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日本》

1、初识日本人

作者:梁晓声

现在,我逼近了日本。它已经就在我的下边……

我的意思当然是──它已经就在我的视线下边。

从飞机上俯瞰日本,更准确他说──俯瞰东京,与从高空俯瞰任何一座城市没什么两样。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块“溃疡”罢了。白天乘飞机抵达任何一座城市,无论国内的也罢,国外的也罢,如果你有兴致凑向小小的弦窗俯瞰,你除了能想像它们是地球上的一块“溃疡”,还会想像它们是别的什么吗?

夜晚,肯定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去年我出访马来西亚,飞机抵达首都吉隆坡。最先看到的是一条灯光的“河流”。那显然是一条在夜晚也车流量稠密的公路。车灯仿佛一对对灯笼。等距离排列,一对连接一对。等速流动,似乎缓缓地引导着飞机的航向。夜间,一片灯光烂漫!什么别的轮廓和幢影都不存在,唯有一片灯光烂漫。如同你根本不是在接近一座城市,而是在接近一场规模无比盛大的秉烛狂欢。尽管听不到狂欢之声,但那时无声胜有声……

东京是地球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之,其大其繁华当然非吉隆坡可比。但遗憾的是我所乘的是下午三点多抵达的班次。在阳光的照耀下,丛丛密布的建筑群,像是上帝在地球上摆过的一片多米诺骨牌。一片高矮不一的多米诺骨牌。一片没涂上鲜艳色彩的多米诺骨牌。一片骨质风化了的多米诺骨牌,我当然知道多米诺骨牌其实一般都是用木块制做的。我的意思是,从高空俯瞰,在阳光的照耀下,我们人类都市的那些水泥建筑,尤其是那些未被反光物装饰过的“躶体”水泥建筑,使人感到是用被风化过了的骨头打磨成的……

尽管我觉得自己正从高空向一片地球的“溃疡”降落,但我还是希望立刻就降落在那一片“溃疡”上。人非鸟,没翅膀。在空中运行久了,心理总不那么踏实,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愿先降落一下,定定心。何况我知道,真正迎接我的,将是一部份人类创造的大都市的繁华与文明……

早在七月我面临一种选择──或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香港进行文学交流活动,或者随中国电影家代表团出访日本。日期都确定在九月份。香港和日本,都是我未曾去过的。都想去。由于时间的冲突,我最后决定放弃去香港的机会。我心中竟产生一种强烈而又明确的意识──了解日本。了解这个曾经在半世纪前侵略并占领了几乎整个中国的民族。它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凶悍得难以彻底制服的,在“二战”结束以后不得不变得温良,委曲求全,却又时时刻刻企图一纵而起,重新跃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我将它比作红狼──那一种狼的异种,攻击性极强,有时居然胆敢围猎狮子,不将狮子咬死吃掉誓不罢休……

然而我去日本之前接触过的日本人,却又是一些绝顶“温良恭俭让”的男人和女人。起码是一些彬彬有礼的男人和女人。有的甚至是堪称情感深长的男人和女人。我下面将我和他们的接触,一一介绍给读者:

池田寿龟先生我和他相识于八六或八七年。当年他是中国外文局聘请的日文翻译专家。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当年他大约六十六七岁,那么现在应该是七十四五岁的人了。对我而言,的确是位日本老先生了。

我和他的相识,得感谢我们的“一位”中国同胞。却至今无缘与那“一位”中国同胞相识。而且以后也肯定无缘的了……

十月里的某一天,我接到一次电话。对方女性。

“你是梁晓声?”

我说正是。

“我怎么听着不像你的声音啊?”

我问那么你又是谁呢?

她说我装听不出她是谁。

我说我真的听不出她是谁。

她便说出了一个女人的爱称。当然便是专供男人们叫的,她自己的爱称。

我想了想,终究还是想不起她是谁。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懵懂地问我怎么了?

她说:“你怎么可以不理我了呢?你打算从我的生活中如此消失么?”

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啊!觉得无聊,将电话挂断了。

当年我住在北影院内十九号楼。那是最肮脏不堪的一幢筒子楼。只二楼有一部公用电话。谁感到电话铃吵耳,接了,便充当义务传呼员。一旦充当了,只有扯着嗓门儿喊。我放下电话还没走到家,电话铃又响了,又被义务传呼员扯着嗓门儿喊住……

“你真是梁晓声么?”

还是那位女性。

我说我真是。她认识的那梁晓声,肯定不是我。

她说没错儿,就是你。作家粱晓声不是全北京乃至全中国只有一个么?她说粱晓声你休想抵赖!伪装声音是没有用的,否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办不到的!……

她已经开始对我进行威胁了。

我第二次挂断电话,并嘱咐那充当义务传呼员的邻居,倘电话铃再响,接了还是个女的找我。放下不予理睬便是……

翌日,我们北影文学部主任遇见我。唤住问我:“晓声,你是在友谊宾馆交上了一位女友么?”

我说胡扯!那是冒名的我。

她就笑了。又说:“听来那是个难缠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冒名的。你自己妥善处理好。她还给厂办打了电话,别让她继续滋扰下去就行……”

文学部主任替我向厂办解释了,厂办也就没将这件事当成一件事儿。

下午我在家中写作时,一个陌生的女人来访了,三十多岁,高挑的身材,衣着颇时髦,形像也还看得过去的那一类女人。端正的高鼻梁上架一副银边眼镜,斯文又矜持的模样。

她不待坐下,就急迫且怀疑地问:“你真是作家梁晓声?”

我反问:“那么您就是和另一位作家梁晓声交上朋友的女士啰?”

她不回答我的话,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看,连说:“不像!不像!他高高的个子,挺英俊的。”环视着我那不足十二平米的唯一的房间,又说:“他住在兆龙饭店!他怎么会住这种地方呢?”

听她那口吻,倒好像我是冒牌儿货。

我不再说什么,低了头默默写我的。巴望她识趣儿些,不要继续侵占我的时间。

“那么你不是上将的儿子?”

我说:“我是建筑工人的儿子。”

“那么你家里也没给你留下值三十万美金的房产和值四五十万美金的名人字画?”

我说:“对。”

“你也没有日本护照?没有可以在日本长期居住的资格?”

我说:“没有。”──仍不抬头看她,不过一边写一边简短地回答而已。

“可他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正教授,介绍中国近当代文学。他此次回国,是因为有美国人要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已经成交了,住在兆龙饭店专等着收到从美国寄来的支票……”

我说:“女士,你起码应该相信你自己的眼睛。我不是那位作家梁晓声,这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且我对那位作家梁晓声也不感兴趣。请不要再跟我说他了吧!”──我还是不抬头看她。懒得抬头看她。

“他对女人说话也比你温柔。语调很多情。目光更那样儿。我在友谊商店买衣服,他一直从旁打量我。后来就走到我身边,建议我应该买另一件。说另一件的色彩和款式更适合我。我本来只不过看看,并不想买的,经他一说,倒不好意思不买了,钱不够,他还替我垫了二十多元,后来就请我吃饭……难道……”

我终于抬起头,望着她冷冷他说:“毫无疑问,女士,您遇到了骗子。”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好好儿的一件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她失落极了!意思分明的是──我也并非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女人啊!可我却想到了样板戏《林海雪原》那句流传广泛的台词──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我并不将她视为狡猾的狐狸那一类女人。恰恰相反,我觉得她整个儿一个傻大姐!不可思议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傻大姐!骗她这样的女人,那冒名的作家梁晓声甚至在“战略战术”上未免太“正规化”了。也许玩儿闹着似的,就足以将她骗了。

“梁晓声还借了我六千元钱……”

我一听,心里可就幸灾乐祸。我半点儿也不同情她。半点儿也同情不起来。正如没法儿不幸灾乐祸起来。分明的,她的损失不仅在金钱方面。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

一个女人,如果能将自己“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给予一个才认识了没几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了解的男人,那么他进而把她弄到床上去,也就是既顺理成章又顺便儿的事了。

我心想──活该!你又不是不诣世事,天真无邪的少女,那么简单那么“程式化”的伎俩就把你从钱和性两方面都骗了,只能怪你自己。我心中还是半点儿也同情不起她来。只觉得她令我鄙视和厌恶。

我问:“那个梁晓声答应带你去日本吧?”

她微微点了一下头。

“还答应和你结婚?”

她又微微点了一下头。

我站起身,冷冷地说:“那么你就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呀!快满北京寻找他去呀!正如你自己说的──好好儿的一件事儿。找不到他,不就是美梦一场了么?”

我一边说一边走出家,站在家门外,一手拉住门不使门关上,一手做向外恭请她的手势……

她当然明白了我是在向她下逐客令。

她一边低了头往外走,一边嘟哝:“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好好儿的一件事儿……”

我见她已泪眼汪汪。

她走后,我静下心一想,我这作家梁晓声,明知另有“一位”很帅的,善于奉迎女人心理的,是上将独生子的,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正教授的,马上就有一张近百万美元的支票到手的“梁晓声”,兴许正在别的什么地方又以同样的伎俩对别的女人行骗,我这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似乎也太没起码的社会责任了……

于是我简单地将这件事写成七八百字,郑重地征得文学部主任同意,盖上了文学部的公章,寄往了《北京晚报》。

这就是当年《北京晚报》上登的“梁晓声告诫‘警惕梁晓声’!”

标题不是我拟的。是报社加的。当年一些文学界朋友还议论纷纷,以为我不甘寂寞,哗众取宠,自己想出一个“点子”,意在替自己制造“社会新闻”,抬高知名度……

其实我当时哪儿有这么复杂的动机呢。而且这么一桩事儿,又算的什么“社会新闻”呢?

我倒是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自己的名字和“花边文字”连在一起带来的心理滋扰。

但是我当年也并未责怪报社编辑何必加那么一个怪里怪气的标题。试想编辑也必是和我一样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啊!反正以后再没有被那另一位“梁晓声”骗了的女人来找过我,于是,于报社编辑,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梁晓声告诫‘警惕梁晓声’”这一“花边文字”,却使池田寿龟老先生非要“拜访”我不可了。

他先打电话与我联系,说他接受了外文出版社交给他的任务,正在翻译我的《从复旦到北影》和《京华见闻录》两篇自述体文章。本打算初步翻译完了再“拜访我”。见了晚报上那篇文章,禁不住希望立刻见到我了……

几天后我在家里接待了他。很矮,肤色很黑,头发花白的一位日本老先生。脸上皱纹多而且深。看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记得他当时穿了一件旧风衣。一条很普通的线围脖差不多是胡乱地缠在脖子上。一副不修边幅甚至有几分邋遢的样子。那一天外边刮大风。他在北影门口就下了出租车。北影院内到处正在营建。他走走问问,走了十五六分钟才走到我住的十九号楼。待我见到他,他已浑身灰土。灰土藏进他脸上多而且探的皱纹里,看去蓬头垢面的。

他进了门不停地搓着双手说:“好冷,好冷,冷的‘斜乎’!……”

一口中国话说得挺流利。

那一天的确很冷。他穿的也太单薄。

我先请他站到走廊里,替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一通扫。扫尽他身上的灰土,又兑了盆热水,带着毛巾香皂,请他到筒子楼的公共洗脸池那儿洗把热水脸。他脸上灰土太多。几把脸洗过,水已浑了。他的目光便望向我拎在手中的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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