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闻见录》

第06节

作者:梁晓声

十分钟后,第二次打来电话,说:“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见,那一天你未开口,我想当面听你谈谈。”

我说:“我的意见,和我们副主任那天谈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想同你谈谈。”我说:“我不到你家去谈了,路远,要谈你就到北影来谈吧!”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就去。”

我说:“请上午来。”因下午厂内放“观摩影片”,属于艺术学习,我不愿错过机会。

他说:“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

我说:“那你就改天来。下星期内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请便。”

他说:“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没有时间。”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电话,骂一句:“你他妈的!”

真够矫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电影。原以为只放一部影片,却放了两部。

五天后,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号信,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小梁,有人写信告你。”

我吃一惊,暗想我没作什么违法犯科的事呀?也没搞过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谁告我什么呢?因问:“张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说:“没错,告的就是你梁晓声,你看看这封信。”

我接过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编者写来的,历数我的罪状。不算洋洋万言的一封信,起码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发冲冠”了,就要将那封信撕个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夺过信去,说:“别发火,讲讲,怎么回事?”

我强按怒火,将事情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正述说时,当时的一位厂党委负责人也找到了编辑部,由主任陪着,将编辑们召集一起,询问近期处理稿件中,谁可有什么渎职行为?

众编辑回答:绝无。

这位厂党委负责人说:肯定有。

原来,他刚参加过一个会。一位负责同志在会上点了北影,说:“你们北影要热情对待业余作者嘛,不要将业余作者拒之门外嘛,不要像‘四人帮’时期一样,搞得像个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嘛!”

众编辑听了,面面相觑,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只有我心中明白。

因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写道:“我一无靠山,二无‘后门’(噫!与辛欣语同出一辙),全凭一片关心中国电影事业的热忱,写了这个电影剧本,竟受到种种刁难,被拒于北影大门之外。你们对一位业余作者是什么态度?!你们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又如何能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得以繁荣?!……”他的话同那位负责同志的话何其相似乃尔?

“拒之门外”——确属事实。

他下午来时,门卫没放他进厂。告诉他下午编导部门正进行艺术观摩研讨,请他改日再来。

故他信中还写到:“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于北影门外近一小时才离去。回家后感冒了,发烧三十九度。我的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实,不得而知。

我对大家说:“负责同志对北影的批评,并非‘莫须有’,肯定是因我而发的。”

政治部主任也说:“肯定是。”

于是当即,我、政治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厂党委领导,一齐走到二楼小会议室,研究如何妥善对待来自上面的尖锐批评。

厂长同志很重视这件事,也参加研究。

那位厂党委领导说:“我看就让小梁写份检讨,由厂党委转给上级。”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检讨!我没什么可检讨的,要检讨你们自己检讨!”

编辑部主任说:“让小梁检讨,莫如让我检讨。”副主任问:“检讨什么?我作为编辑部副主任,亲自到一个并不成熟的剧本的改编者家中,认认真真地谈过意见,还要我们怎么样?”

政治部主任说:“我认为有的同志因为这件事而对北影作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

厂长最后说:“不必检讨,谁也不必检讨。要是这也值得检讨的话,莫如我检讨了!因为我是厂长嘛!”转脸看着我,又说,“小梁,我要求你给领导同志写封信解释一下,你不觉得过分吧?解释,而不是检讨。”

我说:“这可以。”

回到办公室,铺开信纸,就慾写。忽而想到,并没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我对他解释得着吗?决定不给那位负责人写信,而给他的儿子写信。

握着笔,我想到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农村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某日来到编辑部,由我接待。他随身带来三个电影剧本,请求我在两天内看完,并当面向他谈意见。我问他为何给我的时间这样短?他说他是自费来京的,专程送稿。不得花钱住宿,在火车站过夜。问何以不寄来?说·希·望·当·面听到意见。问年终“分红”多少?说一百余元。问岂不是路费就用去了一半么?说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时我已分到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第二天,就集中时间和精力将三个剧本全部看完。那三个剧本实在不值得谈什么意见,但唯恐刺伤那农村青年的自尊心,与之委婉地谈了一个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纠缠在传达室,要求与编辑当面谈构思。传达室为难,组长也为难。传达室说,编辑部若无人出面,便只好找保卫科了。我便自告奋勇,前去进行安抚。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颇善安抚精神病人。

走入传达室,但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男子,像待审的犯人似的,双腿紧紧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那么规矩。规矩得可怜。他留中分头,一张瘦脸刮得干净。穿件新蓝干部服,连领钩也扣着。虽旧却熨出裤线的灰裤子。一双黄色塑料凉鞋,赤脚。表情安静。

瞧他那样,并不像精神病人。

可传达室内除了他再无别人。

我问传达师傅:“精神病在哪儿?”

传达师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转身诧异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缓缓站起,文质彬彬地说:“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来送剧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说:“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误会了。我是编辑室的编辑,你带来的剧本可以交给我啊。”

他打量着我说:“我看你不是编辑。”

我问:“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看你像保卫股的。”

我说:“你错了。”掏出工作证递给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还给我,从一个黄色的学生书包中掏出剧本,双手捧着,郑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仿佛将千金至诚相托。

我接过剧本,问:“你的姓名。”

他从传达室的长椅下拖出一个口大底小的白铁桶,自内取出一卷红绸,默默展开来——红稠上,梅花篆体赫然醒目地写着四个毛笔字——齐天大圣。

我惑然。

他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问:“你住哪儿啊?”

他指桶——桶内一条毯子,说:“盖天铺地”。那时他脸上才显出一种怪异的笑。

我说:“外边在下雨啊,盖天铺地哪成?”

他说:“行者苦中求乐。”

我便断定,他是属于那类主观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儿明白,一忽儿糊涂。这会儿是糊涂了。

传达师傅便上前替我“解围”道:“你是‘齐天大圣’,这里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宫,剧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当成疯子?”

我赶紧说:“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转对传达师傅说:“让我带他入厂,我要和他谈谈。”传达师傅愕然地问我:“带他到办公室?”

我说:“带他到我宿舍。”

传达师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声说:“小梁,你何必?”我说:“不会发生什么事的。”见他还不放心,又说,“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带“齐天大圣”到我宿舍,待之为客,与之攀谈。他糊涂劲过了,又明白起来,谈吐很是文雅。

攀谈中,我知他是北大毕业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劳改六年。现虽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单位却不要求他上班。无所事事,便写电影剧本。

我心中对他充满了同情。

当晚,留宿我处。

第二天,送至火车站,替他买了回河北的火车票。送入站内,又送至车上,与乘务员特别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车开走才返……

想起这两件事,我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尤其对业余作者,从未劣待过,即使对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写道:“你的父亲是高级干部,你的靠山可谓固矣。你的剧本由各级负责人推荐,你的‘后门’可谓大矣。像大作这种水平的剧本,北影厂每年收到数千份。我厂委派了一位编辑副主任和我这位编辑加以扶植,对你可谓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岁人,感冒发烧,区区小病,你的父母便‘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娇贵忒宝贝你了吧?老实讲,按一般稿件处理,你只能得到一张退稿笺罢了,而且将在三个月后……”

写完,装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产生什么顾虑,立刻寄走。

之后,静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个什么“剧本委员会”,在部长同志直接领导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给“剧本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该剧本系某负责人之子改编,且有文化部及电影局领导同志肯定之评语。我厂拍摄任务已满,现寄你们,你们指示其他兄弟厂拍摄,似更加顺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剧本之内,一并寄走。

仅仅五六日后,“完璧归赵”。剧本被“剧本委员会”退回,附函曰:“该剧本既然已经你们扶植,你们还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见。”

碰上了和我一样不具慧眼,也无伯乐精神的编辑!走投无路,不再犹豫,不再顾虑,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来当这个剧本的责编,还真是选对了人。我自以为“不辱使命”。

我想,权力之与文学艺术,恰如铁树之与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难活。偏若移花接木,何类“狗扯羊皮”?

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他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的,岂非授柄于人,传诟于世么?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

动辄:“这个电影剧本某某领导同志看过,给予肯定了!”“这个电视剧本某某领导同志非常欣赏。”

“这篇小说某某领导希望发表并配合评论。”

文学艺术的圈子里,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领导“看过了”,“给予肯定”了又怎样?某某领导“非常欣赏”又怎样?

某某领导的“希望”便一定要“照办”么?

某某领导究竟是“领导”,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

你是市长,我是公民,公民该尽哪些公民义务,我听你的。

我是编辑,你是市长,市长写电影剧本,或写小说,写诗,写话剧什么的,对不起,你听我的。

这才对劲。

否则,大不对劲。

这叫“社会分工不同”,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原则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各新闻和文艺单位派代表列席参加。

我作为北影厂代表,参加了华南大组学习讨论。

会议最初几天,讨论内容是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发言踊跃热烈。

“工农兵学员”——这建国三十年来“高教”大树上结下的“异果”,令每一位代表当时都难以为它说半句好话。而每一位发言者,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命题开始,最终都归结到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评价问题——它处于被缺席审判的地位。如果当时有另外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场的话,他或她也许会逃走,再没有勇气进入会议室。

我有意在每次开会前先于别人进入会议室,坐在了更准确说是隐蔽在一排长沙发后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我负有向编辑部传达会议情况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须记录代表们的发言。

我是多么后悔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啊!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加会议。

第三天下午,还有半个钟点散会,讨论气氛沉闷了。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发过两次言了。

主持讨论者时间观念很强,不想提前宣布散会,也不想让半个钟点在沉闷中流逝。他用目光扫视着大家,企图鼓励什么人作短暂发言。

他的目光扫视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时偶然抬起了头。于是我品质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间笼罩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怜的角色。

“你怎么不发言啊?也谈谈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数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纷纷向我投来猜测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转过身瞧着我,分明都没想到沙发后还隐藏着我这么个人。

我讷讷地说:“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这么说了。

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讨论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当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说的第一句话,当着华南大组全体代表说的第一句话。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纽扣是一颗钻石,并慾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

我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我说,某某著名电影导演曾是我的老师。

我说,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

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

散会后,许多人对我点头微笑。“·文·革”·前的毕业生,无论毕业于文、理、工学院,还是毕业于什么艺术院校,代表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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