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闻见录》

第01节

作者:梁晓声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

报到前有半个月假。三年没探家,很想家,想母亲。但我打算分配单位确定了,工作几个月后再探家。我非常希望尽早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将是何处,非常希望尽早对这个单位产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样,我有些茫然。“大串联”时期,我作为“红卫兵代表”,曾往返两次到过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学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选出的。我的中学母校在“文革”初期颇为“保守”,选“红卫兵代表”的条件还不是以“造反性”为原则,其实跟选“三好学生”的条件差不多。到京后,据说大学、中学包括小学的“红卫兵”,已近百万之多。我们先是在天坛公园内的临时席棚里冻了一夜,尔后住到了地质博物馆。各地的“红卫兵”见我们胸前别着“代表”的红绸条,大加嘲讽。说“革命串联”,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每一个“红卫兵”,每一个革命学生的权力。你们有何资格以“代表”身份剥夺他人权力?我们无不大惭,纷纷将引以为荣的“代表”标志扯下扔掉了。

被检阅后,我孤身前往四川的乐山,去探望父亲。父亲的通讯地址是代号信箱,问许多人全不知,到邮局问,答晓得这地方,但属军工单位,保密,不能告诉我。无奈按信箱地址给父亲拍了一封电报。父亲的回电只有三个字“速返哈”。后来听父亲说,当时他们那里大乱,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远“留”在那儿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赶上了一次“检阅”。怎样的形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住在东单外交部家属宿舍,一位什么参赞的家里。我与武汉某“长征队”的九名男学生同住。一间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薄薄的一层干草,上面铺着肮脏的被褥,有虱子。“长征队员”们对住的条件很不满意,就用大毛笔饱蘸墨汁往洁白的墙壁上写各种标语口号。我离开那天,四堵墙壁仿佛挂了四张荷兰奶牛皮,黑一块白一块。其实,主人家的“外婆”对我们挺亲热的。我虽然没往墙上涂过一笔,却替别人感到十分内疚……我伫立在站前广场,想到今后将要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动。

九月的阳光耀得我眯起了眼。柏油马路散发的热气在地表蒸腾,车辆行人街边树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动。

车站的大钟敲响了。我扭回头望着它,心中喃喃自语:“北京,北京,今后请多关照啊!……”

哈尔滨—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弹指间。我仿佛由十八岁开始,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一觉醒来,二十八岁了。可小时候,我连做梦都不曾想到过,二十八岁后我会成为一个北京人。“大串联”时期北京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到处都油漆成红色,使人心里騒乱不安,而且秋季的风沙还那么大。到军事博物馆去参观,西风卷着巨尘在马路上奔嚣。使人联想到骠骑赳赳过长街,蹄下宏沙乱飞扬的“元大都”时期。

尽管北京并不使我觉得亲切,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幸运感。是幸运感,而不是幸福感。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还有几十万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余万北京知识青年。可我这个哈尔滨的小子,竟不知命运中有哪位神祗保佑,摇身一变成了北京人!

人的命运真是充满了机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着某个时期的某种机遇在起重大作用。这乃是人和社会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对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善于掌握住机遇,因为机遇毕竟不可能属于那些毫无准备的人。比起同代人,我的命运这么好,无论我分配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则太对不起我家的祖坟。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广场上,头脑中所产生的最强烈的想法。我问许多人文化部在什么地方,都说不知道。也难怪,我问的多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站,十个人中至少有六七个是外地人。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我问一个年轻的警察。

他回答:“不知道。你要问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还算问对了。文化部……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过有人会问我文化部在什么地方。”

到底是大学生了,我的头脑比三年前灵活多了。我到车站对面的邮电局去查电话簿子。查到号码,拨通了电话,问我们共和国的最高文化机关在什么地方。

接电话的,是传达室的人,反问我是什么人?要到文化部来干什么?口气带有很高的警惕性。

我恭而敬之地说明我是报到的大学毕业生。

“沙滩。”对方回答了两个字,就把电话放了。

我买了一张北京市内交通路线图,不再问任何人,按图换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站在了文化部大门外。

持枪站岗的士兵问我有何公干?我从书包里翻出学校发的介绍信给他看。

他看了一下,还给我,说:“这不是文化部,这是《红旗》杂志社。”

《红旗》!难怪有士兵持枪保卫。积“文革”之成见,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别称。它是一个时期内代表“党中央”给文化艺术定罪的权威刊物。批《海瑞罢官》,批《燕山夜话》,批《上海的早晨》,批《红日》,它都发表过大块文章。一切文化艺术,一切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物,经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动”的,便是成了“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这是一个在“文革”中专门罗织罪名,以进行“焚书坑儒事业”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给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定罪,还给外国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万言地批判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体系,批判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一篇歌颂中国现代芭蕾舞的文章中,还批判过古典芭蕾舞。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么来到了这么个地方啊!虽然我不过是普通的十亿中之一蚁,即使“文革”中犯了什么文化罪,也没有被《红旗》“坑”一下的资格。但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我掉头便走。

走了两步,忍不住转身说:“可人家告诉我文化部就在这个院里啊!”

站岗的士兵说:“不错,就是在这个院里,就在那大楼。这个门,是‘红旗’的门,绕到前面那条街的正门,才是文化部的门。”

我请求道:“那你就让我进去吧!”

士兵说:“不行!各走各的门。”

我说:“好,好,好。”

就又绕了十分钟,绕到了正门。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犹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涌起一番亲情。

“姥姥”家大门口也有持枪的士兵站岗。

被允许进入院内,急急地就往大楼奔去。

没想到在楼口又被一站岗的士兵横臂拦住,朝我要在大门外传达室填写的“来客登记单”。可我在院内急急走着时随手扔掉了。

士兵说:“你找回来。”

我见那士兵是个没法商量的人,无可奈何,只得返身慢慢地边走边找。院里有两个人站住,好奇地瞅着我,大概以为我丢了钱包或什么贵重的东西。

还找到了。怕受到士兵的斥责,认认真真地用手抚平展了,才敢持着重新入楼。

终于进入楼内,先前那种孩子见到了姥姥般的亲情,一扫而光。院门楼口,双重警卫,不算“戒备森严”,也可谓“步步设防”了。我怀疑自己来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么兵种的司令部。

上楼时,就一级级走的很稳重,怕毫无精神准备之下,又从哪里冷不防闪出一个士兵,被拦住盘查。

还好,也就两重岗而已。

走上文化部那一层楼,碰到一位五十余岁的男同志,问他“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在哪一房间。

答曰:“还没成立啊!”

我着急了,一时怔怔地竟不知说什么好,汗也顿时淌了下来。

他见我急成那样,说:“有一个人可能将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问问。”

我便站在走廊等候。

一会儿,那男同志引来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她问我:“你是来报到的?”

我说:“是。”

又问:“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说:“复旦。”再次翻出介绍信递给她。

她看了看,说:“你报到得太早了啊!还有半个多月呢!昨天才让我负责这项工作,我一点都没头绪呢,你十天后再来吧!”

我急忙说:“那可不行,这十天我住哪儿啊?”她问:“你家在哪儿啊?”

我说:“哈尔滨。”

她说:“那你就回哈尔滨嘛,晚来报到几天也没什么的。”

回哈尔滨——我衣兜里只剩下十来元钱了,不够买火车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说:“反正我是不能回哈尔滨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车了。”

她听了我的话,以为我有什么特殊的隐衷,又问:“北京没有亲戚?”

我摇头道:“没有。”

再问:“也没有同学。”

我摇头道:“没有。”

继续问:“一个熟悉的人也没有?”

我说:“有几个当年在北大荒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说:“这就好啦!住他们家吧。三天后你来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这已经算照顾你了!……”

还说什么呢?不能再说什么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谢意,心情沮丧地离开了文化部。

四点多了,我不知该向哪里去?头脑里倏然想到一个人——黄宗江。

便决定去找他。

那时我还不认识黄宗江老师,但已认识了黄宗英老师。在上海读书三年,我觉得最荣幸的事,便是认识了两个我极尊敬的人:一个是黄宗英老师,一个是茹志鹃老师。每每想到她们,心中便怀着感激。

我认识她们,说来也算“机遇”。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大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师,两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参加小说组讨论,担任记录员。如果我没记错,茹志鹃老师,好像担任副组长。小说组还有巴金老、师佗、任干……共十几人。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词,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刚强自尊。会议开了五天,我们常在一张桌上吃饭。我没与他交谈过。因为过于敬重这矮小而又难以压垮的老人。但吃饭时,常替他盛饭,或主动将他夹不到的菜盘往他面前递一下。茹志鹃老师发言不多。身为讨论主持者不得不“请求”别人发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当成一种罪受。读过《百合花》的人,都说茹志鹃老师该是个清秀女性。似乎不应像她本人身材那么高,手那么大,还吸烟。似乎她写《百合花》时,不是个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对劲。而且还有的说她的名字也是那样的文雅。

我没见到她之前,想象中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觉得她就该是那个样子。觉得吸烟对她来说是一种特殊的风度。她那双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该写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双手小巧,倒是有点不像女作家茹志鹃的手了。

我基本上没发言。都是长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愿说,只想听。

但是有一天开全会,《朝霞》编辑部的一位代表发言,竟说什么“像《百合花》这样的小说,思想情调毕竟是不健康的,毕竟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工作者们应自觉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

这使我很恼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喜爱的小说。对一个我喜爱的人,或一篇我喜爱的作品,我容不得别人在大庭广众面前贬低。于是下午继续讨论时,我便措词激烈地发了一次言。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式的发言,没有谈出什么有逻辑的理论。当时我也谈不出什么理论。那次发言之前,我与茹志鹃老师虽然一块儿开了几天会,同桌吃了几次饭,但也并未说过话。我对自己所尊敬的人,只愿将尊敬放在心里,不愿溢于言表。

我发言时,茹志鹃老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神态有些惊讶,有些意外,似乎还有几分担心。兴许怕我说得“走了火”,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

我没“走火”。

记得我说:我们无产阶级所谓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认为实实在在是人类非常富有诗意的情调。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这种情调,那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我们的文学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

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说过而且说得挺好的话,实在不多。这番话便算是。所以我未忘。

我发言后,众人沉默良久。没人支持我,也没人反对我。大家继而发言,都与这话题无关。

接着又开了一天半会。茹志鹃老师仍未与我说话。我也仍未与她说话。

直至散会,她交给我一页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她家的地址,真诚地对我说:“有空儿到我家来玩吧,我这人挺随便,绝不会使你感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欢接近年轻人。”

我共去过她家两次。

第一次是毕业前,带了两位同学,与她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她对我们很坦率,谈了许多与当时仍很“革命”的文艺理论相左的文艺观。

交谈中间,她忽然说:“我把我女儿叫下来和你们认识一下吧,她也喜爱文学。”

就是在那一天,我认识了王安忆。当时安忆还在徐州地区文工团,个子起码比现在矮半头,皮肤晒得很黑,披散着并不浓密的头发,穿一条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裤,趿拖鞋。茹志鹃老师对安忆说:“他们称我老师,按理说你也该称他们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安忆并不称我们“老师”,也没打量我们,似乎是为了遵从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们对面,手中还拿着一本什么书。茹志鹃老师又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今后都有志于文学,你们之间应该有更多共同的话题。”

安忆仍不作声。

我记不得自己对她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她才显然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回答。怎样回答的,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话极快,标点符号不分明。给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可她头脑中的思想又是多层次的,内涵广泛的,是只适于用笔而不适于用话表达的。另一个印象是,她从内心里不大瞧得起我们这三个工农兵学员。

她说完,也纯粹是出于礼貌,陪坐了几分钟,便起身上楼去了。

茹志鹃老师连忙对我们解释:“安忆的性格就这样,你们别见怪。”

我们起身告辞时,茹志鹃老师对我说:“晓声你先留步,我还有话跟你讲。”

我便留了下来。

她说:“《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学》就要恢复了。你毕业后,如果愿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学校争取。”我说:“我是北方人,我还是想回哈尔滨。生活在上海人之间,我常常会感到孤独。”

她沉吟片刻,说:“我能理解你。那么今后不管你分配到哪里,再来上海,我都欢迎你到我家里来。”

这话当时使我很受感动。

她又说:“你是一个好青年。你可别以为你替《百合花》说了些辩护之词,我才夸奖你啊!我是凭直感。你长的像上海人,性格却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欢北方人的性格。”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为《上海文学》改稿,抽时间去茹志鹃老师家中看望她时,她向安忆的父亲介绍我,第一句话仍是:“晓声是个好青年……”

她说这话从来是很认真的。

也许她无法知道,这句话对我是多么重要。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好青年,但认为自己还不坏。从复旦到北影,至今已经八年,在名利场上,在影视圈中,没有沾染什么很可恶的坏毛病,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实在是因为经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变成了某一类人,茹志鹃老师将会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将有何面目再见茹志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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