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闻见录》

第03节

作者:梁晓声

她就将我带到了男朋友家。离她家不远,在排子胡同。她和男朋友商量了几句,引我走进一间新接盖起来的砖房里,不大,十来平米。新的双人床,新的被褥,一对绣花枕头,一张新打的还没上油漆的写字台。

她红着脸说:“这是我们未来的新房。”

我也红了脸,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她说:“有什么不行?你是我哥哥的朋友,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嘛!”

她的男朋友也说:“别见外,我两个姐姐都在北大荒。她们每次探家,在哈尔滨转车,都要在你们哈尔滨知青家里住上一两天,都是哈尔滨知青接站送站。哈尔滨知青讲义气。我们北京人对哈尔滨知青也得够朋友!”

我就这么的,在人家未来的新房里住下了。有了住处,最需要的便是睡觉。从上海到北京坐的是硬座,昨天奔波了一天,又在火车站“夜游”,困乏之极,他们走后,我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多钟才醒。醒来就去逛大栅栏,逛天安门广场。逛够了才回来吃晚饭。吃罢晚饭,我那“妹妹”来看我,和她的男朋友一块儿陪我聊天。她临走时问:“梁哥,你肯定缺钱用吧?”

我说:“不缺不缺。”

她说:“不管你缺不缺,给你留二十元钱。”将二十元钱压在枕下。

我说:“我第一个月开支就还你。”

她说:“你看,你没说实话吧!这就是你的家一样呀,还客气什么!”

三天后,我又到文化部去。

接待过我的那个女同志问我:“你是愿留在部里,还是愿到具体文艺单位?”

我反问:“留在部里将分配我作什么工作?”

她说:“可惜你不是党员。否则可以分到组织部、干部局。不过你的毕业鉴定不错——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这一条很重要。凭这一条鉴定,你可以先到部‘清查办公室’协助工作,他们的工作量很大,正缺人。”

我说:“那还是分配我到某个具体的文艺单位吧。”她说:“这可关系到你今后的个人前途,你再慎重考虑考虑。留在部里有留在部里的好处,解决组织问题容易些,你档案中那条鉴定对你非常有利啊!”

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

她说:“随你便!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这四个文艺单位任你自己选择。”

我考虑了足有五分钟。我想,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去能干什么呢?当教师?我懂什么电影理论或戏剧理论?还不叫学生把我从讲台上轰下来?到青年艺术剧院?我对话剧又不甚感兴趣。到电影制片厂呢?我在电影制片厂又能担当起什么呢?那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各方面的艺术知识、艺术修养太少了!

我讷讷地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文学编辑呀?比如《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这样的单位,我的最大愿望是今后能当一名好编辑。我相信我能。”

她说:“那你就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吧!制片厂也有编辑部,需要编辑。”

我不再思考,说:“行!”

暗想:以前我看的电影太少了,今后可有电影看了。

她留下了复旦给我开的介绍信,重给我开了一张文化部的介绍信。然后,她又把我的档案交给我,让我自己带着到北影去。

我来到北影,见北影厂门旁也有士兵站岗,真是大惑不解。仿佛从文化部到北影,北京的文化艺术单位都在实行“军管”似的。

北影人事科的一位同志看过文化部的介绍信后,说:“部里怎么事先不征得我们的同意就分配人来啊!我们的职工定额已经超编了。我们得向领导请示接受不接受你。你先回去,过几天来听信。”

我的心凉了半截,问:“几天?”

他说:“三四天后吧!”

我要把档案留下。

他说:“你自己先带着吧。”

我沮丧地离开了北影。比三天前离开文化部时的心情还沮丧。

我那“妹妹”见我情绪不佳,询问我结果如何?

我将在北影碰了一个“软钉子”的情况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她。

她劝慰道:“嗨,这也值得忧愁?北影不要你,不是还有好几个文艺单位可去嘛?你是光明正大的大学毕业生,还怕在北京成了个无业游民不成?”

我说:“这几天我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再住下去,心中不安啊!”

我那“妹夫”说:“别不安。我们又没敬着你供着你的!拿你当自家人看待,你有什么不安的?明天是星期天,我们陪你到北海划船去,或者到颐和园去,开开心心地玩上一天。”经他们劝慰,我的忧郁才稍释。

星期天他们陪我到北海划船。分配去向没有着落,玩得不开心。

晚上回来,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拆开自己的档案袋,看看里边都装了梁某一些什么材料。便光着脚丫,从书包里掏出了它。可又一想,私拆自己的档案袋,不说“违法犯罪”吧,也算是鬼鬼祟祟的行为。放回去了。重新躺在床,心里还是不甘罢休。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档案袋里装着一些有关自己,有关自己父母和亲属的什么材料呢?它像个影子似的,跟随着你一辈子。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你努力像个好人那么生活,但它却很可能向许多人证明你是个坏人。许多人相信它,远胜过相信你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实际行为和表现。“不得委以重任”,“有政治野心”,“思想意识不良”,“品行不端”,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评语曾写在多少人的各种鉴定上啊!而写鉴定的人却又不见得是个正人君子。你死了,被火化了,装进了骨灰盒。你的档案,又成了你儿子或你女儿的档案的一部分。这样一想都够令人七窍生烟的!

虽然我明知自己的档案里绝不会有什么黑材料,虽然文化部那位女同志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对自己的档案袋所产生的那种好奇心,简直就无法转移。他妈的就算写的全是优点,我也想知道我这个人具体都有哪些优点。有利于今后发扬光大嘛!谁叫他们让我的档案袋落在我自己手里呢?不看白不看!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于是我又光着脚丫蹦到地上,第二次从书包里掏出了档案袋。拿在手里,就像拿着我自己的灵魂,别人为我制造的“第二灵魂”,掂了掂,很轻。他妈的一个二十八岁的人的“灵魂”,怎么才这么一丁点分量啊!

洗脚水没倒。就用洗脚水浸湿了封口,然后用大头针谨慎地挑开了,心情挺激动地从中抽出几页纸和表格来。

我的档案真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大大扫兴。小学的毕业签定,中学的毕业签定,都写的相当好。中学的毕业签定中,居然还有“责人宽,克己严”这样简直等于是赞美的话。不由得想,但愿这一条我死后,悼词上也写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种签定也相当好,不乏赞美之词。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样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太容易入党么!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这一点,我有点不认可。政治上不成熟,能仅写过一张表态性的“批邓”大字报么?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帮’作过斗争”么?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就要由着性子将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悻悻作罢。

没有什么“黑材料”,“红”得还可以,令我不但觉着扫兴,甚至觉着有几分遗憾了。要是有点什么“黑材料”,不妄我作这番手脚。

拆开的档案袋撇在没油漆过的写字台上,索然地睡了。

从此我对装在自己档案袋里的“第二灵魂”不再产生任何好奇,也不再发生任何兴趣。让它在档案袋里安息吧!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慾念,某些没有变成慾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我第二次到北影。

接待过我的那人不在,另一位我未见过的女同志说那人生病了,十几天内不会上班。我问我的工作定下来没有。她说不了解这件事。

我又动肝火了,虎虎地问,“你们厂长在哪儿?我要见他!”

她淡淡地说:“你见不着他。在国外访问呢!”问:“那你们党委书记在哪儿?”

说:“不能告诉你。在开会。”

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诉我,误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没完!”

她见我来者不善,改换了一种比较客气的口吻说:“我告诉你也没用啊。他在二楼会议室,正开会,能接待你么?”

我也不跟她罗嗦,转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层楼,找到会议室,按捺住肝火敲门。

一个人将门开条缝,探出头说了句:“开会呢!”又慾将门关上。

我的肝火终于按捺不住,一脚踹开门,气势汹汹闯将进去。

十几人都愣愣地瞧我。

我怒目环视他们,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一时无人作声,面面相觑。

我将嗓门提得更高:“哪个是党委书记?!”

一个黄瘦脸上布满皱纹的六十多岁的人,用嘎哑的带有湖南口音的语调颇不安地问:“你找他什么事?”我从书包里掏出档案袋(来时封上的,胶水还没干),当着他们的面,像撕信封一样撕开了封口,抽出我那几页“灵魂”,往一张茶几上使劲一摔,厉声道:“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过了三天,来了两次,竟然连个具体的答复都得不到!我在北京举目无亲,身上的钱已花光,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你们如此对待一个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大学毕业生,如此对待大学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心目中还有没有文化部?!难道你们北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之下?!你们不想要我,就干脆说明,也算一种答复!偌大个北京,文化艺术单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们北影乞求临时工作的盲流!……”我这一番即兴演说,振振有词,效果颇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很客气地说:“你先别生气,坐下谈,坐下谈。”说着从茶几上拿起我那份档案看起来。看了一会儿,望着其他人又说:“是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白纸黑字,那还有假!

入厂后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当时北影的“清查小组”负责人,文化部“清查办公室”成员之一。一个与她年龄不相上下,黑红脸微胖的男同志说:“我看一下档案。”

她就将档案送给了他。

他看了一会儿,对那个黄瘦脸的人说,“我们编辑部要他了。”

他是我入厂后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

黄瘦脸连连点头,“同意,同意。”

他便是党委书记。过后我才知道,开的是敦促他“说清楚”的会。在座的都是党委委员,难怪他那么无精打采的。我主演的这出“春草闯堂”正赶在了锣鼓点上。我毕业鉴定中“与‘四人帮’作过斗争”那一条,显然对他们每个人都起到了潜在的影响作用。

编辑部主任对我说:“你去找人事科办关系吧。”

真没想到奔波了数次,一个星期内忧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几分钟内就简简单单地解决了。

看来有些时候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不行。该动肝火的事,还是得动动肝火。

“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光荣”,虽然写在我的“第二灵魂”上,却常使我感到滑稽并羞臊。

政治有时对人过分慷慨……编辑部主任又问我:“你的东西什么的都在哪啊?”我说:“都打在托运行李里了。”

他说:“催领单到后,派车给你拉回来。”

我说:“那得先给我解决个住处吧?”

他说:“这事以后再谈。你先到厂招待所去吧,我这就打电话,给你安排一个床位。今天休息,在厂里参观参观,明天上午到编辑部找我。”

我就这样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的编辑,分配在外稿组。

成了北影厂的编辑后,我对自己的“闯堂”行为竟感到后悔,感到羞愧,感到不安起来。回想自己当时的样子,总觉得有点“耍光棍”的性质。只怕给那些党委委员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佳。

编辑部的多数同志却对我格外好。从主任到我们的外稿组老组长。后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干部,“鲁艺”出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作词者之一,电影《画中人》的编辑,肖红的故乡人,当然与我也就沾着点老乡的关系。他个子矮矮的,形象似农民,穿着也似农民,尺半长的烟锅整日不离手。最初我还很奇怪,以为他是位什么老“农宣队”的遗留人员。了解后,极生敬意。

他常于无事时同我聊几句。多次问:“在复旦怎么同‘四人帮’斗争过的啊?讲讲,讲讲。”

每一次都令我大惭。作谦虚状云:“没什么可讲的,没什么可讲的。”

他对我好感愈增,视我为一谦虚青年。

后来主任告诉我,如果我的鉴定中没有那一条,就凭我当时“闯堂”那种“红卫兵”遗风,他是绝不要我的。其实我当“红卫兵”时,反倒“温良恭俭让”。“大串联”回到哈尔滨,见了我的语文老师,当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剃了鬼头,我仍在校门口对她行礼,问“老师好”。因为我是她喜爱的学生。我的坏脾气,是到了北大荒后,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养成的。

母亲从小对我的一句教诲——“头三脚难踢”。意思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在新同志中间,尤其要谨言慎行,给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亲虽然是普通家庭妇女,目不识丁,但却很重视对我们的家教。希望我们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文质彬彬的,说话慢声细语的,办事稳稳重重的。她认为的好青年,是那种“像大姑娘”似的类型。我在十八岁前,身上这种家教的成绩特别显著。不但文质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岁后。这种家教的印痕开始模糊,开始退化。因为母亲已无暇再训导我。社会替母亲效劳了。社会的教育内容与家庭与学校大不一样,也比家庭比学校的教育具有说服力。它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两种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潜在影响。平素我要求自己尽量文质彬彬,以礼待人。一旦反抗起来,则“怒发冲冠”,恨不得“尸横二具,血溅数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亏我身材瘦弱,毫无拳脚功夫。否则,大概早已闹出什么人命官司了。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时体验一下“情绪打斗”。

然而我认为母亲那句教诲不失为至理明言。“头三脚难踢”,便得“踢”好。一般说来,我每到一新单位,新地方,“头三脚”总还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长日久,免不了来次“头球”或者“倒构”。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勾销”。谁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编辑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从招待所来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后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朴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乱瞟姑娘们。不像某些年轻人见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贼”,更不去搭搭讪讪、粘粘乎乎地结识年轻女演员或者“亚”女演员。下了班则关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看书,从不在厂里东走西窜。节假日一个人闷得慌,就出厂门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车,直达动物园,去看犀牛。所有的动物中,我最看不够的是犀牛。因为它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也从不作态。

总之我那时给人的印象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对编辑部的同志一律称“老师”。有时佯装rǔ臭未干,不谙世故,装得挺像。

一天终于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国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电影童星两记耳光。

我住的房间,四张床位。客满时一张床位也不空。那一时期时常客满。

住客中有位锦州汉子。人倒不错,但我对他的存在感到非常头疼。他是位“睡仙”,和你说着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倾倒。人一倒下,鼾声顿起,如雷贯耳。夜深人静,那鼾声犹如一台推土机在发动。我差不多快得神经官能症了。

终于盼着他与我“后会有期”,九点多钟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几天来受摧残的神经得到充分休息。

然而,根本无法入睡。隔壁房间有几个人在高声谈天说地,杂以嘻嘻哈哈的男欢女笑。两个房间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墙上还开着一扇门,被一张床横住。他们等于是在我的房间里谈天说地,嘻嘻哈哈一样。

请求他们雅静吧,我又不愿意。犯不着为这种事儿请求人。

就用被子蒙上头。无法睡,干眯着。

眯到十点,招待所规定的安息时间。起身在那扇门上轻敲几下,以示提醒。

鸦静片刻,嘻嘻复嘻嘻,哈哈复哈哈。而且那些话语,就有些俗。我们北方人称之为“逗闷子”。

看看手表,十点半了。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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