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第02节

作者:梁晓声

一年后,年轻的寡居的伯爵夫人与自己的侄子结成夫妻。小说的名字我虽然记错了,但是那女工临死前说的话,铭刻在我记忆中。

我还记得对这篇小说的介绍中这样写道:“作品一发表,贵族阶层大哗,对作家进行愤怒的围剿。贵妇淑女们,谩骂作家是一只可憎的忘恩负义的猴子,‘一旦攀上高枝,便向人间作态’……”

陈老师自始至终听得很认真。

他又问我看过哪些中国文学作品。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都看过了什么什么。

他沉思了一会儿,忽然问:“看过《牛田洋》么?”

我说:“看过。语录引用得太多,不是小说。”他不再问什么。

我便告辞了。

抬大木的伙伴们围住我,问我复旦的老师找我什么事儿,问了些什么,我怎样回答的。

我复述了一遍,他们就一个个直拍大腿,说我是个大傻蛋,不该对复旦的老师卖弄,大谈什么西方文学。尤其不该贬低《牛田洋》,那是“革命样板文学”。他们认为我如果回答得高明,兴许能入复旦。

我想哪有这等好事落在我头上?我上鹤岗市邮电学校,已是板上钉钉了。报以一笑而已。

第二天,那复旦的老师到师里去了。

隔了三天,他从师里回到了我们团,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见面就对我说:“你的档案,我从团里带到师里了,如今已从师里寄往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讲不出话。

他又说:“关于《牛田洋》的那些话,你如果真入了复旦,是不能再说的。复旦很复杂,言行要谨慎。不要希望目前情况之下能在大学学到很多,自己多看些书吧!多看书,对一个人今后总是有益处的。”

事后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名额,都分在了黑龙江省。黑龙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团。其中一个名额又分在了我们二团。陈老师住在招待所里,偶读《兵团战士报》,发现了我的一篇小散文,便到宣传股,将我几年来发表的小散文、小诗、小小说一类,统统找到,认真读了。还给黑龙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了解我在那里的表现。然后亲自与团招生办交涉。将我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联在了一起。

是机遇吗?不是机遇又是什么呢?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对我不好,不连续两年推荐我,便没有这机遇。如果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那些老编辑们给我写封很坏的而不是很好的鉴定,便也没这机遇。如果陈老师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团战士报》,仍没这机遇。如果不是陈老师是另外一位老师来招生呢?更没这机遇。

我的机遇是许许多多人给予我的。我甚至认为包括木材加工厂的卫生员和菜班班长。这次机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生活中,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没有机遇,便默默无闻。而一旦有了机遇,谁又能断定走在大马路上的一个什么人,不会在一番什么事业中取得什么成功呢?

当时我们兵团创作员中,不少人在写作上都比我强得多。那次机遇却偏偏落在我头上。对他们真是不公正。对我真是太幸运。

我是兵团创作员中最早离开北大荒去上大学的一个。

让我在这篇记述性文字中,对当年木材加工厂的我的知青伙伴们;对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在文学上给予我许多指引的老编辑们;对复旦大学的陈老师,再次表达我永远的感激吧!

也让我感激机遇吧!

这冥冥之中的仿佛法力无边的主宰。

而且让我说,人啊,都为别人更多地创造机遇吧!如果人人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机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业而不成功,有时实在不是因为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机遇。进而言之,是缺少为他或她创造机遇的一些人们。我们为他人创造机遇,更多的时候并不损失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仅仅因为“我不能,你便也别想”这样一种心理,断送了别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遇,那是多么该诅咒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太多了。少一点,生活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有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记。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无人赏识他的音乐天才。他偶识了乔治·桑——这也是机遇。乔治·桑引他进入自己的沙龙的第一天,邀请了许多音乐界名流,告诉他们,大音乐家李斯特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在接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前的半个月,我每天仍抬木头。身体愈加不行,撑着。以此感谢心中要感激的一切。一天,竟晕倒了……

我到复旦那天,两腿浮肿,鞋袜难脱。以为是在火车上坐的。并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症状。

当天晚上,专业已报到的同学们,聚在一起开“认识会”。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几个小苹果,不好意思拿出来。也不好意思光吃别人的。就吸烟。

我的东北老乡,c,女姓,放在桌上的是两个哈尔滨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脸盆那么大。我只在很小时吃过几次。当时哈尔滨难以买到。大家觉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说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乡的,太客气反而显得疏远。我在一师,c来自五师,原先互不认识。心中暗想,同学中有一个老乡兼兵团战友,真不错。

有一同学问:“听说你们哈尔滨人天天吃这种‘大列巴’?”c回答:“当然。哈尔滨人个个都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

我觉得很有纠正一下的必要,便说:“只有百分之五,也许还更少的哈尔滨人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从小吃大饼子长大的。”

我说的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时哈尔滨人的粮食定量是——面粉二斤、大米一斤,其余全是粗粮。米面在一般家庭中,除了过年过节,都是给上班的人带的。

c当即反驳我:“你一个人是吃大饼子长大的,也代表不了哈尔滨人。我就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

我据理力争,说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个,当然代表大多数哈尔滨人。她不过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个,无论如何代表不了哈尔滨人。

她生气了,说:“你说谁是‘一小撮’?告诉你,我的家庭是‘革干家庭’!你侮辱革命干部!”

我说:“我不知道啊!可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为什么要欺骗这么多初识的同学们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吃的是粗粮!哈尔滨人如果都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哈尔滨人早算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这是非辩论清楚不可的。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一向特别敏感,容不得别人当我面说一句假话。

她说:“你的话里明明有对现实不满的意思!”我火了,说:“咱俩都是工农兵学员,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就算我对现实不满,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我就有权批判你!”我说:“你不过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共产党员,统计一下,你在共产党员中也不过是百分之五!”其他的同学就劝解。

他们越劝解,我越来气。我希望他们都能够相信我的真话,而不要相信c的假话。但他们似乎对我与c争论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对“大列巴”感兴趣。这比他们相信了c的话还令我气愤。若在兵团,如果c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说哈尔滨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还坚持,非被吃大饼子长大的哈尔滨青年们合伙揍一顿不可!

怎么能瞪着眼睛认真严肃的说假话呢?

c拍了一下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是在分化我们党员队伍!”

我腾地立了起来,说:“滚你妈的!”将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转身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从不骂人,是到木材加工厂后学会的。学会了,就觉得在必要时来一句“滚你妈的”,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床上,还气得不行,还想再去找c展开一场大辩论。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种过于认真而又过于激烈的劣根性。在连队,跟几任连干部大吵过。在团里,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参谋长大吵过。到木材加工厂,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团。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团。劳动很能干,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为这种性格,重新入团竟入不了啦。四年后,调到团宣传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请求恢复团籍,补了十二元多的团费。教训可谓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呢?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也有之。干嘛脸红脖子粗地争谁代表百分之九十五哈尔滨人呢?

听隔壁宿舍阵阵说笑声,我忽然意识到,我是换到了另一种环境里。复旦与北大荒太不一样了。我将与之共处的同学也与木材加工厂抬木头的伙伴们太不一样了。我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想起陈老师在我们团招待所里对我说过的那番告诫的话,倏然地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隔壁宿舍里不断传来欢声笑语。c的说笑声尤为响亮。同学们吃着她的“大列巴”,当然不会表示怀疑她的话而相信我的话了。

可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刻一样,希望自己的话被相信。每月二斤面粉的哈尔滨人……我心里真是有些难过。

隔了两天,我到医务室去看身体复检结果。医生问过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验单,只看了一眼,就低声叫道:“乖乖,好家伙!”接着说:“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不用手扯我,用夹化验单的夹板从背后顶着我往前走。我就这么被顶上了医务室的二楼,顶进了一扇三夹板临时做成的门内。我糊里糊涂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医生说:“肝炎隔离室。”

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带病毒者——转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请求道:“那也得让我回宿舍一次呀!”

医生说:“不行。你的一切东西都得经过严格消毒。消毒后日常用的我们会替你送来。从现在起你不能离开这里!”

共有二十几名各系各专业的新生被关闭在“肝炎隔离室”。我是其中肝指数最高的。大家的活动区仅限各房间。每房间四五人。有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阳台下是篮球场。可谁也不愿出现在阳台上,那好像等于自我展览。

我苦闷起来,唯恐被退回兵团。未入复旦,不知复旦名气。入了复旦,方知复旦果果真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地方。有一个上海“老高三”的新生,与我对面床,每天向我讲复旦的历史。我才知道复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从此对这所大学肃然起敬。

有一天,学校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有些异常。那“老高三”经常偷偷溜出隔离室,带回一些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们,是某国元首到学校参观。还说翻译就是复旦上一届分配到外交部的学生。“肝友”中一个外语系的,不知为什么就哭了。大家问他哭什么?他说:“我的名额将来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现在却被关在这儿!”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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