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闻见录》

第04节

作者:梁晓声

忍至十一点,“闷子”还未逗完。超过招待所规定的作息时间整整一个小时了,我认为我的涵养是够可以的。第二次起身下床,在那扇门上重重敲了几下,以示警告。

“敲他妈什么敲!”那面咒骂了一句,听得出来是“童星”的声音。

我按捺着性子,隔门道:“请你们小声一点行不行?我接连十几天没睡好觉了,照顾照顾。”

那面静了一会儿,忽然竟齐唱起“小小竹排”来。分明不予“照顾”。

我披上大衣,走出自己的房间,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厉声质问:“太不自觉了吧?”

那童星说:“管得着吗?这又不是你家!”他看去已有十四五岁了,个子已长得挺高,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大眼睛,圆脸盘。有二男三女演员和几个孩子在那屋里。

我说:“不是管你们,是求你们。招待所有规定,超过十点不得喧哗,影响其他住客睡眠。”

其实我的话是说给那二三男女演员的。我想,“童星”们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么?

那童星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规定,没人告诉我们。”我指着墙说:“每个房间里都贴着,你们自己好好看。”他说:“眼睛不好,看不清。”

这孩子是在电影圈里被宠爱坏了,显然也没受到多少好影响。那种自我感觉真是优越得很,俨然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明星”呢!

我只好将贴在墙上的“住宿须知”念了一遍,转身离去。

我刚出门,就听他说:“唱!有什么了不起!”我复走进房间,怒问:“你刚才说什么?”

他说:“你看你那德性!你当我怕你呀!”

这孩子简直是在逼我粗暴。

我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

他叫起来:“你敢打解放军?”

我从他头上一把抓下军帽,扔在地上,又打了他一记耳光,说:“打的就是你这个解放军!再唱啊!”他捂着脸不作声了。

那几个小演员愣愣地瞪大了眼睛瞧着我。

那二三男女演员不尴不尬地开口了:“哎,你怎么动手打人呀?”

“有理讲理嘛!”

我说:“刚才对你们还不够讲理吗?”哼了一声,走回自己的房间,躺下独自气得不行。

第二天,导演找到编辑部来了,向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告了我一状。“童星”罢演了,“生病”了。

副主任让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当着导演的面儿说:“这就是我们小梁。你一定弄错了,我们小梁怎么会动手打人呢?你看他这副文质彬彬的样儿,只有挨打的份儿!……”我老老实实承认:“是我。”

副主任研究地瞧了我半天,疑问:“你是跟他闹着玩吧?”我脸红了,回答:“闹着玩。”

副主任说:“我猜想你也肯定是跟他闹着玩嘛!你这么老实的青年怎么会打人耳光呢!小演员也太娇气了!”接着当我的面,向导演夸奖我如何如何的稳重老实。还让导演回去对“童星”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又说:“小小一个孩子演员,竟敢装病罢演,太张狂了!”

“头三脚”给人的印象如此重要!母亲的教诲真是伟大!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那童星。然而这件事,却经常回忆起。因为它使我想到,人是否都具有欺弱畏强的某种本性?那童星当时固然令人着实可恼,我打了他两记耳光也算不得就是怎样地欺负了他。他若他不是比我小近一半年龄呢?而是一个身魁力大的人呢?就是可着嗓子嚎个通宵达旦,我恐怕也是不敢先动手的。就是反过来他打我两记耳光,我恐怕也只有挨了的份儿。如此分析起来,我又似乎是有点:“欺负小孩”了。而我若非我,是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吼一句:“别他妈的乱吵吵乱嚷,惹急了老子扭断你们脖子!”估计小小年龄的“少年”也断不敢对我那般无礼。看来“非礼勿动”,老祖宗的遗训只有成为全民族的德行,才会人人都不失“君子风范”!

某一年出差,在外地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他因触犯法律,被判徒刑。看了挺难过。心想好端端一个孩子,尚未“童星”而“明星”,不是整个儿毁了么?

前不久又从一份什么电影报上看到一条有关他的报道,说是到某学校学习了几年,拿到了毕业文凭,目前正参加一部影片的拍摄。还登有他的照片,仍穿军装。才知所谓“判刑”一说,纯属公开贩卖的谣言。某些小报也真正可恶,居然还在耸人听闻的谣言之下印上“本报记者”字样!获得了一次学习机会,拿到了毕业文凭,我挺为他高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我在北影作了两年外稿编辑。每月看五十余个剧本,有时还多。大概总共看了一千五百左右个外稿剧本,却一个也没有扶植成功过。从粉碎“四人帮”至今,寄到北影外稿组的剧本,绝不下六七万之多。经过扶植最后拍摄或发表了的,不超过五个。所以我真希望许许多多在业余创作电影剧本的人,还是量力而行,莫如将创作电影剧本的兴趣转移到看电影方面去。

两年来我没有扶植成功一个外稿剧本,但我自以为曾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外稿编辑。从一千五百多个外稿中,我“慧眼识珠”,发现了张辛欣的电影创作才华,这无论如何是值得骄傲一下的事儿。

那天没吃午饭。一觉醒来,睡迷糊了,还以为是个早晨呢。看看手表,才知是下午。懒得起来,想起书包里还带回个不知什么鸟“剧本”,干脆躺着处理了吧!便掏出来侧头看。一看就没放下。一口气看完了。

稿纸相当干净,字迹很是工整。看得出作者是个对待创作极认真严肃的人。这一点先博得了我三分好感。

剧本的名字我已记不清楚。风格是属于较现代派的。明显看得出受苏联电影文学剧本《礼节性的访问》影响很大,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交叉闪现,剧中有剧,男女主人公是双重身分的剧中人。在一九七八年的北影,电影观念不像如今这么更新,这么解放。所以我断定这样的剧本,是既不能拍摄也不能发表的。

但我又不能不承认,这是我所看过的一千多个外稿中,最好的一个。一个真正的电影剧本。一千多个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我认为我那一千多个不算白看。

剧本对于电影艺术的特点体现得频有匠心。

我再也躺不住,爬起来,匆匆穿上衣服,又去到了办公室。剧本未写作者的姓名和通讯地址,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信封上了解到。

老王问我:“怎么又来了?”

我说:“发现了一个好剧本!”

老王一笑:“好剧本会寄到外稿组?”

我也顾不上回答,找到信封一看——北医三院团委——张辛欣。

北医三院离北影很近,而且是北影的“合同医院”。我便决定给作者写封信,邀“他”星期天到北影来面谈,意在结识个文学朋友。我那时在北京一个文学朋友也不认识,常感到无人交谈的寂寞。

写信前还研究了半天。张辛欣——怎么也没有女人味,字迹也颇似男人笔划,断它是“他”而非“她”。

二十九岁时的我,将自己束缚得多么紧固啊!未经组长允许,倘若是将一位女作者在整个主楼无人的情况之下邀到办公室交谈,又倘若不但是位女作者,还是个姑娘,那岂非会引起“瓜田李下”之嫌?谁知你们交谈的是剧本还是什么?外稿组当时有规定,不经组长同意,编辑是不得随意邀作者面谈的。

星期天,买了两盒带过滤嘴的“牡丹”,买了一包五香瓜子,一包茉莉花茶,比我信中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可见我是多么心诚之至!

刚到约定时间,安安静静的走廊里便传来了脚步声。我暗想,这作者可真是个时间观念强的人。

我才站起,“他”已敲门。

开门,大诧——是一个“她”。个子不高,圆脸,眼镜,短发。翻领银灰女青年衫,银灰裤子,接近银灰的蓝色刷得靠白了的胶鞋。一身银灰。若伸展双臂,如同降落在我的办公室门前一架微型“安二”。那张脸不太容易判断出实际年龄。说十八九不显大,说二十四五不显小。表情是矜持的,流露着不是我来求你,是你“请”我来我才来的意味。互通姓名,果然便是张辛欣。我没料到她是个女的,大概她也没料到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我讶然,她扫兴。我的讶然掩饰着,她的扫兴却当“见面礼”全盘“赠”给我。“请”得“神”临,就得敬着。

引进。矜持地进来。

让座。矜持地坐下。

矜持得反倒令我十分拘束。

请茶。

说:“不渴。”

请嗑瓜子。

说:“牙疼。”

犹豫了一下,请吸烟。

说:“你殷勤过分了。”

我搓着手,像考生接受面试一样,有几分紧张地同她谈剧本。

没谈几句,便被她打断,问:“要拍?”

我说:“不拍。”

问:“要发表?”

我说:“不发表。”

怫然站起,大声道:“也不拍摄,也不发表,邀我来干什么?”

我不知所措,交个文学朋友的目的,怎么能当她面说出口?

“我早就知道,没有名人推荐,没有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要在你们北影上一部电影,不过是痴心妄想!”她愤愤地说,从我手中夺去剧本,塞入自己的书包,也不告辞,拔脚便走。

我一时坐在那里发懵。

忽而想起母亲的另一条教诲——凡事要善始善终,就追出去送行。

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

她不回头,走的很快。

我也不赶上,保持一段“送”的最佳距离。

相跟着走过走廊,走下楼梯,走出主楼,走到厂院内。她猝然回头瞪视我:“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讷讷回答:“礼节性的送行。”

她火了:“少来这一套!”转身加快脚步,扬长而去。

我呆立了一会儿,没趣地回到办公室,心里这个气呀!茶水,泼了。

五香瓜子,扔进纸篓。想了想,又捡出来,自己花钱买的东西,犯不着为如此不识好歹的“小子”扔掉。留着自己嗑!

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寄剧本的大信封,越看越来气。忍不住从笔筒中抽出一管大毫毛笔,饱蘸了红墨水,就在“张辛欣”三字上恶狠狠地划了个“×”,判处了她的“死刑”。暗暗发誓:今后只要是这个“小子”寄来的剧本,落我手中,一个字也不看!来一个退一个!……后来,翻《北京文学》,见有她的一篇小说发表其上,读了半页,一句:“平庸!”不再看,心中却未免有点妒嫉。那时我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块”,还不敢向往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小说。

再后来,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复兴、陆星儿、曹鸿翔,同榜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开始与我来往,每每谈及导演系有个张辛欣,这般那般的。

我问什么样的一个“张辛欣”。

他们就对我描绘。

证实竟是与我打过交道的“那一个”。

心中不禁暗暗羡佩:“小子”果有真才实学!不简单!但又很希望“这一个”并非“那一个”。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也使我妒嫉,有点“工农兵学员”心理。

再后来,《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文坛瞩目,“张辛欣”三字声誉鹊起。

找来那篇佳作拜读。读罢心怅怅然,妒嫉却消除了。对有才华的人,妒嫉是愚蠢的。所怅怅然者,自己尚无进取耳。

那时安忆也已扬名。记不清是某月份内了,竟在各刊几乎同时有六篇小说发表!

现在回想起来,安忆、辛欣两位青年女作家当初“异军突起”的创作开端,对我促进很大。丫头们能是,男儿何不能是?!遂更少玩乐,发奋读书,勤勉写作。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听到些溢美之词,多少有些飘飘然起来。领奖期间,安忆对我说:“晓声,你那篇小说我认真看了。你是中篇结构,短篇写法。因此前半部从容,后半部拘谨。”

我本期望也从她口中听到一些溢美之词,未想到她却兜头泼了我一盆冷水。

我便有些不悦,高傲地笑笑,不予回答。

回到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拿起刊物,重看自己的第一篇获奖小说,暗自承认,安忆对它的评价是公正的。

在文学朋友中,安忆从未对我说过言不由衷的话。一句也未说过。

安忆是坦诚的,起码对我是这样。

安忆,谢谢你。

比起来,倒是茹志鹃老师比安忆对我更“扬长避短”一些。

在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上,茹志鹃老师一见我,第一句话便是:“《父亲》我看了,写的很质朴,很好。”还颇严肃地指责我:“它是为我们写的,怎么后来你又给了《人民文学》?”

《父亲》原本确是为《上海文学》写的,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

今年五月去上海,到茹志鹃老师家去看望她,她又对我说,《父亲》是篇成功之作。

安忆在旁听了,淡淡地道:“妈妈,你别总说他爱听的话。我看父亲责备儿子为什么不要求入党那一段,就直露了些。”茹志鹃老师说:“你总挑别人作品的毛病,就不怕别人认为你骄傲?”

安忆说:“晓声是自己人啊!我也希望他经常从我的作品中挑毛病。”又问我,“我挑的毛病,你承认吗?”我说:“承认。”

她笑了。

茹志鹃老师也笑了……《今夜有暴风雪》发表后,中央戏剧学院的三位北大荒知青朋友都与我交谈过它的得失。

我对每一位都这样问:“张辛欣看过没有?”

他们都说看过。

我又问:“她怎么评价?”

他们都说:“辛欣挺喜欢这一篇的。”

还问:“真的?”

答:“当然。”

相信了,也增加了一点写作的自信。

我对自己的作品,常常像一只母鸡孵出了一只小鸭子,怀疑是“怪物”。听到我所敬重的文学朋友们的评价,是我求之不得的。

“清除精神污染”阶段,《青春》丛刊副主编李纪同志来京组稿,找到我,要求我带他去找辛欣。

我问:“辛欣眼下日子不好过,几家刊物将要发表的稿子都被抽下来了,你敢发她的作品?”

老李说:“怕什么?对张辛欣今天批得有没有道理,公正不公正,还需明天作结论呢!”

我说:“你有这种气魄就好!我带你去!”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天很冷,我们到了戏剧学院,九点多了。

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们,她看什么戏去了。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京华闻见录》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