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第09节

作者:梁晓声

沃克毕竟是留学生,他们不敢过分放肆。所谓“教训教训”,不过是推过来搡过去,一拳一脚而已。其中一个极为可恨,打了沃克一记耳光。

他们离开我们的宿舍时,小莫大声谴责:“你们怎么能殴打留学生?!”

为首的一个答道:“叫他明白他是在中国。”

我说:“你们踢碎了我的暖瓶,得赔我。”

那家伙冷笑道:“就算你为我们的革命行动贡献了吧!”他们扬长而去。

沃克捂着脸在自己床上坐下,许久才喃喃地说:“真想不到,在中国,我被中国人打了。如果我的老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不知会怎么想。”

小莫说:“沃克,你应该通过瑞典使馆向那几个家伙提出严正抗议!”

沃克摇摇头,说:“不,我不会那么做的。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在我记忆中,瑞典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抗议。我不愿因为我自己,使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受到丝毫影响。”

我说:“沃克,你回国吧!目前你在中国能学到什么呢?世界这么大,你又何必到中国来留学呢?”

沃克沉默许久,又摇头,低声说:“不,我不回国。也许他们以为我会害怕了,回国去。可是只要我还没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就要在中国呆下去,亲眼看到你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将导致中国发生什么局面!”小莫揉着头,无比歉疚地说:“沃克,真对不起你,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你。”

沃克望着他,苦笑了一下,说:“你们每一个中国人也没有能力保护你们自己呀,不是吗?”

小莫无言。

我说:“是的。”

沃克说:“这真可悲。”

我果然又遭到了“算计”。

而事件凑成之情节,犹如小说家的巧妙构思。

先是,半年前,弟弟给我汇来了二十元钱。隔日,我要到邮局取钱,却找不到汇款单了。我在宿舍楼各楼口贴了“寻物启事”,两日后也无人送回。便到系里开了一张证明信,证明我汇单已丢,将二十元钱取了回来。

几天前,我又到杂技学馆去体验生活。一天傍晚,接到v从学校打来的电话,告知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正缺钱花,便匆匆赶回学校,拿到了汇单。邮局已经下班,只好将汇单带回杂技学馆。

第二天,和我一同在杂技学馆体验生活的c,有事要回学校,我就将汇单交给她,委托她代取。

她回到学馆,快晚上十一点了。

我已躺下,在看书。她敲门,我给她开了门。

她不进,站在门外对我说:“明天上午,系工宣队庄师傅叫你回校一次。”

我问:“什么事?”

她一笑:“不知道。”

我觉出她那一笑颇不善,但又想不出自己近来有什么失谨的言行足可被人“整治”,也就随她笑得不善,又问:“我的汇款单替我取出来了么?”

回答:“e老师替你取。”

e老师是我们专业上一届的留校生,我们的“教导员老师”。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因此而怪,不免再问:“怎么e老师替我去取?”

c又那么令人莫测高深地一笑,其意味更加不善,慢悠悠地答:“我没工夫。”一双眼中,放射出两股冷气,逼得我从脸到心一阵发寒。

复躺下后,总觉c那笑,那话,那目光,包含着什么幸灾乐祸,不再能看下书去,苦思苦索,终不悟其所以然。辗转反侧,难以安睡。

翌日,满腹狐疑回到学校,e老师和工宣队庄师傅在工宣队办公室联袂“召见”了我。

e老师随口问了几句在杂技学馆深入生活的情况后,话锋突然一转:“你最近丢什么东西了么?”

我回答:“前几天将书包在四十八路公共汽车上丢了。”又问:“除了书包,还丢什么了?”

我一贯地丢三忘四,想不明白为什么问我这个,还以为他们要发慈悲,补助我点钱呢!便答道:“除了书包再没丢什么。书包里有十几元钱,不过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就是这张汇款单吗?”e老师拉开抽屉,将那张汇款单取出,朝桌子上一丢。

我说:“是啊,您没替我取出来啊?”

e老师脸色顿变,厉色道:“你好好看看。”

我拿起那张汇款单“好好”看,写得一清二楚,是弟弟汇给我的没错,问:“怎么啦?”

“你看看邮戳!”

我就翻过来看邮戳,一时不免大为尴尬,呐呐地说:“这是我半年前丢的那张汇款单呀,从哪儿出来的呢?”“这正是我们要向你提出的问题!”一直正襟危坐的庄师傅,朝我瞪起了眼睛。

我说:“这得去问v呀,是他打电话叫我回来取的,那么他一定知道这张汇单是谁从什么地方找到的。”

“v在宿舍,”e老师站起来说,“我这就去问。”e老师走出去后,那位工宣队领导者一边吸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瞧着我。许多人在讯问别人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装出捷尔任斯基的样子。这位工宣队领导者也不例外。他大概自以为他那双肉眼泡投射出来的目光,也必定称得上“鹰一样的目光”。

一会儿e老师回来了,身后跟着v。

不待e老师开口,v便冲我大声质问:“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你怎么无中生有呢?”

“你……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可我明明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啊!”

“你胡说!岂有此理!”他仿佛被牵扯进了什么极不光彩的事件之中,作了“严正声明”后,愤愤离去。

见他那种仿佛受了奇耻大辱的样子,我真怀疑自己从电话里听错了声音,低声说:“让我再想想,也可能是别人给我打的电话……”

e老师说,“你不必想了。我问过咱们专业所有的同学,谁都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了——我企图用一张作废的汇单,再从邮局骗取二十元钱,且让别人代取,嫁祸于人之心,昭然若揭也。

庄师傅说:“坦白交待吧,这张汇单你为什么保留至今?”

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是说——你半年前伪装丢失了汇单,从学校开出证明取了款,而将汇单保留至今——是有“蓄谋”的。

“我?!……我将汇单保留至今?!”我拍案而起。“你坐下!难道是别人替你保留至今的吗?!”工宣队领导者也拍案而起。

e老师说:“这件事明摆着,性质是严重的,证明你的品质。手段也是恶劣的。你要抵赖是不行的。只有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否则,你是不能带着这样一个没有交待清楚的问题毕业的!”

我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办这种蠢事吗?二十元啊!不是二百、二千,值得我从半年前就处心积虑,制造假象吗?难道我不知有人正希望我毕不了业吗?”e老师说:“你不要将问题扯到别人身上去,这对你自己没什么好处!”

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说:“你的态度很坏,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吧!你回去想想,还是诚实点,别拖到毕业分配时处理!那样对你更不利!”

我简直发懵了。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希望“莫须有”的事成为事实。更不明白他何以会因此而内心里产生了某种快感似的。

我说:“我什么也不会交待的,随你们的便吧!”说罢,起身便走。

回到宿舍里,小莫见我脸色不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将事情前后对小莫述说了一遍。

小莫追问:“到底是不是v给你打的电话?”

我说:“是。可他否认。”

沃克连声说:“这太无耻了!这太无耻了!……”小莫沉思了一会儿,说:“我问你一句朋友之间的话,你可别多心。”

我说:“问吧。”

小莫说:“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吗?”

我说:“见他妈的鬼吧!我只希望能让我平平静静地度过这最后一个多学期!我家有老母病兄,我想回哈尔滨。回不了哈尔滨,能让我回兵团也罢!”

小莫说:“那就好办了。我代你找v去谈判!告诉他,他可以想方设法进北京,但不要和你竞争,更不要陷害你达到目的!”

似乎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沃克却说:“这太软弱了,这太软弱了!我看让我找几个留学生狠狠揍他一顿才对!既然你们中国学生可以在工宣队的唆使下蛮不讲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联几个留学生揍v一顿!”

我说:“沃克,你要敢这样,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小莫的“谈判”以失败告终。

v将此事亦向工宣队汇报了。

于是我“莫须有”的“错误”更加“属实”,情节更为“恶劣”。

小莫懊悔不已。

我婉言相劝。

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v给我打电话,还有一个人也在电话中对我嘻嘻哈哈了一阵。

这个人是谁呢?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更不敢贸然问谁。

沃克仍想串联几个留学生揍v。我和小莫极为严厉地向他提出警告,他才彻底打消了念头。

好事无人知,丑事有人传,此话真不假。中文系许多学生,都渐知创作专业的梁晓声“出事”了。于是有人因此而莫明其妙地觉着高兴。虽然我与他们并无利害冲突,亦无什么不快的瓜葛。自己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的某些人,见别人“出事”了,可不是会觉着也够高兴的么!实乃中国人的心理遗传。

我走在校园里,出现在图书馆或食堂里,便不免招至某些人看一个“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觉着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着我。我也确实觉着大不自在。c和v们,当然挺高兴的。因为这正是他们预期的“舆论效果”。

在给工宣队打的“证言”中,c写道:“某月某日,事发前,我与梁同返杂技学馆。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邮局内的‘汇款领款常识’前,看了许久——可见其犯错误前是有缜密准备的。”

确有其事。我承认了。她寄信,我没事,就看那东西。“梁在将汇单交付我时,犹豫了一阵——这是其犯错误前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也承认了。确实犹豫一阵——因我本不愿劳她代办任何一件小事。

“当我对梁说:‘e老师替你取’时,梁的脸色顿时苍白,呆呆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他预感到事情将要败露时的紧张心理的反应……”

这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

但她觉着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我也无法。

v的“证言”简单些,只有两条,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没给梁打过电话,叫他回学校取汇单。二、莫替梁与我“谈判”,企图说服我承认给梁打过电话。

作废了的汇单压在工宣队那儿。人证物证俱全,只待我低头认罪了。

我离开学校,“逃亡”杂技学馆。

大学里有工宣队。杂技学馆也有工宣队,是上海某纺纱厂的几位女工。学员们尽是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整日被关在曾是汪精卫的一个小老婆的独院别墅里练功,其实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但几位纱厂女工却不这么认为。她们也时常地制造出什么“新动向”、“新情况”,折磨孩子们,折磨杂技老师们,也折磨她们自己。仿佛不唯此不足以显示出她们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在她们的授意下,也常常写几张“大人腔”的思考“路线斗争”或“思想斗争”的大字报。贴在练功房里。

我是北方人,爱吃辣酱。学馆的赵老师就经常从家中带点辣酱来送给我。赵老师是学馆负责人。但受工宣队领导。被女工宣队员领导更是不幸。故而学馆内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便集中体现在她和几位女工宣队员之间。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马玉涛。她也是北方人。我们便认了“老乡”。她为人坦诚,性格耿直,我觉得她比几位严肃的女工宣队员可亲,愿意接近她。她是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而且是苏联舞蹈家西诺夫培训过的。工宣队认为她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则觉得她不唯可亲,亦复可敬。我亲她近她。女工宣队员们大不高兴。她们认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理应对工宣队员们亲而敬之,才对头。否则,就不对头。她们经常对c叨叨咕咕,说我“屁股坐歪”了。c是我在学馆体验生活时期的直接领导,非常乐于将学馆工宣队们对我的这类意见反映给学校工宣队。其实我的屁股是常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她们还是不高兴,认为我“屁股虽然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可“思想是与赵老师合拍”的——也即“与旧文艺思想合拍”。我无法讨她们欢心,只好随她们不高兴去。她们不免常以冷脸对我。

有一次我问赵老师:“她们怎么这样呐?”

赵老师说:“你别在意,只当她们是在更年期。”

我那时特傻,不知“更年期”为何意,因问“更年期是怎么回事啊?”

赵老师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

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格外同情起来。中文系图书馆有“文革”前的《妇女杂志》,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阅,选出几册载有“妇女到了更年期怎么办”一类文章的,借出来带到学馆,推荐给几位女工宣队员读。不料想她们甚为恼怒,以为我当面羞辱她们。其实我一向尊重妇女,而且确确实实一片好意。我尽办傻事。

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先生小女黄小芹,在杂技学馆作钢琴伴奏老师,与我是同龄人。我们之间亦颇有话说。心是相通的。常背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觉得彼此都一吐为快。我们唯独不避赵老师。小芹是赵老师调来的人。赵老师与我交谈时,常流露出对佐临先生的敬仰。她将小芹调到学馆,颇费了一番周折。几位“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当然自以为她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断,一个“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一个被“打翻在地”的“资产阶级戏剧艺术家”的女儿,再加上一个爱吃“文艺黑线”上的人物的辣酱,“屁股坐歪了”的工农兵学员凑在一起,所谈所论肯定都非“革命言论”无疑。

我从学校逃到学馆,连我给他们作了半年之久辅导员的孩子们也知道“大梁老师出事了”。c已将“舆论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喜爱的孩子们用种种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态度对待,令我尤其不堪忍受。连赵老师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慾问而不便问。

我也没心思向她们解释。只好再逃。

上海郊区有个小镇叫朱家角。据说电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镜头,就是在那里拍的。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镇上。他回上海探家时,曾带我到他的外婆家住过几日。我很喜欢那小镇。那里似乎是一个宁静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诚地欢迎我再去作客,视我为他的亲外孙一样。

我从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着实过了几天清静日子。老阿婆说我瘦的叫人可怜,顿顿给我做好吃的。

一天,沃克竟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令我大出所料。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沃克回答:“小莫告诉我的。”

我只告诉了小莫一个人我在什么地方,而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他告诉了沃克,我有些不悦。我不愿被任何一个人扰乱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静。这小镇上最主要的一条街,又深又窄。两旁尽是歪斜的木板阁楼。对门住着的女人们,常一边坐在自家门坎上摘菜,一边隔街拉话。姑娘们结伴从街上走过,木底拖鞋在石路上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其声如梆,远远地传过来,又远远地消失了。给这小镇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音韵。而老人们在敞开的窗口隔街对饮,那真是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镇外还有一条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桥。河中有木船驶来驶往。就这些,对我已足够了。我喜爱上了这小镇。而最主要的是,这小镇的政治氛围较淡薄,不那么压迫人。没有男性工宣队。也没有“不知将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也许。只有镇“革命委员会”那幢不大的二层楼里的人们,才像别的地方的某些人们一样,有兴趣去玩从中央到地方的那同一局政治桥牌。总之我是那么不愿离开朱家角,不愿回到上海,不愿回到杂技学馆,更不愿回到复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呆到毕业,随便他们将我分配到什么地方。还有那张汇单,也见它妈的鬼去吧!随便他们给我下个什么结论!

沃克看出我有些不高兴,说:“小莫本不想告诉我你住在这里,是我逼问出来的。我不能不来见你一面。因为……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回国了。以后,也许不会再到中国来了……”

我心中倏然对这位瑞典留学生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同时也因为对他的冷淡而自责。

我问:“你为什么突然要回国呢?”

他说:“我把v揍了一顿。”

“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了?”

“没那么严重。不过我对中国感到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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