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第03节

作者:梁晓声

不久,收到了朋友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三位姑娘接到我的信那天,正都在股里开会。她们互相传阅了我的信,谁也没有说什么,谁也没有表示什么。散会后,我的信就遗留在桌子上。没人收。一连在桌子上放了几天,后来就不知哪去了。大概当废纸被烧了。还告诉我,三位姑娘,已有了意中人,爱情都很美满。她们是真心实意地都关心着我,像过去我曾是宣传股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一样关心着我。她们还向股长建议,动员我寒假或暑假回团里探一次“家”,往返路费由她们“报销”……我怔呆了许久许久。

又读她们的来信,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仿佛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她们站在我面前婉婉地对我说的。都是我从前与她们相处时听惯了的话语。如果离开她们上大学的并非我,而是我们宣传股“知青家庭”中的另外一个人,她们依然会写这样的信,信中依然会写那些话语。她们如此珍视友情,如同养蜂人珍惜蜂蜜,那乃是因为她们的天性本如此。她们的品德本如此。她们为人的原则本如此。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心怀鬼胎的是我自己。亵渎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没那样做之前,我不知自己的灵魂内还蛰伏着一个鬼。在我那样做时,那鬼就变成了我自己。因而我不能看到自己有多么丑恶。在这件事已无可挽回之后,我自己开始憎恨我自己。以前我也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但都是在并无鬼胎的情况下做了的。也自责过。但从没有鄙视过自己。从没有憎恨过自己。而这件事则不同。它的本质证明着为人的鬼诈、狡猾和虚伪。动用了心术。而且是对三位真挚地关心着我的姑娘。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谁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梁晓声,梁晓声,你这个狗崽子,你真不是东西,你真没人味啊!……”

我只有在心中暗暗诅咒我自己。

那一下午,我没说一句话……新学期第三天,全系在一起开大会。什么内容我已记不起,只记得许多平常见不到的老教授们全到会了。

首先照例是系工宣队队长、总支书记讲话。他讲了些什么,我也不能全记起了,只记得这样一句话:“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窝。工农兵学员不要只带着红口袋来到大学装知识,还要积极参与复旦的斗、批、改,彻底占领上层建筑……”这番话是针对新生说的。也分明是针对那些老教授们说的。他们当时那种普遍的无动于衷的默然表情告诉了我这一点。接着是评论、创作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代表发言。

我是创作专业新生的发言代表。我成为发言代表,是“毛遂自荐”的结果。同学们互相推诿。有的是真推诿,有的是假推诿。c其实很想受命当之,大家也都认为应该。因为她是支部副书记,但她既非常想,又忸怩作态,希望造成一种大家逼迫她成为发言代表的局面。我看不顺眼,就说:“她如果真不愿意,我可以代表大家发言。”我主动请缨,谁也不好说不同意。于是发言代表就是我了。c老大不悦,一张宽脸拉长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与c过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淀着一种强烈的、长期被压抑的、爱出风头的愿望。活了二十五岁了,社会还没为我提供过一次像样的机会。让我像样地满足地出一次风头。按说“文化大革命”总该算一次机会,出身干净,红五类。大风头出不了,小风头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个什么红卫兵组织,并非干不成。我们中学里,最初起码有三十几个红卫兵组织。最小的红卫兵组织只有七八人。我又觉得那种风头太丢脸面。黑龙江省“炮轰派”的一个头头,哈军工的学生,与“捍联总”的头头们从北京谈判后回到哈尔滨,站在飞机舷梯上,答各派战报记者问,那潇洒风度,那演讲才能,令我羡慕极了。当时我十九岁,那个头头二十四五岁,正是我到复旦的年龄。十九岁的我到机场看热闹,目睹仿佛电影里的情形,那时便暗暗想,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我死也甘心了!

全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联合代表大会召开,也去看热闹。一位中学女红卫兵领袖,站在台上,面对数千人,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安娜一样,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数千人顿时鸦雀无声,而后以铿锵的语调大声演讲:“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们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踏平巴黎!占领伦敦……”于是台下嚣起一阵阵口号的狂涛:“光复莫斯!解放华盛顿!……”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为那中学女红卫兵领袖摆弄扩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下乡后,渐渐地对一切轰轰烈烈都厌倦了,但是更爱出风头。开个什么庆祝会,总要胡写几行歪诗当众朗诵朗诵。若有人奉承:“诗写的不错呀!”便足可得意几天。后来也终于觉得不过瘾,也厌倦。期待着我人生路上有更辉煌的机会到来,出更辉煌的风头。

二十五岁,二十五岁,这真是年轻人最最渴望出风头的年龄!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未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开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将代表专业新生发言,看成是在全系师生面前的一次公开“亮相”。在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中,在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面前进行一次精彩的发言,我以为这风头是大大值得一出的。是一次够辉煌的机会。

预先写好了发言稿,但对同学和老师说尚未写好。发言稿揣在兜里,走出学校,在校园后围墙下来回徜徉,将发言稿背了下来。

我要达到在发言时出口成章的效果。

我要在发言后引起掌声和窃窃私议。

我要在散会时听到学生、教授和讲师们互相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哪个专业的?几年级?”

还要听到这样的称赞:“发言太有水平了!”

“简直出口成章!”

“从容不迫!”

“有演说家气质!”

还要引起男学生们的嫉妒。

还要从此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吸引女学生们的目光。

还要从此为自己在专业,在系里奠定一种优上的地位……

在学校“肝炎隔离室”和传染病医院里孤孤寂寂地度过了整整一学期,想出一次风头的愿望几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开会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铁灰色的卡中山装。出院后买的。上海那时流行衬领,便新买了一条洁白的衬领,使铁灰色内露出一圈洁白。单帽早已不戴。头发早已长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个斯文了点的“马立本”,觉得自己还颇有发言代表的风度,挺自信的。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长的讲话,扰乱了我背熟的发言。我觉得他说的太荒唐。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我来。他的话刚结束,我便站了起来。我说:“我不同意您的话!复旦大学谁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给我们看!当然不会是我们工农兵学员吧?那么难道是这些教授?副教授?讲师们不成?我看他们没那么可怕!在上、管、改中,工农兵学员不是与革命的教师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吗?虎豹豺狼一词,不是明明在分裂我们吗?……”

工人若在工厂里做工,我是很尊敬他们的。若在大学里气指颐使,那再令人讨厌不过了。我是有意当众表示出我对这位工宣队队长的蔑视。下乡前,军宣队也当众顶撞过,顶撞也就顶撞了。在兵团,一般连队的知青,几年后已普通形成了对权力的蔑视。有一次,一位兵团总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厂视察,进入我们男知青宿舍,大家躺着的照样躺着,歪着的照样歪着,光着脊梁洗脸的照样水花四溅地大洗特洗,没一个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说:“同志们好”,也没人应声。

我初入复旦,不知深浅。不知工宣队在复旦的一统天下的权力,更不知“藏龙卧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这句话是张春桥说的。

所以我的话,使全体鸦雀无声。许多老师和许多学生是都知道张春桥说过那句话的。如果我也知道,绝不会当众反驳工宣队长的。我以为反驳他一下,不过就像在兵团时反驳团长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其实大不一样。

我的话所造成的静场效果,使我爱出风头的心理受到了怂恿和鼓励。于是我借题发挥,侃侃而谈。好像还说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从书架上走下来,与老教授们坐在一起,同样引起我的敬意一类的话。总之,接下来我说的尽是一些花哨浮丽、卖弄chún舌的话。大大地哗众取宠了一番。工宣队队长脸色阴沉严峻。

“住口!”有人打断我的话,是评论专业三年级一名上海男同学,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刚坐下,第二个立刻站起,一场批判会自发开始。我是那么不堪一击。没有机会站起来反驳。有机会站起来也失去了反驳的勇气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扫而光。坐在那里无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学。这应该被解释为复旦的一种政治现象。同全国所有文理科大学一样,中文系也是复旦的“神经”。是工宣队控制最严的系。如果说其他理科各系的学生还可以也能够将政治视为“副科”,中文系的学生则不得不将政治当成本科。在那个历史时期,复旦中文系实应改为“复旦中国政治系”。复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戏与中国大舞台上的政治戏,是按照同一脚本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队。导演也是他们。在一切运动中,中文系带动哲学系、新闻系、历史系,然后带动起全校。

徐景贤曾对复旦工宣队指示:“北有北大,南有复旦。这是我们的两座桥头堡。复旦应该成为斯莫尔尼那样的大学。”斯莫尔尼,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苏维埃夺取政权培训武装力量的革命大学。“四人帮”希望将复旦的学生培训成既能为他们夺取政权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卫冬宫一样有朝一日保卫他们的“中国士官生”。

工宣队在中文系培训的骨干,以上海学生为主。指出这一点,也许会伤某些上海“工农兵学员”的自尊心,但这是事实。有许多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张春桥曾对复旦作过指示:“要多输送上海学生进京”。

但另一个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上海学生,都愿意成为“骨干”。像c那样的外地学生而积极靠拢工宣队的,有之,不多。每一个怀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图在告别复旦时,得到复旦慷慨的政治馈赠。失掉了些什么,他们不在乎。像今天某些人对钱的观念很实在一样,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对政治的观念也是很实在的。这也就是“四人帮”粉碎以后,许多应该“说清楚”的人,为什么只谈政治,不谈灵魂,说来说去总也说不清楚的缘故。

我的风头出得很划不来。但因此出了点名。许多学生从此都知道中文系有个梁晓声。在女学生们眼中,我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而已。但我并不认为这不公正。很公正。与其说那是对一个工农兵学员的观点的“围剿”,不如说是对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的公开声讨。

在五角场买香烟,碰到了专业的一位老师。

他问:“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病了?”

我说:“没病。”

他说:“你刚出院不久,肝病容易复发,要注意身体啊!”我说:“谢谢。”

他说:“感到压力了?”

我说:“有点。”

他说:“工宣队是很恼火,还要继续动员学生对你进行推判。我替你多次辩解过了。你是新生,刚入校,对复旦的情况缺乏了解,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也情有可原。”我没作声。

他又说:“其实我和你的观点一样,工农兵学员应该同革命教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大学又不是动物园,哪有什么虎豹豺狼?耸人听闻嘛!即令有,也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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