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闻见录》

第08节

作者:梁晓声

榆树上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肉虫,我们北方人叫它“贴树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沟两侧尽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贴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肤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虽去,则皮肤红肿,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肿止疼。这一点类同水蛭,样子却比水蛭更令人讨厌。而且它还会变色,在榆树上为黑色,在杨树上为白色,在槐树上为绿色。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先是贴“官”。

“某某局长啊?我认识!”

“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哥儿们!”

“某某领导啊?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

此真“贴”者。

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也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故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

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极尽阿谀奉承,钻营谄媚,讨好卖乖之能事么?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诘之却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继而“贴”港客。港客本也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同胞。相“贴”何太急?盖因港客在“贴”者们眼中都挺有钱。有钱,现今便仿佛属“高等华人”

一类了。其实,他们除了比一般大陆人有些许钱,究竟“高”在哪儿呢?就钱而论,香港也绝非金银遍地,香港人也绝非个个都腰缠万贯。“港客”中冒牌的“经理”、伪装的“富翁”,心怀叵测到大陆来行诈的骗子,近几年仅披露报端的还少吗?

然而“贴”者们为了捞到点好处,明知对方是骗子,也还是要不顾一切地“贴”将上去的。骗子身上揩油水,更能显示其“贴”技之高超。

“贴”港客,比“贴”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实惠。小则打火机、丝袜、化妆品、假首饰什么的,大则录音机、照相机、彩电、录像机等等。只要替他们在大陆效了劳,论功行赏,是不难得到的。港客还似乎比某某领导某某干部们大方。你要从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家拎走一台录音机?休想!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习惯了收受而不习惯给予的。“贴”领导干部者,实“贴”权势二字也。古今中外,权势都并非可以白让人走“贴”的。得“上税”。以靠攀附上了某种权势而办成一般人们办不成的事的,统计一下,不付出什么的有几个?“贴”港客者。实“贴”钱“贴”物也。钱亦物,物亦钱,都是手可触眼可见的东西,“贴”到了,实实在在。

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

一等的正派地办事业和正派地经商。

二等的就难免投机牟利。

三等者流,行诈行骗,不择手段,要从大陆揣两兜钱回去吃喝玩乐罢了。

某一时期大陆上穿港服者,留港发者,港腔港调者,港模港样者,“贴”港客者,假充港客者,着实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热闹了一阵子。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愈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得无耻一点。恰如馒头也罢,叉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饭店去访人,见一脂粉气十足的妖丽女郎,挽着一位矮而胖的五十余岁的丑陋港客,在前厅趋来复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头,又足蹬一双特高的高跟鞋,犹如携着一个患肥胖症的孩子,实在令人“惨不忍睹”。那女郎还傲气凌人,脖子抻得像长颈鹿,“富强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鹅黄色来。仿佛被她挽着的是拿破仑。真让你觉得大陆人的脸,被这等男女“贴”者们丢尽了。

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饭店与我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女儿吃饭,邻桌有二港仔,与几个大陆“摩登”女郎举杯调笑,做派放肆。

其中一个港仔,吐着烟圈,悠悠地说:“我每分钟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钱啦!”炫耀其有几个臭钱。

那几个女“贴”者便口中啧啧有声,表示无限崇拜,一个个眼角荡出风騒来。

另一个港仔,不时地朝我们的桌上睃视。终于凑过来,没事找事地与我对火。然后盯着我的女伴,搭讪道:“小姐,可以敬您一杯酒?”

她红了脸,正色道:“为什么?”

“因为您实实在在是太美丽了呀!我来到北京许多天啦,没见过您这么美丽的姑娘呀!”那种港腔港调,那种涎皮赖脸的样子,使我慾将菜盘子扣他脸上。

我冷冷地说:“谢谢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对方一怔,旋即说:“真羡慕死你了,有这么美丽的一位妻子哟,一看就知道她是位电影演员啦!”

我的女伴的脸,早已羞红得胜似桃花。她的确是位美丽的姑娘,那几个女“贴”者与之相比愈加显得俗不可耐。“你的眼力不错。”我冷冷地说,决定今天扫扫这两个港仔的兴。

“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呢,我们是……”他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

名片我也有。二百张。印制精美。我们编辑部为了工作需要,给每个同志印的。也是喷香的。

我用手指轻轻一弹,将那张名片弹到地上,说:“你们可不配与我交朋友。”

他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衣服,旧而且土,问:“您是什么人物哇?”口气中含着蔑视。

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

一位服务员小伙子来撤菜盘,我问:“看过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么?”

那几天正连续播放。

回答看过。

我说:“我就是原作者。”

小伙子笑了,说:“能认识你太高兴了,我也喜欢文学,就是写不好,以后可以去打扰你吗?”

我说:“当然可以。”就从记事本上扯下一页,写了我的住址给他。

那港仔讷讷地不知再罗嗦什么话好,识趣地退回到他们的桌旁去了。

那一伙俗男荡女停止了调笑,用各种目光注视着我们。我的女伴低声说:“咱们走吧。”

我说:“不。饭还没吃完呢!你听着,我出一上联,看你能不能对——男‘贴’者,女‘贴’者,男女‘贴’者‘贴’男女。”

她毫无准备,低下头去。

我又说:“听下联——红苍蝇,绿苍蝇,红绿苍蝇找苍蝇!”说罢,站了起来。

她也立刻站起。

我低声说:“挽着我的手臂,咱们走。”

她便顺从地挽着我的手臂,与我一块儿走了出去。走到马路上,走了许久,我一句话未说。

她慾抽回手臂,然而我紧紧握着她的手。

她不安地问:“你怎么了?”

我这才说:“听着,你知我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你就要调到广州去工作了,那里这类港客也许更多,那类女孩子们也许更多,如果你变得像她们一样分文不值,一样下贱,你从此就别再见我了。见了我,我也会不认识你!”她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低声说:“你看我是那种女孩子么?”

我知她绝不会变成像她们那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么?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罢!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的司机向人询问到东单如何行驶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耻地说:“给我两元钱告诉你,否则不告诉。”

司机又去问一个小贩,小贩说:“先买我一条裤衩我再告诉你。”

司机长叹,自言自语:“唉,这还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车,带儿子到北太平庄商场去买东西。儿子要吃雪糕,尽数兜中零钱,买了四支。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

她却问:“还买几支?”

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啦。”

她说:“没零钱。”将一元钱还我,不再理我。我说:“我可是刚刚从你这儿买了四支啊!”

她只作没听见,看也不看我一眼。

倒是看自行车那老人,怪通情达理,说:“算啦,走吧,走吧。”又摇首道:“这年头,人都变成‘钱串子’了……”所幸并非人人都变成了“钱串子”。否则,吾国吾民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会光景也实实在在并不美好。

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

门户开放,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贴”者们又大显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贴”外国人。

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

我看也就到此了。

因为“火星人”三年五载内不会驾着飞碟什么的到中国来。据说“火星人”类似怪物——果而有的话,不论技巧多么高超的男女“贴”者,见之也必尖叫惊走。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

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

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甘心永远沦为二等,用俗话说:“骑着马找马。”有一次沃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如今在外国人面前怎么变得这么下贱了啊?和外国人认识没三天,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请求,想摆脱,却纠缠住你不放……”

我虎起脸,正色道:“请你别在我家里侮辱中国人!”

他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悦而辞。其后旷日不至,我以为我把他得罪了。他终于还是来了,并诚恳地因那番说过的话向我道歉。

其实沃克的话,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是算不得什么侮辱的。他不过说出了一种“下贱”的现象。

“贴”外国人者,已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物,还为了出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们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实乃可敬。

有时不免胡思乱想,倘哪一个外国阔佬,别出心裁,在天安门广场大摆案条,置种种外国货于案上,大呼:“嗨,你们中国人来随便拿吧!”会不会有千人万众,蜂拥而抢,挤翻案条,打破脑袋呢?

沃克常到我家来,而且次次开着小汽车来,就引起一些人对我的格外注意。

于是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帮忙换点外汇券?”我总是干干脆脆地回答两个字:“不能。”

便被某些人认为太“独”,连点“方便”也不给予则个。我自己也不走这个“方便”之门。

那时我的家里还没有录音机,没有电冰箱,没有彩电,只有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比较而言,电冰箱对我们的生活,比录音机重要得多。北京的夏季太热了,剩饭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坏。电冰箱简直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电冰箱又脱销,实在不易买到。但“友谊商店”却是有卖的。可我无一张外汇券。

妻不免经常对我说:“你就开口求沃克一次吧!咱们就求他一次还不行么?凭你和沃克的友谊,求他用外汇券替咱们买一台电冰箱,难道他还会拒绝呀?咱们给他人民币……”连老父亲也说:“我看沃克会帮这个忙的,你开一次口,求求看。”

我想,只要我开口请求,沃克是肯定会答应的。

我向自己发誓,绝不对沃克提出这样的请求,以及类似的请求。

因为有一天,晚饭后,喝茶时,沃克望着我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忽然说:“我第一次到你们家,小梁爽还不会单独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经会叫我‘沃克叔叔’了,可我连一具玩具还没送给他过。”面有愧色。

妻说:“他的玩具可不少啦!”

沃克说:“我下次来,一定送给他一件玩具。”我说:“你何必这么认真呢。”

沃克看我一眼,说:“晓声,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我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愿在你我的友谊之中,掺入任何一点杂质。”

从那天以后,我牢牢记住了沃克的话——“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我不甚知道沃克——一位年轻的瑞典博士——在中国结识了多少中国人,也不甚知道这些中国人曾向他提出过怎样的请求。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政府官员”们是不少的。而我,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在全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如果你我不是复旦同窗,你我就根本不会结识。因为以你的性格,你不太可能进入我所结识的那些中国人的社会圈子。”——这是他对我说的话。

我相信他的话。

“我很尊敬你们中国的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们,他们谦虚,普遍事业心强,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对于他们提出的请求,我从来都尽力而为。他们提出的请求,很少涉及个人物质方面,都仅限于事业方面。我能帮助他们做某些事,心里常常感到很高兴。他们的事业,代表着中国的某些事业。事业与个人利益,文化科学知识与物质,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请求,区别了我所结识的两类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

他的这些话,使我为某些中国人自豪亦为某些中国人悲哀。

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在你结识的中国人中,有请求你帮助他们买电冰箱的吗?”

他说:“岂止是买电冰箱啊!”

他告诉我,有一位什么什么局长,通过什么什么关系认识了他,然后便多次主动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把自己的两位女儿介绍给他。再后来通过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这位年轻的瑞典博士成为那局长“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无论我爱上哪一个都可以。‘两个之中任你挑’——他们的原话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沃克那张英俊的,王子气质的脸上,呈现出极其鄙夷的表情。

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是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作你的妻子吗?”

沃克愤愤地说:“可我是要在中国自己寻找,而不是要别人向我兜售!”

我说:“你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啊!”

沃克说:“我当然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那两个姑娘之中,我一个也爱不上!并劝他们死了这条心!我觉得他们是在侮辱我,可你猜他们继而又向我提出什么样的请求?”

我说:“猜不到。”

沃克说:“你认真猜猜。”

我想了一会儿,摇头。

沃克说:“他们请求我,将别的外国人介绍给那位局长的两个女儿!我问他们,中国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替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们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长一级的干部多的是。而且我这位局长快退休了,女儿们没什么大本事,找个外国人做丈夫,将来可以到国外去,幸福有个依靠。’你们某些中国人替自己女儿考虑的所谓的幸福,竟是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

他感到又失口了,连忙看着我说:“请原谅。”我说:“你问得有道理。”也许我的表情过于严肃,沃克的表情也郑重起来。

他思考片刻,低声道:“我今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当面轻蔑他们不过分吧?”

我说:“随你。”

妻接着我的话说;“沃克,别听他的!他是存心想当现行反革命,我今年才三十二岁,对这类事连听也不听。我可不想当现行反革命家属!”

我说:“如果我说这番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他妈的中国算是没救了!”

妻用恳求的目光瞪着我,我不忍再增加她心中的不安,便换了个话题。

但接下来的交谈却显得非常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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