起,这一个号码已经取消。对不起,这一个……”

我不愿再迷茫地发半天呆。披上衣服,决定马上就去她家……

敲了几分钟门,室内毫无动静。

我想我记错了街道?记错了楼?记错了门洞或楼层?

于是满腹狐疑地退出到楼外……

街就是那一条街。楼也就是那一幢楼。三单元四层二号,明明的并没错……

于是我再次入楼,再次敲门……

从楼底层上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一手拿着晚报,一手拎着装牛奶瓶的小小塑料提篮儿。她经由我身旁迈上楼去,在楼梯间放慢了步子,站住了,扭回头自高而下地望着我,低声说:“他家没人了……”

我一时没明白她这句话的准确含意,懵懵懂懂地问:“他家搬走了?……”

女孩儿摇摇头……

“他家奶奶死了……他家阿姨也死了……”

“他家已归别人住了。别人正重新装修,说是要冲邪气……”

“女孩儿,别胡说,这不可能的……”

“我没胡说,是真的。我爸妈还不许我乱讲呢,怕后搬来的人家听了犯忌。要不是冲着他家奶奶和阿姨活着时对我好,我才不告诉你呐……”

我正慾接着问什么,女孩儿已转身噔噔奔上楼去了……

我并没在那扇别人的家门前怵然住。我根本不相信那女孩儿的话。两件事联在一起想——电话“错了”和“奶奶阿姨死了”,我心中的疑团反而似乎释开了。我认为这必是翟子卿的谋略。他必是预料到了某一天我会突然而至。他已不愿再见到我。排除我和她的关系,在黑河,在黑龙江堤的台阶上,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时他已表示不愿再见到我了。那么在我和他之间,又揉进了我和她的暧昧,他更加不愿再见到我丝毫也不奇怪。说不定那女孩儿,那恶声恶气接电话的男人,这幢楼里的许多人,以及宾馆里那几位瞧我或望我时目光异样的服务员小姐,都统统被他用钱收买了,成了他的“帮办”。但以这样的谋略打算再次从我的寻访中永远消失,也未免太“翟子卿化”了。而且简直是一个自读式的谋略……

我想我既然来了,不见到她我是绝不会轻意离开这座家乡城市的。没有什么人的什么方式能阻止我再见到她一面,至少再见到她一面……没有……

第二天我便开始了我在这座城市里的寻访。

我当然只能从熟悉他的那些人开始。我也就认识几位熟悉他的人,他们都曾给过我他们的名片。

“你知道,钱,对翟子卿意味着什么吗?”

在一位现代社会心理学博士的家里,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我回答:“他说过,金钱本身即生活。”

他又问:“典型的‘拜金主义’者的逻辑,是不是?”

我说:“是。”

“很粗鄙的逻辑是不是?”

我沉默。既然翟子卿已不再是我的朋友,我也就不便回答了。坦率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有攻讦之嫌的。我不愿被一位社会心理学博士从心理方面看轻我。

他笑了。

他呷了一口茶之后说:“但凡够得上是一种‘主义’,总是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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