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闻见录》

第02节

作者:梁晓声

今年五月见到茹志鹃老师那一次,她还说:“我向人探问过你的情况。让你当文学部副主任,你没当是不?没当对。你年轻,创作上刚刚取得一点成绩,不要就被官位所诱惑,那没出息。”

我想,她不真心关心我,是不会向人探问我在北影的工作情况的,也不会对我很坦率地说那番话的。

我真希望,受青年尊敬的,有威望的人们,能够很慷慨地对许多青年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即便这个青年本身并不怎么好,如我一样。但那句话,具有着某种使一个不怎么好的青年朝好的方面去努力,不朝坏的方面随意发展的约制力。当然,那句话也只有出自一个受这青年尊敬的人之口,才可能具有约制力。

为了这一点,和由这一点使我从生活中领悟的一个道理,我感激茹志鹃老师。

与黄宗英老师相识,比与茹志鹃老师相识晚两天,因为开会的前两日她未到。

我是在楼梯上见到她的。我上楼,她下楼。她怀中抱着一大摞红彤彤的塑料贴面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掉了几册,我替她捡了起来。

她道了谢,问:“买一册吗?”

我说:“不买。”

又问:“为什么不买啊?”

我说:“有了。”

她说:“有了也肯定不是这样的。这可是第一批塑料贴面的啊!”

我想:这人可怪,我不愿买,干嘛非动员我买啊!就答:“那也不买。再伟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她笑了,说:“回答得好。他们叫我帮忙卖,我只好尽这份义务。可是推销半天了,一本也推销不掉,岂不是令我感到有点扫兴吗?”

我说:“谁尽这份义务,都会感到扫兴的。如今肯定人人都有了啊!”

她又笑了,说:“看来我只好‘完璧归赵’,给会务组送回去了!我就对他们说你刚才那句话吧——再伟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你不买非常对,一楼正在卖新书,莫如省下钱多买一本没买过的书是不是?你快去!”

我立刻转身下楼。

听到背后有人叫了一句:“黄宗英!”不禁站住,见一个人在同她说话。

我恍然大悟——热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推销员”,竟是大名鼎鼎的黄宗英!

我至今仍不确知她的年龄。但当时肯定已五十多岁了,却一点也不像五十多岁的女性,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左右。她神采奕奕,焕发着一种似乎永不会被生活的砺石所磨灭的热情、爽朗和乐观精神。

在大学里,我读过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后,曾有意识地翻阅各种旧报刊,寻找她的作品当范文读。她讨论时发言很踊跃。我从她当时那些发言中得出结论,她是位非常重视深入生活的作家。

记得她当时曾这样说:“只要有可能,我就一定争取深入到生活中去。要像一条蚯蚓钻入泥土中一样。在作家圈子以外的生活中,有许多人和许多事,实在是太令作家激动、太令作家感动了!我真想走遍全中国,深入到各种各样的生活中去!……”

于今重新思考她这番话,我仍认为很有道理。无论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还是小说作家,熟悉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是大有裨益的。排除作家的文学功力和才情这两方面因素,一位作家究竟拥有多少生活底蕴,究竟拥有多么大的“创作园林”,决定作家将取得多大的成就。

会议结束后,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请她给我们复旦中文系的学生们,讲讲报告文学写作中的种种问题。但又怕她会拒绝,使我“下不来台”。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讷讷地向她提出了请求。

她说:“哎呀,这可不行!给你们复旦中文系的大学生们讲课,我真没那么高的水平!”

我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很喜爱读您的报告文学,我是在代表他们请求您呀!”

她看了看我,说:“你好像还诚心诚意的?”

我说:“是诚心诚意的。”

她犹豫着。

我又说:“您放心好了,我们会组织得很有纪律,绝不许任何一个同学跟您捣乱。”

她说:“我倒不怕这一点。大学生们和一位作家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无非是提出几个使我为难的问题。那我就来一句‘无可奉告’,他们还能如何呢?”

我说:“您答应了?”

她说:“并没有啊。”

我说:“您真令我失望。”

她又犹豫了一会儿,说:“你这诚心诚意的样子也真叫我感动了,不是装的吧?”

我说:“不是装的。”

她终于说:“好吧,我答应了。不过得给我几天时间准备准备。给你们复旦中文系的大学生们讲课,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就给我留下了她家的地址。

到了讲课那一天,上午七点多钟,我与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坐了一辆吉普车去接她。走进院子,见她正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膝盖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聚精会神地思考什么。

她讲的很出色,许多外系的学生也去听了,总共三百余人。

我记得她讲到细节问题时说:“什么叫细节?细节就是你的‘珠子’。你要穿一串项链,这串项链要与别人的不同,你起码得有几颗是你的‘珠子’。一颗珍贵的珠子能使一串项链熠熠生辉。一个好的细节能使一篇作品读后难忘。”

还记得她举了一个例子:日本占领中国时期,有一个日本军官,养了一条狼狗,每天早晨上狼狗叼一个篮子到集市去。狼狗往哪家铺子前一蹲,铺主就得立刻将最好的鸡鸭鱼肉放进篮子里,不敢怠慢丝毫,几年如一日。而那日本军官是从不在集市上露面的。狼狗驯顺得很,并不像有些电影里那样,见了中国人就龇牙咧嘴。但每一个中国人却避之如避猛虎……

举了这个例子后,她说:“这段生活提供给我们的细节的艺术魅力在于,那个日本军官一定不能露面。根本不必花费笔墨去写他作为一个侵略者的飞扬跋扈。那狼狗一定要写得非常之驯顺。而中国人畏之如猛虎的心理,一定要写得淋漓尽致。数年如一日啊!这就是文学艺术的反效果……”我自己和我的同学们,听了她的讲课,都觉得受益很多。

其后,我又带着《北方文学》的一位青年编辑到她家中向她组稿。

黑龙江省是有对不起黄宗英老师之处的。某一年举行全省业余文艺宣传队大汇演,我们兵团六师宣传队演出了一个小戏。恰值黄宗英老师在哈尔滨,观看了,很高兴,就说了一些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业余创作,肯定和称赞那个小戏的话。后来有人指出那个小戏写的是“中间人物”,违反了“三突出”创作原则。宗英老师予以肯定和称赞,当然是“别有用心”。成了一条“罪状”,搞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北方文学》那位青年编辑,顾虑有这个前嫌,宗英老师会不待见。见面后,宗英老师却只字未提当年无端受批判那件事。倒是那位青年编辑自己忍不住提起,代表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表示歉意。

宗英老师说:“这件事我怎么会耿耿于怀呢?对于批判过我的青年人,我尤其应该原谅。青年人受当年极左文艺理论的影响,作了一些错事,我相信他们今后自己会有所认识的。那次在哈尔滨批判我,是有背景的。许多人也是违心的。过去的事今后不要重提了。”

她和茹志鹃老师一样,对青年是爱护和宽容的。不记仇。我认为名人对青年都应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人格方面的修养,是极可敬的品质。当然,对那类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内疚的事而不知忏悔的人,即使是青年,也当例外。其实呢,普通人之间,也应善于原谅善于宽容。记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意味着有机会必将实行报复。前一时期“清查三种人”,有些人就翻老账,谁谁谁“文革”中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脚,或者贴过我一张大字报,恨不得就将对方推入“三种人”的圈子里而后快。干嘛呀!“文革”都过去快十年了!要记一辈子呀?十七年前,十七八岁时,骂了你一句“狗东西”,往你头上戴过一次高帽,便没完没了,何报复之心若此呢?我们党的干部如果都这等小肚鸡肠的,我看民心就要失尽了!幸亏我们的邓副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不曾下一道什么指示,“清查”一下在“批邓运动”中,十亿中国人个个表现如何?真若这样搞,岂不是举国上下又搞个“鸡鸣狗跳墙”么?简短地说,毕业时,我到宗英老师家面别。

宗英老师主动问我:“在北京有什么亲戚没有?”我说:“没有。”

又问:“有什么熟人朋友么?”

我说:“没有。”

宗英老师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够孤单的。遇到什么困难,连个帮你解决难处的人都没有。这样吧,我告诉你我两位哥哥黄宗江和黄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难你就去找他们。”便写下了两个地址交给我。

我说:“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么?”

她正匆匆地慾出门,说:“有没有信都不妨。你就对他们说,是我的学生!”

我就是按照宗英老师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黄宗江老师家。我的本意是,找个借宿之所,我想八一电影制片厂大编剧家,安排一位客人住一宿,大概总是不成问题的。

不料宗江老师家的居住条件,实实出我意外。在杂院深处,好像只有两间屋。厨房是后接的,阳光也不充足。我便未谈“借宿”的话,只说是礼节性的拜访。

宗江老师听我自称是宗英老师的“学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写作,让我坐沙发上,他自己坐一把藤椅上,面对面与我交谈。

他问我何以成了宗英老师的“学生”?

我实告之。

他说:“原来如此,这个黄宗英,好为人师!”他又问我可有宗英老师的信?

我说无有。

他大摇其头,道:“你看她,你看她,既是自己的学生么,却又不让你带封信给我!我要怀疑你是一个小骗子,拒之门外,你今后成名了,岂不要对我耿耿于怀么?”我说:“您不是已经将我当成客人了么?”

他笑道:“这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目光啊!你一身的学生味,毫无骗子行迹!”

说得我也笑了起来。

我见阿姨摆好了桌子,便起身告辞。

他不放我走,说:“你这小青年太岂有此理了!你是我妹妹的学生,第一次到我家里来,又赶上了吃饭的时候,不留下吃这顿饭,怎么讲也都是我的不是了!”

我只得留下。

一会儿,阮若珊老师回来了,他们的小女儿也回来了。加上阿姨,我们五个人,开始吃饭,宗江老师那天似乎特别高兴,为我开了一瓶什么名酒。我沾酒便醉,盛意难却,抿了小小两口,脸便彤红。

他们的小女儿瞅着我直抿嘴笑,使我大大发窘。吃罢饭,天已黑。我要走,宗江老师怕我果真是醉了,让我吃一个梨,喝杯茶再走。

喝茶时,他问我住什么地方。

我撒谎搪塞过去了。

他又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衣兜里只剩十来元钱了,想向他借二十元钱,但羞于开口。

他一直送我至锣鼓巷公共汽车站。

那一夜我是在火车站度过的。

至今我到北京已经整整八年了。我到北京去的第一家是宗江老师家,第一顿饭是在宗江老师家吃的,而且受到的是客人的款待。八年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时时有人转话给我:“黄宗江问你好,叫你到他家去玩。”“黄宗江说,晓声是不是有了点名气,就忘了当年自称是黄宗英的学生,在我黄宗江家里吃过饭啊?”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这篇文字完成之后,一定一定要去看望他,八年了,太说不过去了。我不善交往,又唯恐打扰别人,就有点离群索居。然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帮助,照顾,一次,一点儿,常系心头,不敢轻忘的。谁忘了,谁没人味。

我的不善交往,实实在在是不愿交往。我的不愿交往,实实在在是对目前社会上的一种交际之风的“消极抵御”。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又不像人家外国人,人家的交际,也就是纯粹的交际而已。眼睛再睁大点,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在交际之下,掩盖着种种个人的企图,过去税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真可以说是各条战线,百花齐放。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你交我,你得给予我这种好处。我交你,我将报答你那种好处。各种好处人人想占,十亿之众,哪来那么多好处得以平均分配?不够分,又不能印发优待券,可不就谁有本事谁捞呗!靠真本事兴许还捞不着,靠交际却往往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坛本应是块“净土”,但素来总与名利藕断丝连,斩不断的“情缘”,刨不折的“俗根”,难免也有拉拉扯扯,蝇蝇苟苟之事,我看目下也受交际之风的熏扰。所以我常想,老老实实地写小说吧,能写出来便写,写不出来便罢。别今天拜访这个,明日“探望”那个的。成了习惯,堕入男性“交际花”者流,那可不怎么样了!

我在北京站度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在车站大厅二楼的洗漱室洗了脸,像个“文明盲流”似的晃出了北京站。

我想,我这个未来的北京公民,今天无论如何得在北京找到个住的地方。我不能接连三天都像个“盲流”似的在火车站栖身。那也太对不起我书包里面的复旦大学毕业证书了。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不算少。但与他们在北大荒相处时,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北京公民,也就从来没有记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的住址。

猛然间想起木材加工厂一个北京知青曾对我说起过,他的妹妹好像是在大栅栏的一个什么鞋帽商店当售货员,决定去碰碰运气。

大栅栏有好几家或大或小的鞋帽商店,我一一询问。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哥哥的名字,这么找人真难找。

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还终于将她找到了。

她听我说与她的哥哥同在木材加工厂生活过,对我非常亲热,就请了假,将我带回家中。她家住大栅栏茶儿胡同十一号。两间小屋,她的父亲瘫痪在床住外间屋,她和她的母亲住里间屋,睡一张很窄的双人床。她猜到了我没吃早饭,匆匆忙忙地给我做饭。

一会儿她就将饭菜做好了。

我默默吃着,觉得胃肠饱胀,虽然昨天至今天,仅在宗江老师家吃过一顿饭,却吃不下什么,不忍辜负她的好意,强吃。

她则静静地看着我。忽然起身去找出一本像册,重新在我对面坐下翻。翻出一张,递给我,微笑着问:“照片上就是你吧?”

我放下筷子,接过一看,果然是我。和她哥哥一块儿照的,两人各骑一匹高头大马,挺威风的。

我很有感情地注视着那照片,说:“是我。”心中暗想,不知这顿饭吃完了,我还该到哪去?

她收回照片,问:“你为什么愁眉不展的啊?大学毕业了,又分到北京了,难道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我想,朋友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实话实说了吧!兴许她真能帮我找个住处。就将自己这种暂时不太美好的处境告诉了她。

她思索了一会儿,说:“你看,我们家也没你住的地方。

这样吧,你住我男朋友家!你吃完饭我就带你去!”也只好如此。

能暂时有个地方住,我一口饭也不想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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