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闻见录》

第05节

作者:梁晓声

中央戏剧学院的女大学生宿舍。简直就像东北的“跑腿子老客”们住的最下等的小客栈。起码才华横溢的青年女作家张辛欣,毕业前住的那个宿舍是那样。似乎根本没有暖气,或者有暖气但坏了,不比外边的温度高多少。四张床,两张空着,光床板上堆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还好,辛欣的被子是卷起来的,像花卷那种省事的卷法。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床上。床头一张小桌,可桌面铺排着稿纸,纸篓里开满“雪莲花”。看来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子”。一个墙角堆了一堆垃圾。碗啦、盘啦、饭盒啦,工艺品似的在窗台上摆了一溜。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还有一个破损了的烟灰缸,里面大有“内容”。

辛欣那位同学,煞费苦心地在调一台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电视机,却怎么也调不出图像来。

我和老李干坐无聊,搭讪着问:“是坏了吧?”她说:“没坏啊,从家里搬来前我还看的。”又问:“你们是哪儿的?”

我说:“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

问:“北影的梁晓声你认识吧?”

我说:“那小子是我。”

她仔细地打量着我:“是你?”

我说:“没错。”

“天啊!”她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我问:“你是谁?”

她说:“我是李小龙啊!我和我们老师到你家去过好几次,你记不起来了?”

我终于记起来了,说:“你也变化很大。”

“胖了。”她说,“我结婚了。”

由女大学生而少妇,质的变化。我当然难以认出她。她复打量着我,憾慨系之地说:“真没想到三年未见,你就变成这样子了!第一次见面时,觉得你还可以呀!”我说:“我当爸爸了。”

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声。

我九月份剃的光头,那时十一月份,头发长出不足一寸,胡子却经久未刮,荒芜了满脸。而且大病初愈,神情倦怠,面如涂铅。穿着一件破“棉猴”,旧皮鞋不系鞋带,整个一副俗装恹态的恶和尚形象。变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仅仅是由于当了爸爸,由于剃了光头,由于病,还由于当了作家。当了演员们的女人,是越变越好看,越“摩登”,以“摩登”而维持着好看。当了作家们的男人,则注定的越变越不“可以”了。功夫会花在“打扮”稿纸上,自己是什么鸟模样倒大抵不在乎了。

老李说:“我们多等会儿不打扰吧?”

她说:“没事,没事。”

我问:“辛欣情绪如何?”

她说:“辛欣挨批的次数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又是一种“不在乎”。

我说:“不在乎,这是境界。中国的作家,要习惯挨批,泰然处之才好。”

她说:“没批到你头上,你才泰然。”

我说:“是啊。别人的孩子被掐死了,总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么痛不慾生。”

正说着,辛欣回来了。

我将老李介绍给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诚意。她坐下去,默然无声。

我说:“老李是我朋友,诚心诚意来向你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

辛欣沉吟良久,方开口道:“晓声,不是我不讲交情,我近来差不多发一篇,挨批一篇。寄出去的,各编辑部都不敢发,你说我还写个什么劲?还他妈的写得下去吗?”翻弄着桌上的稿纸给我看,又说,“其实倒也不是不想写了。还想写,但实在写不下去啊!一个星期了,写了还不到六千字。我想冷却一个阶段,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干扰地进行思考。”说完,她将桌上的稿纸全部收拢,放入抽屉,锁上。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老李说:“我不逼你为《青春》写稿。我来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关注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来日方长。作为刊物负责人,不能作家有难,则疏之,作家扬名,则近之,那就太势利了!”

老李真好编辑,不愧我朋友。

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十点后方告辞。夜风瑟瑟中,我们缓缓地走着,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惆怅。当时《青春》也因为一篇什么小说,“散布了污染”,上了简报。我理解他的心情。自己顶着压力却来京专程找辛欣组稿,作为一个刊物的负责人,这“侠肝义胆”使我敬佩。

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的。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超脱则超脱矣,悠然则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这种“超脱”和“悠然”中,不复是作家了!文坛从来不是佛殿。要想“超脱”倒莫如抛弃纸笔去数念珠,遁入空门为好。

后来有某报的编者来访,说是要写篇文章,举两位青年作家为例,梁晓声代表“正确的”创造道路,张辛欣代表“错误的”创作道路。逼我谈点“正确代表”的体会,始大厌,进而大怒,不客气地“送”出门去。

我并不老谋深算,也不愿在文坛沉浮中捞取什么“政治稻草”。需要你作某种“政治道具”时,便将你高高举起;紧锣密鼓一停,便甩手将你扔在台上,摔你个“仰巴叉”。积成人后之政治常识而非经验,这一点儿“悟性”还是有的。而某些编者记者,明明心中瞧不大起你,为了职业的缘故也许还为其他的什么缘故,却偏要将你涂了某种颜料,高高地插在什么幌子上,也忒不仗义了!

再后来,某刊约我写篇“我与文学”之类的文章。当时心中觉得有那么多话,似乎不吐不快,便写了。八千余字,其中有两千余字谈到辛欣及她的作品。记述了我与李纪同志深夜访她归来时那种心境,那种感受,那些思想。记得其中写到这样的话:“辛欣正在思考。我认为思考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严肃的时刻,神圣的时刻,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干扰别人的思考,无论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动机,良好的也罢,善意的也罢,其实都是讨嫌的。在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起码是不文明的行为。奉劝他们学得懂点礼貌……”

一吐为快的文章必然失之含蓄。这篇文章当时被退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慾寄给辛欣看看,一想有讨好卖乖之嫌,便放置起来了。至今仍保存着。

四届“作代会”期间,一位评论家,问我:“读了张辛欣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散文《回老家》么?”答未读。

说:“一定要读,写得极好。”

后两天离开会议,带着那期《人民文学》到石家庄去。在招待所里看完了,果然好。那期《人民文学》上,刊有“推荐‘读者最喜欢的作品’启事”。便连夜写了一篇很严肃很认真的推荐信,约千余字,寄给了《人民文学》。《回老家》竟未评上“读者最喜欢的作品”,据说是仅有我那一份选票。唉,好作品常有被埋没之时!难怪王蒙同志主张编辑出版“落选作品选”,以补“遗珠之憾”。

至今我仍认为,辛欣有创作电影剧本的才华。在她的分配去向拖了半年多尚未落实前,曾托人达意她,愿“保举”她到北影来。读了《回老家》,不免后悔。暗想:梁晓声,梁晓声,你才是个大傻瓜!没谁会像你似的,拉来个强者“盖”自己!张辛欣进了北影,你自己就干脆“回老家”吧!心中产生了这想法,就好像一个人照镜子照出了一张狰狞的鬼脸,灵魂不由出汗。承认别人的某一篇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还写封“推荐信”什么的,这类小小“高尚”,有利而无害,不过是“高尚”的自我表现。而要将别人拉到自己身旁,让别人的光彩照出自己的平庸来,心中那鬼就会啃你的灵魂了!

人啊,人!为什么都免不了有那么点嫉妒心理呢?回厂后我还是向领导“保举”了她,领导也表示可考虑。她自己又犹豫,我只好作罢……张辛欣,听着!你这辈子不写一——三个好电影剧本,你才对不起你自己呢!写吧,必要时我愿像当年那样,极负责任地为你当一次编辑。我如今已是编剧,不是哪个编剧都他妈的乐于给别人当编辑。而且有一条你是可以放心的,无论你写出多么好的剧本,我都不会在你的名字之后再挂上我自己的名字。我这人从不沾别人的光。到时候你拿你的编剧费,我拿我的责编费。即使你写出的剧本可能得“奥斯卡”奖,我也不动心。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更何况你也不是个“善茬子”。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替电影编辑们辩白几句。因为我又想起了数年前你第一次与我见面时说过的话:“我知道,一无名人推荐,二无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在北影上一部影片是痴心妄想……”

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得非凡。但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

其实呢,我作了几年电影编辑,倒认为靠名人推荐,或走个什么“后门”,达到在北影上一部影片的目的,并不那么容易。编辑之上有编辑组长,编辑组长之上有编辑部主任们。主任们也说了不算,还得经过编辑部定稿小组讨论。讨论之后也还无效,得经党委通过,有时甚至还惊动电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级的“阶段”,则非党中央的某某领导同志出面说一句话不可。

一部电影的拍摄,真是层层把关,难乎其难。如今“拍摄自主权”下放各厂,情况是略有好转,但那“犯错误”的可能也便同时下放到了各厂。把关者们还是比刊物的负责人们更其顾虑重重。一篇稿子发排了又抽下来,也不过就损失个几千元,至多上万元。而一部影片若投入拍摄又中途“下马”,那损失则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如今讲究“经济效益”,损失中包括了全厂职工的奖金,是“怨声载道”的。电影编辑们,除个别人热衷于假什么名人或首长之名,推平庸之作慾获责编费而外,多数还是有艺术良心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就无懈可击。谦虚过分实乃虚伪。

在我们北影的《电影创作》即将复刊时,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剧本说:“别拖,早看完。看完写一份书面意见给我。”

我接过剧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便看。

内中用大头针别着几份“批示”。

第一页,是当时的一位领导同志写给自己秘书的,只称作者名字,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大意是剧本看过了,很电影化,主题思想很有意义。人物形象突出,情节曲折生动云云。要秘书告作者,已代转电影局某负责同志。

第二页,是这位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的“意见”,当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见”。大概是为了表示虔诚和态度认真,还提了几条无伤大雅的“似可修改”之处。一个“似”字,道出许多谨慎。

第三页,是我们北影厂当时厂长的批条——立转编辑部主任一阅。

主任积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阅”了。我看罢这些“官批”,对同室的一位老编辑笑道:“这位作者,不是大干部的儿子,也一定是侄子女婿之类。”老编辑揶揄道:“你的美差来了啊。”

我答:“看看再说吧。”

这个剧本是根据北影已故著名编剧海默同志的遗作《战马》改编的。

看过后,竟没看出什么“匠心”之处。凝思良久,又去资料室翻出原作细读。读罢,大不以为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写的是新疆剿匪时期,一名解放军排长的战马,在战斗中牺牲,战马是骑兵的“第二战友”,思念之情深切。后来在战斗中击毙一匪首,获得一匹与自己的“战友”一模一样的雪白马,遂结“生死之交”,屡立战功。小说原作,确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为,从小说到电影,所谓改编应是“再创作”,要重新体现改编者自己的艺术处理和艺术构思。“再创作”意味着艺术性的“再升华”,思想性的“再开掘”,情节细节方面的“再组合”。不见这些,那改编便是平庸的改编,当一名编剧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篇短篇小说改编为电影,该补充多少改编者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方面的积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这种艺术观点,我认为那剧本的改编是平庸的,这就与那些负责人的意见大相径庭了。

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亲自改编过自己这篇小说,北影还曾打印,“文革”中“一扫而光”了。

我便感到左右为难起来,不知该怎样写“书面意见”,索性拿着它找主任当面说。

主任又问:“改编的如何?”

我说:“将小说‘断行’,不等于就算改编。”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吟起来。

我又说:“题材也有些陈旧。刚刚粉碎‘四人帮’,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侧面反映‘十年动乱’的电影。再者,便拍,也应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编的剧本,亦算对我厂著名编剧的一种追忆和纪念。”

看得出,主任也颇感为难,默默吸了一会烟,终于说:“这样吧,再给副主任看看。刊物即将恢复,修改后发一下,也算了结了此事。”

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艺术判断水平的老同志,看后对我说:“即使发表,也需让作者再认真修改几遍。”

我就打电话与作者联系,约他到厂里来听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见。

他嫌路远,希望到他家谈。

我想到副主任家离他家较近,为了老头少走许多路,应诺了。那时我们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

从北影厂到火车站,路是够远的。倒了三次车到了火车站,还要倒一次车,下了车还要走十分钟。那一带我到北京后没去过,街道不熟,约定的时间又早——八点半。六点半便离厂,吃不上早饭,北京站附近买了一个面包,边走边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当然要请副主任先谈意见。

老头看得很认真,用铅笔在稿纸格边做了许多记号,写了不少句“评语”,一边翻阅,一边谈。

老头谈一条,作者“解释”一条。或曰:“这里你没看明白。”或曰:“这里不能照你的建议改。”或曰:“我自己认为这里改的很好。”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断他说:“我们尊重改编者本人的艺术见地,我们的意见也仅供你参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过分。你修改后再寄我们看吧!”说罢起身,也不告辞,便往外走。

副主任也只好跟我走掉。

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评我:“干嘛那么没耐心呢?”我说:“他干嘛那么不虚心呢?”

副主任说:“他认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这一点你还没看出来?”

我说:“看出来了,因此我这一般编辑不愿给他这非一般作者当责编,另请高明罢!”

副主任笑道:“我们研究后,还非你当这责编不可呢!没吃早饭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们找个地方,我请你吃一顿。”数日后,剧本寄回。

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头勾出的几个错别字,毫无变动。再一项作者的“劳动”,便是用橡皮将老头在格边作的记号或评语擦掉了。

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脑细胞了!搁置抽屉,看他怎样?仅仅隔了一天,就打来电话,质问:“你们到底作出决定没有?”

我反问:“什么决定?”

作者说:“有关领导同志都很认真对待这个剧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北影厂长也无反对态度,你们为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呢?”

我说:“那你就让他们直接下道生产令拍摄嘛!还给我这个责编打电话干什么?”说罢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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