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泯灭》

作者:梁晓声

是的,子卿仿佛是少年时期的我的一部分。不,不仅仅是一部分,简直还是另一个我自己,替我去百折不挠地走向一个我所走不到的目标似的,替我去追求和实现一个我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似的。我内心里暗暗嫉妒着他的时候,实则是在常常地恼着我自己的不争呵。更多的情况下,我因他的悲伤而由衷地悲伤,因他的喜悦而由衷地喜悦。于今我总在想,本来应该是我出现在他写的某一本书里,却怎么变成了我来写他?却怎么变成了这样!

于今我总在想……

喂得半饱不饱的牲口干起活来是最卖力气的。

子卿是知青中对北大荒的艰苦生活适应性最强的一个。他从不抱怨什么。

他还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

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宿舍中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过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当然,那时候他免不了也要买一样菜。而我便非买上两样三样菜不可。为的是能使他多吃上几样寻常日子里根本吃不到的好菜。

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一元六角八分。每个月还有八元钱的固定的严寒地区津贴。每月大家都能开到四十三元多。星期日如果不休息,则按加班算。年节加班,还计双份日工资。赶上这样的月份,谁在月底拿到六十多元的工资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六十多元呀,这在当年,相当于城市里一个四级工的工资呀!而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人竟然会在四十岁以前熬成四级工。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能有十来个八级工。而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八十八元。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他们的工厂干到退休那一天,熬了一辈子也不过才熬到五六级。我们一跨出中学校门每月就能挣四五十元,简直就是一种幸运。最初的岁月里,在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们一个个无不眉开眼笑,喜盈盈乐陶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样的贫家子弟,甚至都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所吃的苦受的累,与我们每月所挣到的钱数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所挣到的钱数,使我和子卿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是那么的乐观。我们的父辈们每月还不曾挣到过我们所挣那么多的钱呢!再说,我们当年都是勃勃青年,只要吃得饱,体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觉得怎么累。多苦也不觉得怎么苦。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个团工资是最高的。与当年的几千万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何尝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贵族”呢!

连队里家境好的知青们,当年花起钱来一个比一个出手阔绰。买罐头,买饼干,甚至偷偷买烟酒。有时还暗暗约好了,三个五个一伙,制造个什么借口,请假到黑河市去下馆子。当年,那无疑是很“奢侈”、很“挥霍”、很“腐化”的。仅仅一年后,他们的衣着都变了。发的兵团服和兵团鞋帽,旧了破了,他们早已不屑于再往身上穿了。除非干很脏的活才不得不穿一穿。尤其冬季里,神气的,坦克兵戴的那一种样式的皮帽子,加上高筒皮靴、正规部队的合身的军棉衣军棉裤,使他们比贫家子弟的知青何止英俊十分!当年,黑河军区的军装厂,也格外优待地向“兵团战士”出售正规部队的军装。只要凭“兵团战士”的身份证就可以买到。只不过价格定的是很高的。按今天说法,可谓之“议价”和“创收”举措。至于皮帽子和皮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起,黑河市的许多商店里都有卖。皮帽子三十多元一顶。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二百元以上吧?皮鞋四十多元一双,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三四百元以上吧?若摆在“燕莎”之类的大商场的柜台里,究竟会标价几何那就只有鬼才晓得了。即使在当年,三十多元一顶的皮帽子或四十多元一双的皮鞋,也并非一般家庭条件的人想买就舍得买就有钱买的。四十多元,当年足够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个月的中等城市水平的生活费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每月是不必向家里寄钱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指望他们这一点,他们也就没这一种义务感。他们的父母,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照顾好自己”。这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时刻牢记”,不能不“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们如果脸颊浑圆,满面健康的红光,穿得昂昂贵贵地探家,他们的父母见了他们就不至于替他们牵肠挂肚的了。否则,他们的父母们,就会伤感。就会难过。就会哭泣。每月的工资,对于他们,完全是用来“自给自足”的。而当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个知青在吃穿方面与一个局级干部相比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后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后者有小车可坐。而他们是绝对不可存此梦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虫蚊子叮咬起他们来,一点儿也不会比叮咬其他知青留情面些。连里最初是不许他们在衣着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蚀”了全体知青,影响了连队的“风化”。也曾开过几次大会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但所谓“兵团服”,并非像正规部队那样,夏有单的,冬有棉的,年年照发。实际上仅仅发了一次,以后再就成了失信的诺言。两年后,几乎没有哪一个知青的“兵团服”不是破烂不堪,不许自己买了穿戴,又怎么办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对他们的父母们的最大孝心,便是体现在“照顾好自己”方面。

子卿对他们是非常看不顺眼的。比连指导员对他们还看不顺眼。子卿对他们也是非常蔑视的,正如他们很蔑视他一样。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团服”,是穿得最持久的。穿到后来,穿到没法儿再补的地步,他仍舍不得扔。连我看着他那身破棉袄破棉裤,有时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么一对付一凑合,竟又穿了一年。与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相比,他们穿得仿佛是沙俄时期的年轻的贵族骑兵军官,而他穿得仿佛是叫花子。连他们的马弁都不配是。不要以为这会使他们更有理由蔑视他。事实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更是对他的说不出口的恼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们面前常常表现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们和别的知青们都不能不觉得,他们的皮帽子,他们的皮靴,他们的印有正规部队番号的军装,根本不值得谁羡慕,其实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对他们的轻蔑,是足以对他们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伤害的。而他们对子卿的轻蔑,却根本不能对他的自尊构成任何伤害似的。有时甚至被他的自尊反弹回去,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两个人,我指着他终于从身上换下了的破棉袄棉裤说:“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着我,反问:“什么意思?”

我说:“早该扔了,干吗总跟谁较劲儿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我没跟任何人较劲。”

我说:“那好。那你今天就把这堆破烂儿扔了。买套新的!你总不至于告诉我你缺钱吧?”

他说:“当然,我买得起。”

我说:“如果缺布票,或者棉花票,我的全给你用。”

他说:“布票我不缺,棉花票也不缺,不需要你给。”

我有些生气地说:“那你是喜欢穿得像个叫花子似的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却所问非所答地,自言自语似的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愣愣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何以说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并不想明白他的话。

那天,我偷偷将他的棉袄和棉裤,更准确地说,将他那一堆破烂儿扔了。他知道被我扔了后,只不过对我苦笑了笑,没说什么不高兴的话……

每天吃过晚饭,如果连里没有活动,知青集体也没安排学习,人们就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连我也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往往在吹过熄灯号时,他才幽灵似的悄悄回到宿舍。因为除了我,没第二个知青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没谁在意过他的诡秘行踪。他根本上是一个丝毫也不被别人关注更不被别人关心的人。他仿佛也很乐于自己是那样一个人。只有我出于好奇心询问过他两次。每一次他都以同样的话回答我,说是独自一个人寻清静去了。我的子卿他从小就孤独惯了,连我对他有点儿诡秘的行踪也逐渐的习以为常了,见惯不怪了。

我是连知青宣传队的“创作员”。有次为宣传队编了一个独幕小话剧是《编筐》。内容很简单,无非是知青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学编筐而已。第二天宣传队要到团里去参加汇报演出。剧中需要不少柔软的柳条。而最为柔软的柳条当然是生长在靠近小河边的地方。大家都说,你写的“剧”,柳条也由你自己去找吧。我呢,慾拒无词,只得于傍晚夹了柄镰刀,内心里并不怎么情愿地沿着河边寻寻觅觅,边走边割……

蓦地我站住了,我发现在一片细沙滩那儿,有一个人。他弯着腰,手拿一枝树桠,在沙滩上写写画画,一会儿直起腰仰起头苦苦思索,一会儿用脚将写画过的沙滩抹平,重新写……

那不是子卿是谁呢?

那时天已快黑了。最早的几颗星已出现在天空上了。

他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悄悄地接近了他——原来他在沙滩上解几何题!

他是那么的专注。我在他身后站了许久,他都没觉察到。

“子卿……”

尽管我的声音极轻,他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倏地转过身。见是我,他似乎暗暗舒了口气,迅速之极地用脚彻底抹平沙滩。

他问:“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割些柳条。”

接着问他:“你一向都是到这儿来?”

他在沙滩上坐下了,扔掉手里的树桠,不回答我的话。

我又问:“冬天也是到这儿来?”

他还不回答。

我“穷追不舍”地问:“冬天,不管零下多少度,照样在雪地上解几何题?你可真会选择地方!”

他站起来了,脸转向别处,回避地说:“别问那么多。”

我见他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本卷起的书,一把夺了过去。那是一本高二的几何课本。

想不到他这么有心,下乡前,竟没忘了弄到高中的课本带着!不是从城市里带来的,又会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立刻从我手中又将课本夺过去了,从圆领线衣的领口贴胸塞入,一颗一颗扣上衣扣。他那样子心里有点儿犯急。只不过因为干扰他的是我,压抑着不好意思发作罢了。

“全套的高中课本你都带来了?”

“还弄到了什么大学的课本也带来了吧?”

我的问话中不无挖苦的成分。

而他竟老实地点了点头!

他不但使我讶然,而且使我愕然了。你看到一个人分明的是被一种梦想纠缠住了,他又是你的知己,你最亲密的兄弟般的朋友,你再善于理解他,大概也不可能不愕然的吧?

我紧紧抓住他一只手说:“子卿,你先别忙走。你坐下,看来,咱们今天得开诚布公地谈谈心里话!”

他挣了挣手,没挣脱,只得顺从地,默默地坐在我身旁。

那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尽管我们坐得那样近,彼此看对方的脸,面目已都有些模糊了。至少我是看不大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了,也就很难猜测他当时的心态。

我说:“子卿,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是些什么人?”

他说:“兵团战士。”

我说:“是兵团战士的我们同时又是些什么人?”

他说:“知识青年。”

我说:“我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农垦戍边。”

我说:“屯垦戍边的同时还得怎样?”

他说:“接受再教育。”

我说:“到今天已经多长时间了?”

他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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