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猾是一种冒险》

第三章

作者:梁晓声

蜂儿酿蜜,燕子衔泥,走兽奔徙,乃因对它们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却为什么常煞费苦心地做铺张浪费又并不见得多么重要的事呢?人啊,我们为什么在此点上低于着它们?……

如今穿布衣的知识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人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少了。因为有了的确凉、的卡、混纺,其它什么什么的。共产党如果成了布衣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产党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党,那则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产生别的一番滋味了!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积淀和种种历史渊源所至,一向是崇两极力的。而封建王权便是以这种崇尚为其社会基础的。这是我们民族愚昧的一面。人类不庞受王权的统治,而只庞受知识的统治。这叫人类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似乎有一般崇尚知识的风气良好的开端,但很快又被对金钱的崇拜所涤荡了。

金钱,这个讨人喜爱的怪物,吞噬着某些中国人的灵魂,吞噬着某些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

不是说“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吗?应该是先使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富起来才对啊!倘若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们,都利用职权,着急忙慌地,争先恐后地先使自己富起来,还算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一切财富,巨细无遗,都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任何侵吞、挥霍、浪费人民财产的行为,都不庞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的行为,都是丑行,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这样。如今人民对党也只有希望而已。希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不变;希望党风彻底好转;希望党内有几位“包龙图”,铲除邪恶,辅佐“朝纲”;希望改革之举成绩更大,弯路更少。

而最大的希望则是——党内损公肥己、以权谋私者们不再继续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们,又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人民已将权力交给了他们,就像李尔王将王杖交给了对自己始而恭顺继而飞扬跋扈的女儿女婿们一样。

老百姓有句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也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义最厚道的老百姓。他们很通情达理。江山是老共产党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们有资格伸手向人民要好处。人民绘,而且人民已经给了。包括他们的子孙辈们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像拿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去拿,去捞种种特殊的好处,人民也能宽宏地沉默着。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仁义太厚道了。但是中国很穷啊!中国者百姓的生活普遍还很穷啊!要达到小康,还得努力奋斗不止啊!人民给不了那么多,人民负担不起。什么事情都得慢慢儿来,也得容人民慢慢儿给。别捞得太急。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还是只有希望而已。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仁义更厚道呢?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善于忍耐,更善于在忍耐之中仍怀抱着不源的希望呢?以权谋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来,全不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是应该感到羞愧的。

如今,一个中国人能称一位外国人为自己的朋友。倘若边外国人又是来自所谓西方世界,诸如瑞典这样一个“富庶国家”,并且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那么仿佛便是某些中国人的不寻常的荣耀了。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面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

先是贴“官”。

“某某局长啊?我认识!”“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是哥儿们!”

“某某领导网?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

此真“贴”者。

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却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做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

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甚而秘书,极尽阿澳奉承,钻营献媚,讨好卖乖之能事吗?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谐之却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之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越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是无耻一族。恰如馒头也罢,火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

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吗?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多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

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队、瑞典人……

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

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首心永远沦为三等,有俗话说:“骑着马找马”。

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队歌长大的。红领巾是我们的骄傲。少先队队礼表达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祟高敬意。少先队队鼓使人们的童心激动无比。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幼年,童年乃至育少年时期不知巧克力为何物。五十个人的玩具加在一起也没有儿子的玩具多。一件新衣服会使我们欢欣雀跃。新衣服是爸爸或者妈妈买的,可我们都普遍地认为最应该感激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衣服。时代一次次地在我们的心头脑中打上这种“胎记”。它推恐我们忘却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生存下去的意义只有一个——知思图报——这真可恶!新衣服是爸爸妈妈用李苦劳动所得的低徽工资为我们买的!我们只应感激爸爸妈妈!

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悲剧在于我们追求一种“革命思想”的热情,超过我们追求文化知识的热情。而任何“革命思想”如果汲有文化知识作为奠基石,与宗教教义相差无几。我们懂得这一点,社会也横得这一点。我们所接受仍“革命思想”的全部内涵。其实只用两旬因九就足以概括——热爱吧!感激吧!在中学政治课堂上,我们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结论——领袖即党。

于是,我们的热爱之情,感激之情,集于一人一身。明白又明确。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的热爱、敬仰、崇拜、服从便达到了“无限”的“顶点”。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热,整整一代人的迷乱。而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乱与狂热,对于社会来说。是闻风、是火、是大潮、是一泻千里的狂澜、是冲决一切的力量!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累了。当我们感到累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严峻地思考。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长大成人。

我们不再是历史的奴仆。我们拿历史来作我们的跟睛。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作中国这一段历史的终结。它将不仅仅是用文字写在种种历史的或政治的教科书上。它是用我们昨天的和明天的社会行为写在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上。

人类有一种不良的心理,我们叫它作“报复”。历史有一种无情的规律,被历史学家们解释为“逆转”,被哲学家们解释为“走向反面”,被迷信者们解释为“轮回”。

迷信的瓦解是神抵的悲剧。权威的沦丧是伟人的不幸。“一句顶一万旬”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对金钱的贪婪却也必定迷乱一个民族的心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反恩,但物质文明并非就是与精神文明天生连体的双胞胎。所以我最反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种报纸上,宣扬“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观念。

时间是历史,是生命,是无尽的永远接续的成功与失败的记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时间意昧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而后者存在的真正意义绝不是用金钱覆盖地球。

我认为爱情靠的是机遇,靠的是命运。

选择带有物质属性的东西便要讲求质量。只有漂亮的脸蛋和美好的身材那不过是“包装美”,算不上十分优秀。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就我所知的几例,不过是“输出”的“花瓶”而已。物质属性为主的东西。

我在想:金钱、金钱、金钱,它使多少中国姑娘,包括少女,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廉价地奉献给了某些外国人啊!或者一次性的“拍卖”,或者“零售”。她们在这种交易中显得那么匆匆忙忙,那么迫不及待,仿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们简直有点:“不借血本大牺牲”。在这种交易中,她们的青春和美貌是秤砣。爱情,如果有的话,不过是秤星。为了金钱,舞蹈演员嫁给浑身铜臭的鄙俗港商。为了金钱,电影明星甘作外国佬的“厨房夫人”。也许是一百比一,出了个小虹。像外国人玩弄中国姑娘一样,玩弄了一个外国人!是一报还一报吗?不过它落在我的外国朋友申·麦克头上,有欠公允,也不仁义。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给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讲点有关文学的什么。本不愿去,到中央党校,我算个什么人物嘛?配去讲吗?但那诚意实很难却。断然拒绝,又未免显得过于“高傲”。拖了几次,终拖不过,便去了。便讲了结果就生出是非来。有人写信至某中央领导同志,说是梁晓声大谈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永远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查这个梁晓声平时表现如何?查查是谁“请”他到党校去的?果有其事,要严肃处理。于是就有调查人员到中央党校去调查。

安有其事?!

我们的党毕竟正在恢复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结果——“梁晓声的讲话基本上还是进步的”。一个非党作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上”是“进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谁敢说自己的话句句都正确无比?

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保护了我。

被诅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会做到底。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径不足一米的圆饭桌上写完的。

《雪城》下部近六十万字,则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气片上写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气片,挺厚。幸而挺厚,垫块宽一尺半,长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亲在北京住时,从废料堆上捡的——便是我的“专桌”。

那时我已不能在圆饭桌上写作——写作时,它的边缘拾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长,我患了一种不多见的职业病,叫作什么“上胶静脉曲张”。持笔两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来。并且手指发麻,进而胀疼……

虽闭门索居,我仍本能地以小说家的特殊敏感,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浮躁而痛苦的进程。

城市在改革中体验着思考着优患着亢奋着焦躁着踌躇着碟蹬着喜悦着烦恼着痛苦着忍耐着失败着鼓舞着天折着诞生着……

《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这段长句,是我对当代中国之城市的感受。这感受使我日元宁刻。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中国,仿佛要在一九人六年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憋出点什么名堂……”——乃是我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才确定不变的。

我对自己确定这样的尾句满意。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在中国,必将以葬送下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寄托意识为代价。并且,对于这一代价,在下半个世纪,中国是要付出高利贷的。下一代农民将不会再依恋土地,而越来越憎恶它。所谓种粮大户,可能在心理上也并不依恋土地。他们的选挥也许正是为了他们的子孙最终离弃土地。好比精心饲养一口猪,最终是为了卖掉它或宰了它。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根本问题将更是农民问题,不是怎样种地的问题,而是谁还种地的问题。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这是理想。中国有八亿多农民——这是现实。理想在现实面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第三章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狡猾是一种冒险》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