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之父》

第01节

作者:梁晓声

冉来子。

“父亲……父亲他……”

冉神色怆然,眸子凄迷着哀雾。

冉很久没来了。

我说:“冉,你父亲病了么?”

“死了……”

冉倏忽间泪潸潸下。她缓缓坐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一动不动,仿佛打算永远那样了……我不禁愕然。

许久,我嗫嚅地问:“什么病?……”

冉放下双手,目光恍惚,似乎不知该看何处。

“不是病……不是……他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一个妇女吵架,人家用伞捅他。新伞,伞端是金属的。从他两根肋骨间捅进去了,捅着了心脏……”

我又是一阵愕然。

“依我,就不开追悼会了。可母亲坚持非开不可,他的一些弟子们,也都主张要开。所以,所以我来给你送这个……”

冉从小包中取出一份讣柬,犹犹豫豫地放在桌上。它印制得很庄重,很考究。

“有空儿,你就去参加;没空儿,就拉倒。反正人已经死了,左右不过是那么回事儿……”

我立刻说:“我去我去!哪能不去呢!……”

冉匆匆告辞……

我独自发呆……

一位社会心理学权威,一位性情极有涵养,平和得如一泓静水的老人,竟会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妇女吵架,竟被对方用伞捅死,越细想,越感人生之无常……我认识他,才一年多。某日北影的一位朋友找我,求我件事。问什么事,说小事一桩,说希望我替他要到一个“饲养证”。

“你也对花花产生怜悯?”

“花花”是一条小狗,一条黑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冬季里,跑到了我们这一居民区。左胛骨那儿带着一道很深的砍伤,皮肉令人触目惊心地绽翻着。最先发现它的是几个孩子。它蜷在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传达室的山墙后,由于冷和疼,瑟缩着栗抖。孩子们发现了它,就围住它。其中有我儿子。我想他们当时看着它,一定像看着一个年龄比他们还小的男孩儿或女孩儿,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子或女孩儿,一个受了重伤奄奄待毙的小小流浪儿。他们可怜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我们童影宿舍传达室旁边,盖着一间简易的小土坯房子,住着些民工。正是中午,孩子们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民工们见孩子们围住什么看,也纷纷好奇地走过去。那小狗在他们眼里,肯定和在孩子们眼里是不同的。他们大概看到了一盆肉。他们中的一个,就拖了它的一条后腿,想把它拖回到他们住的土坯房子里,杀了它,吃它的肉。也许他们认为,不杀它,它活不过几个时辰,也是难免一死的。人拖它时,它并不咬人,也不叫。我想当时它眼中,肯定充满了恐惧,肯定充满了绝望,肯定充满了听天由命的无助的悲凉。如果它真是一个男孩儿或女孩儿,真是一个小小流浪儿,也许但求一死?但求速死?

可是有一个孩子突然叫喊起来:“不许拖它!”

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候,我正开了阳台的窗子,放我写作时吞吐造成的满室烟雾。于是下面的情形便是我探身窗外所目睹的了:

民工们未将一个孩子的叫喊当成怎么一档子事儿,拖小狗的那个仍拖它。

“不许拖它!”

许多孩子都叫喊起来。

“你们的?你们的?”

民工们不示弱。

“你们的?!你们的?!”

孩子们更不示弱。

“你们想杀了它,吃它的肉,是不是?!”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咄咄逼人地质问民工们。“是,又怎么样?你们再叫喊,我们立刻弄死它!你们信不信?”

“你们敢?!”

“嘘,嘘,怎么不敢?”

拖狗那个民工,说着不拖它了,目光四处寻找能立刻弄死它的东西。没什么顺手的东西可被他当场利用,他便去捧一块大石头。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扑向他,咬他的手。大石头落地,又砸了他的脚。

他疼得抬起那只脚,一条腿金鸡独立,乱蹦乱跳。他恼羞成怒了,掴了那孩子一耳光,还将那孩子一拳推倒了。

于是众孩子们齐发一声喊,都向民工们扑过去。孩子们毕竟多,民工毕竟少,那情形颇为壮观,也颇为刺激。孩子们一个个非常勇敢,甚至可以说非常凶猛,仿佛一群惯于出生入死的猎犬,准备发扬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天不怕地不怕地围剿几头大兽似的;仿佛他们早就期待着,某一天有某种契机和某种正当的理由,向某些大人们发动一场进攻了。居高临下,我发现我的儿子表现得一点儿也不比别的孩子差劲儿。他一头朝一个民工汉子撞去,将那汉子撞得向后踉跄数步。

我喊:“梁爽,不许撒野!有理讲理!不许……”却哪里还会引起儿子的注重!

他低着头,小牛犊子似的,又朝另一个汉子撞去。我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看见的,正是我那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备受大人们喜欢和夸奖的儿子。几个孩子围剿一个民工。同仇敌忾,进攻是一往无前的。

民工们不但恼羞成怒,而且大打出手,开始反击了。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农村青年,真急眼了,他们才不管面对的是些孩子不是些孩子呢。虽然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可一旦开始以大人对付大人们的狠劲儿对付孩子们,最终吃亏的注定将是孩子们无疑。

我眼睁睁看见我儿子被一个汉子一脚踹倒在地。他爬起来又扑上去,又被一脚踹倒在地……我喊:“嘿,那小子,你他妈再敢踹我儿子,我下楼去跟你拼啦!……”

儿子依然没听到我的喊声,依然没注意到我。他第三次向那汉子扑去,一头将那汉子撞倒了。于是几个孩子一拥而上,将那汉子压住,一阵拳打脚踢……那汉子却听到了我的喊声,招架着爬起来,抬头望望我,转身就往他们的小土坯房跑……斯时对面两幢楼的阳台窗子都纷纷推开了,一些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伯伯婶婶叔叔阿姨的,全将身子探出窗外,呵斥民工们:

“反了你们啦,欺负起小孩子来了!……”

“谁打孩子了?谁打孩子了?认准他,饶不了他!”“妈的,王八蛋你站那儿别动!有种你站那儿别动!老子清清楚楚地看见,你打我女儿了!……”

“小海,你挨打没有?宝贝儿,你挨打没有?你倒是说话呀!……”

在大人们的助威之下,孩子们一个个表现得愈发凶猛。民工们的心理自是有所顾忌的,哪一个也无心恋战,纷纷退却。

几个当爷爷奶奶叔伯婶姨的男人女人离开各家阳台来到外面时,民工们已退入他们的住处去了。然而孩子们仍不依不饶,围住那小土坯房子叫阵,扬言要继续火攻。大人们问明缘由,都说也难怪孩子们如此愤慨;都说那小狗着实的可怜;都说民工也忒不把作孽当成回事了,这么可怜的一只小狗,还忍心杀它?还忍心吃它的肉?何况它瘦得皮包骨,即便把它杀了,能剔出几斤几两肉哇?民工们自愧,则掩门不出。

孩子们得了理,又有大人们的道义上的声援,就七嘴八舌非常之严正地提出:民工们必须向他们当面保证,今后再不许产生伤害那小狗的歹念;而他们要从此对小狗负起照顾的责任……

大人们被孩子们的善良所感动,唤出民工们,迫令他们向孩子们当面指天画地说了些保证的话,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从此那小狗就有了保护人。孩子们给它起名叫“花花”。用破纸板给它搭了个窝,窝外面罩了一条谁家扔弃的小破被。窝里垫了几件旧棉衣,垫得暄暄软软,暖暖和和的。孩子们这些善举,使一位在北医三院做医生的家长尤其大受感动。他为花花实行了一次外科手术,细致地缝合了它的伤口,还给它输了两瓶葡萄糖。小花花乖得很,输液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只要有孩子在旁边守护着它,抚摩着它,它一动也不动,眼中充满了感激。孩子们又做了些卡片,说是“饲养证”。并且规定了饲养人资格,是“三好”学生才有资格饲养,不是“三好”学生没有资格。没有资格的孩子当然也是可以喂花花,可以和它玩耍的,但是绝对不可以用食物将花花引诱到这一居民小区以外的地方去。而花花胆子极小,似乎明白,只有在这一居民小区的范围以内,它才能受到保护,才是安全的。无论用多么好吃的东西,也是不会将它引诱到远处去的。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孩子怀有将它引诱到远处的企图。

我的儿子是“三好”学生,而且被公认在保护花花的战斗中,表现极其勇敢,理所当然地是第一批获得“饲养证”的孩子之一。

那一天我从外面把他领回家,命他立正站在我面前,严厉地问:“你那么撒野,对么?”

他说:“对。”

我说:“你还敢嘴硬?还敢说你撒野对?”他说:“要是见死不救,那对吗?”

我说:“你可以用语言表达你对这件事的立场和态度嘛!你和大人撒野,你不是明摆着吃亏吗?要是把你踹成内伤,你后悔也晚了!”

他说:“我不后悔。”

我生气了,说:“靠墙站着,反省去!”

他就靠墙站着去了,但眼中立时盈满了泪。

我又说:“你甭觉得委屈!你为一只小狗挨了两脚,你自以为值怎么着?”

他仍不服管教,说:“我们要都像你这样想,小狗现在已经死定了!”

我瞅了他半天,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见他眼泪断了线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转身从厨房拿了两个包子,塞给他,让他去喂狗……

我满口答应了北影朋友求我的事儿,尽管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无可笑的成分。大人喜欢狗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养一只嘛。北影童影,养狗的大人不少。何必非要参与到孩子们中间去呢?那一心希望得到“饲养证”的大人,不知是怎样的一位大人,真有点儿怪!

儿子放学回到家里,我对儿子说了这件事儿。我想区区一件小事儿,儿子便能替我办成。

不料儿子回答:“得研究研究。”

我一愣,问:“研究研究?谁们?”

他说:“当然是我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们啦!”那口气,仿佛他是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这当爸爸的,企图通过他的关系,批一个官职给自己的哥们儿似的。我取笑他:“你们可算是有了种权力了!好,那你们就研究研究,尽早给我回话!”

儿子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什么权力不权力的问题,这是原则,是必要的资格审查的程序。对你们大人,性质更加不同。我们当初没考虑过大人,所以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我说:“你少跟我来这套!明天你就得给我个回话!”第二天,我始终记着这事儿,询问结果如何。

儿子说:“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

我说:“怎么怎么,你爸爸介绍的朋友,还要面试不成?”

他说:“也不能因为你是我爸爸,就不讲原则。”我商量地说:“得了儿子,人家怪忙的,免了你们那原则吧!你再跟你们那些核心成员们帮爸爸疏通疏通,就算给你爸个面子行不?”

儿子干干脆脆地回答:“不行。”

见我瞪着他语塞,他又悦:“我们就不忙吗?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上还有作业,和大人上班有什么区别?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就等于很给我面子,也很给你面子啦。我们总不能太随便地就发出去一个饲养证吧?”

儿子的口气,言外之意仿佛是——爸你们大人也别太不识好歹了!……

晚上,北影的朋友打电话问相求之事我忘了没有?我说没忘,说只是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办成。朋友问这么一桩小事有何难处?我只得照实讲——孩子们要见一见那个希望获得“饲养证”的人,见了要当面判断一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之后他们还要研究研究……“是——这——样——啊?……”

电话中,朋友的语调拖得很长很长。

隔十几分钟朋友又打来了电话,说那人非常尊重孩子们的原则性,愿意接受孩子们的任何方式的资格审查,问哪天可以接受面试?

我捂住电话,唤来儿子,没好气地说:“一件小事你也不能帮爸爸顺利地办成!你看你们搞得这个复杂劲儿!你替你们那些核心成员预定个日子,哪天?”

儿子说:“嫌复杂?嫌复杂就拉倒!是你们大人找到我们头上的,又不是我们主动找到你们大人头上的。”我说:“别贫嘴,问你哪天!”

儿子想了想,说:“那就星期六吧。星期六我们下午没课。”我接着问:“在哪儿?”我说:“乔老师,真是抱歉得很。这么一桩小事,还劳您亲自来一次。按说我们应当替您要了,给您送去。”他说:“没什么,该来的。我家离这儿不远,就住小月河那边儿。远了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些为一只小狗向大人们宣战的孩子。孩子们越认真,我心里越高兴。从小就玩世不恭,对任何事都一副痞子态度的话,咱们中国可就没什么大指望了。别说搞社会主义、搞改革不行,搞资本主义也不配。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不是一部痞子的历史,是几代最讲认真二字的人共同创造的历史。我的兴趣不在狗身上,我的兴趣在孩子们身上,我实实在在地是对他们慕名而来的。”

我望望朋友,心中暗吃一惊。话题一过分的严肃,我这人常常就不知如何与人继续交谈,只有沉默的份儿。窃以为对于几个孩子,包括我的儿子,为捍卫一只小狗而向大人们公开宣战这件事,是不可过分鼓励和夸奖的。但是出于礼貌,我们报以微笑和点头,毕竟,老先生的话不无道理。朋友却附和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难得乔老师有这么一颗忧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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